农民工变“香饽饽”企业想尽招数留人
2018-07-19 14:20:04 来源:新华网 作者:彭文卓 浏览46次
已经年过五旬的农民工老张是重庆奉节人，30多年来，他干过的大大小小的工地不下50个，一直从事建筑物外墙粉刷工作，尝遍了酸甜苦辣。近几年，随着大儿子毕业参加工作，小儿子读了大学，老张就带上自己的爱人，一同外出打工。
“我本来是不想让她跟我一起出去吃苦的，但现在我们在外面很抢手，工资也很高，基本不会遇到乱七八糟的事。”老张告诉记者。
农民工曾经被留守农民称为“在家吃不饱饭才出去混的穷人”，更是大多数人眼中的弱势群体。然而如今，不论是在城里还是家乡，农民工都成了被争抢的“香饽饽”，各方都在想方设法留住他们。
老张透露，早年在外打工收入不太高，只够两个儿子读书，最近几年，工资上涨不少，活多的时候，夫妻两人月收入能有上万元。“前年大儿子在重庆买房，我给他付了十几万元首付，现在要攒钱给小儿子买套房。”
另一位常年跟随央企干活的农民工老陈也告诉记者，农民工今非昔比，“以前，工地上一些小领导很看不起我们，到了结工资的时候，总是一拖再拖，但现在，项目上的领导却担心我们不干了。”
老陈称，因为他在这个单位干活时间比较长，很快能和新来的劳务班组的农民工打成一片，若他不干了，要找下家很容易，并且说不准还能带走一大票人。
在记者的走访过程中，多位农民工坦言，现在工地上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用人单位对他们也很关心，想方设法留住他们。而关于老生常谈的工资问题，他们则表示，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基本上不存在拖欠工资的现象。
农民工在工地上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已经和用工方对调了。“重庆市人社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农民工在大多数人心里属于弱势一方，客观来说，以前农民工的确受过诸多委屈，但这都已经是过去时了。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又有国家政策的倾斜和保障，解决了这个群体的工资、尊严等问题，在一些施工现场，农民工显得比用工单位还要强势。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这句话用在农民工身上也不为过。”重庆一劳务公司负责人徐鹏向记者倾诉，现在大多数劳务公司、建筑单位等对体力有要求的企业招工很难，年轻人嫌活脏、累，老一批工人年龄越来越大，要招到干活踏实的工人难度不小，“不少农民工也看准了企业难找‘新人’，所以，时不时跟企业谈条件、提要求”。
据徐鹏介绍，他们公司常年和某央企合作，为其提供劳务工人，但前一段时间，在工地上的劳务工人与项目的负责人发生了纠纷，此后处理的结果没能让工人满意，这些工人便“撂挑子”，最终致使该项目总体进度被扰乱，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作为劳务提供方，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对公司的影响不小。”
经走访，记者发现，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若纠纷没有存在原则性的问题，企业内部或上级部门大多将“板子”打在企业或者项目方的身上，而对于农民工一方则是采取将“板子”举高，然后轻轻落下的方式，目的就是保证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
此外，多位施工项目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因为一个项目的施工时间有限，待工程结束后，又要转战下一个项目，其间工人的流失问题让很多用工企业头疼。为了留住农民工，企业想尽了各种“招数”，其中有“高招”，也有“损招”。
在五花八门的留人手段中，最被农民工排斥的是“压工资”，据江北区一劳务公司的老板程先生透露，虽然国家三令五申要求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并要求业主方直接将工资发放给农民工，但是在春节期间，还是会存在工人工资不能完全结算清的情况，也就是存在“压工资”的情况。
“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一个项目还没有完工，而春节之后，很多农民工不会再回到原有工地上干活，压一小部分工资也是为了让农民工留下，但若真说透了，工人一定要走，他们的工资谁也不敢不给。”
“我是靠力气吃饭，所以，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谁也别想随便对我指手画脚。”85后农民工许友兵说，现在施工项目这么多，根本不愁没活干，他跟着一众老工人“跳槽”到现在这个工地，就是因为在前一个工地上那些“坐办公室的”不尊重他们。
采访中，记者发现工地上的农民工流动大的原因，除了项目完工之外，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农民工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某些工地针对农民工实施的相关福利、关怀措施，在农民工看来，是对他们的“同情”和“可怜”，长此以往，很多农民工只要看准了下家就会立马“跳槽”。
新时代下，农民工对尊严的重视不亚于收入水平，因此企业若能兼顾农民工的工资和尊严需求，留住他们并没有难度。中建隧道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留住工人的方式很多，但都应该围绕体现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主人翁”地位进行。
该负责人称，公司在重庆有多个重点工程项目，工程进度一点不能耽误，所以公司上下对待劳务企业和工人都格外上心，并采取了多项保障工人“主人翁”地位的措施，其中，每年都开展的“星级劳务”评选活动得到了众多工人的支持。这项活动把劳务公司对工人的态度列为重要参考，而在评选中取得优胜的劳务公司又能在项目招标中有优势，如此一来，工人们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这项措施虽然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对打造劳务公司、工人与项目的‘命运共同体’有显著的作用。”
“和谐的劳动关系，不能只靠企业单方面发力，农民工本身和相关政府部门也应该参与进来。”重庆市人社局的专家指出，企业对农民工的各项关怀措施，不能以“上帝视角”来实施，否则会伤害其自尊，最终会适得其反；而农民工本身也不能仗着‘我弱我有理’而无理取闹；政府部门和主管单位也应该加强对企业和工人的引导，使其相互体谅，不能遇到摩擦都“一棒子”打在农民工或者企业身上。（记者 黄仕强）
「延伸阅读」 农民工居住情况调查：集体宿舍政策破冰 蓝领公寓身份“合法”
快递员、保洁员、环卫工等城市运行和服务保障行业务工人员，在北京将有专门的租房产品——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又称“蓝领公寓”）。近日，北京市住建委正式发布《关于发展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的意见（试行）》。蓝领公寓将不限入住者户籍，主要审核企业情况，房源将集中趸租给用工单位，不面向个人和家庭出租。
在此之前，多人一间的蓝领公寓因极易被认定为“群租房”而少有单位涉及。如今政策出台，蓝领公寓有了“合法”身份，打工者在北京能否住得干净、安全、稳定？带着这些问题，《工人日报》记者进行了一番采访。
“来北京打工的第一件事情，是找地方住。有了住的地方，才敢出门打工。”35岁的韩明来自四川广安，是一名搬家工人。为了省钱，他一直和老乡们合租。“不过，即使有了落脚的地方，也难言舒适。”
韩明告诉记者，在北京的15年里，他住过三环的地下室、南城的城中村、五环外的平房。如今，这些租住地逐渐变得规范，他也开始面临无房可住的尴尬。
记者在调查走访时发现，在北京建筑工地务工者可以入住活动板房或临时建筑。进入工业企业的打工者，可以住在单位集体宿舍。很多灵活就业的打工者则面临着“住”的难题，这些打工者大都随工作变动，漂来漂去。
“一套房子里住十几个人是正常现象，基本上每个房间里放的都是上下铺。很多时候租住的房间连个窗户也没有，就算白天也要开着灯。”韩明说，除此之外，他更担心的是安全检查，一检查我们就要找新的住处，跟打游击一样。“
长期以来，很多蓝领和韩明一样，采用了变相群租的方式降低居住成本。快递员张师傅和几个同事合租在南四环旧宫一带，在那里一间房子一个月要2000多元，平摊下来每人只需支付400元月租即可。但他在西城区复兴门附近上班，每天要奔波20多公里上下班。“即便如此，附近的老小区租金仍在上涨，我们租住的已经算很便宜了。”张师傅说，在北京，去年1300元能租到的房子，今年已经上涨到2000元以上了。
“群租房的确安全隐患多，政府出手治理我们也能理解。”韩明说，但随着整治群租房、改造城中村等措施，城市改善面貌同时，客观上也减少了低价住房供给。“我们不得不住得越来越贵，住得越来越远。”
与“蓝领”租赁需求巨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企业并不太高的积极性。截至目前，在北京蓝领公寓市场做出规模与品牌的专业运营机构仅有安歆公寓、新起点连锁公寓、魔方公寓等，规模最大的安歆公寓，也不过五六万间的体量。
实际上，在政府部门出台集体宿舍意见之前，为了解决职工居住问题，一些企业已经在试水蓝领公寓。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四平园小区菜市场晋太南胡同9号的一栋小楼，《工人日报》记者看到了目前为数不多的“蓝领”集体宿舍，提供单位是北京市西城区环卫中心。该中心一队队长王宁介绍说：“环卫职工大多都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在我们一队的500多名作业职工中，就有300多人来自外地，他们天没亮就要开始清扫工作，如果住到五六环外，难以保证作业时间和上下班安全。”
在华天饮食公司做肉饼的周师傅也和同事住上了集体宿舍。因为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床到店里做早点，住在附近的宿舍里让他免去了路上的奔波。尽管床铺不大，但周师傅觉得，一张整洁舒适的床和良好的居住环境带给了他更多的安定感，“基本生活设施都有，出门几分钟就到店面，可以更专心地忙工作。”
但在大多数企业看来，这样的蓝领公寓建设难度颇大。“大城市寸土寸金，如何拿到地是个大问题。”记者注意到，这次北京力推的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关于用地特别明确，这些房子主要来自三种渠道：在集体建设用地上规划建设或改建；产业园区配建或将低效、闲置的厂房改建；各区结合区域规划调整需要，将闲置的商场、写字楼或酒店等改建。
“这些建筑分布很广，一旦改建成功，蓝领就可以就近租住。”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集体土地租赁房将有一部分用来做单身宿舍。而产业园区配建和对闲置厂房的改建，则更能满足园区内务工人员的住宿需求。
“蓝领公寓的品质参差不齐，一些小企业经营的蓝领公寓，等同于群租房，存在着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时时面临违规风险。”一位企业主告诉记者，蓝领公寓人口密度高，对于消防安全的要求会更高，企业需要承担的风险也更大。多人一间的蓝领公寓很容易被认定为群租房，也让不少感兴趣的企业不敢涉足。
“城市运行和服务保障行业务工人员住宿问题如今较为突出。在群租房、违建房被禁止后，需要促进职住平衡，在保证居住者生命安全与住有所居需求间达到平衡。”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萧鸣政说，通过良性的治理制度，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将能够改善供给不足的局面。
在安歆公寓CEO徐早霞看来，此前企业参与度不高，不仅仅是政策原因，从项目立项到筹建，再到后期运营管理，要求很高，不是谁想来做就能做的。“难度很大，此前也有很多家企业尝试，但做了两三家店后就做不下去了，这太需要团队的运营能力和细节管理了，可能比长租公寓的要求还要高。”
根据《意见》要求，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专门租给用工单位，用于单位职工本人住宿并进行集中管理的租赁房屋，不面向个人和家庭出租。“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只能租给职工本人，不能老婆孩子一起住。”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解释，这一要求也是考虑到集体宿舍从设计上就不满足一家人居住的条件。
“这次针对集体宿舍的新规定，实现了较大突破，同时在消防安全上严格把关。” 该负责人说，考虑到舒适性等因素，北京的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并未像全国《宿舍建筑设计规范》所规定的“宜8人、最多16人”，而是要求每个居住房间的人均使用面积不应少于4平方米，且每个居住房间的居住人数不应超过8人。一同发布的《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建筑消防安全导则（试行）》，对集体宿舍的耐火等级、配置系统、安全出口、疏散楼梯等都有十分细致的要求。
“之前，蓝领公寓在改造和经营时面临很多障碍，风险和成本都很高。北京市及时出台文件，为其改建提供制度保障，使改建之路走得通、走得顺，同时全面纳入规范化轨道，使这类产品的房屋安全、消防安全以及运营管理的规范性更有保障，让租客的权益也更有保障。” 魔方公寓华北分公司总经理桑旭家说。
“我本来是不想让她跟我一起出去吃苦的，但现在我们在外面很抢手，工资也很高，基本不会遇到乱七八糟的事。”老张告诉记者。
农民工曾经被留守农民称为“在家吃不饱饭才出去混的穷人”，更是大多数人眼中的弱势群体。然而如今，不论是在城里还是家乡，农民工都成了被争抢的“香饽饽”，各方都在想方设法留住他们。
老张透露，早年在外打工收入不太高，只够两个儿子读书，最近几年，工资上涨不少，活多的时候，夫妻两人月收入能有上万元。“前年大儿子在重庆买房，我给他付了十几万元首付，现在要攒钱给小儿子买套房。”
另一位常年跟随央企干活的农民工老陈也告诉记者，农民工今非昔比，“以前，工地上一些小领导很看不起我们，到了结工资的时候，总是一拖再拖，但现在，项目上的领导却担心我们不干了。”
老陈称，因为他在这个单位干活时间比较长，很快能和新来的劳务班组的农民工打成一片，若他不干了，要找下家很容易，并且说不准还能带走一大票人。
在记者的走访过程中，多位农民工坦言，现在工地上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用人单位对他们也很关心，想方设法留住他们。而关于老生常谈的工资问题，他们则表示，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基本上不存在拖欠工资的现象。
农民工在工地上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已经和用工方对调了。“重庆市人社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农民工在大多数人心里属于弱势一方，客观来说，以前农民工的确受过诸多委屈，但这都已经是过去时了。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又有国家政策的倾斜和保障，解决了这个群体的工资、尊严等问题，在一些施工现场，农民工显得比用工单位还要强势。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这句话用在农民工身上也不为过。”重庆一劳务公司负责人徐鹏向记者倾诉，现在大多数劳务公司、建筑单位等对体力有要求的企业招工很难，年轻人嫌活脏、累，老一批工人年龄越来越大，要招到干活踏实的工人难度不小，“不少农民工也看准了企业难找‘新人’，所以，时不时跟企业谈条件、提要求”。
据徐鹏介绍，他们公司常年和某央企合作，为其提供劳务工人，但前一段时间，在工地上的劳务工人与项目的负责人发生了纠纷，此后处理的结果没能让工人满意，这些工人便“撂挑子”，最终致使该项目总体进度被扰乱，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作为劳务提供方，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对公司的影响不小。”
经走访，记者发现，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若纠纷没有存在原则性的问题，企业内部或上级部门大多将“板子”打在企业或者项目方的身上，而对于农民工一方则是采取将“板子”举高，然后轻轻落下的方式，目的就是保证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
此外，多位施工项目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因为一个项目的施工时间有限，待工程结束后，又要转战下一个项目，其间工人的流失问题让很多用工企业头疼。为了留住农民工，企业想尽了各种“招数”，其中有“高招”，也有“损招”。
在五花八门的留人手段中，最被农民工排斥的是“压工资”，据江北区一劳务公司的老板程先生透露，虽然国家三令五申要求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并要求业主方直接将工资发放给农民工，但是在春节期间，还是会存在工人工资不能完全结算清的情况，也就是存在“压工资”的情况。
“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一个项目还没有完工，而春节之后，很多农民工不会再回到原有工地上干活，压一小部分工资也是为了让农民工留下，但若真说透了，工人一定要走，他们的工资谁也不敢不给。”
“我是靠力气吃饭，所以，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谁也别想随便对我指手画脚。”85后农民工许友兵说，现在施工项目这么多，根本不愁没活干，他跟着一众老工人“跳槽”到现在这个工地，就是因为在前一个工地上那些“坐办公室的”不尊重他们。
采访中，记者发现工地上的农民工流动大的原因，除了项目完工之外，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农民工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某些工地针对农民工实施的相关福利、关怀措施，在农民工看来，是对他们的“同情”和“可怜”，长此以往，很多农民工只要看准了下家就会立马“跳槽”。
新时代下，农民工对尊严的重视不亚于收入水平，因此企业若能兼顾农民工的工资和尊严需求，留住他们并没有难度。中建隧道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留住工人的方式很多，但都应该围绕体现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主人翁”地位进行。
该负责人称，公司在重庆有多个重点工程项目，工程进度一点不能耽误，所以公司上下对待劳务企业和工人都格外上心，并采取了多项保障工人“主人翁”地位的措施，其中，每年都开展的“星级劳务”评选活动得到了众多工人的支持。这项活动把劳务公司对工人的态度列为重要参考，而在评选中取得优胜的劳务公司又能在项目招标中有优势，如此一来，工人们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这项措施虽然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对打造劳务公司、工人与项目的‘命运共同体’有显著的作用。”
“和谐的劳动关系，不能只靠企业单方面发力，农民工本身和相关政府部门也应该参与进来。”重庆市人社局的专家指出，企业对农民工的各项关怀措施，不能以“上帝视角”来实施，否则会伤害其自尊，最终会适得其反；而农民工本身也不能仗着‘我弱我有理’而无理取闹；政府部门和主管单位也应该加强对企业和工人的引导，使其相互体谅，不能遇到摩擦都“一棒子”打在农民工或者企业身上。（记者 黄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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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多人一间的蓝领公寓因极易被认定为“群租房”而少有单位涉及。如今政策出台，蓝领公寓有了“合法”身份，打工者在北京能否住得干净、安全、稳定？带着这些问题，《工人日报》记者进行了一番采访。
“来北京打工的第一件事情，是找地方住。有了住的地方，才敢出门打工。”35岁的韩明来自四川广安，是一名搬家工人。为了省钱，他一直和老乡们合租。“不过，即使有了落脚的地方，也难言舒适。”
韩明告诉记者，在北京的15年里，他住过三环的地下室、南城的城中村、五环外的平房。如今，这些租住地逐渐变得规范，他也开始面临无房可住的尴尬。
记者在调查走访时发现，在北京建筑工地务工者可以入住活动板房或临时建筑。进入工业企业的打工者，可以住在单位集体宿舍。很多灵活就业的打工者则面临着“住”的难题，这些打工者大都随工作变动，漂来漂去。
“一套房子里住十几个人是正常现象，基本上每个房间里放的都是上下铺。很多时候租住的房间连个窗户也没有，就算白天也要开着灯。”韩明说，除此之外，他更担心的是安全检查，一检查我们就要找新的住处，跟打游击一样。“
长期以来，很多蓝领和韩明一样，采用了变相群租的方式降低居住成本。快递员张师傅和几个同事合租在南四环旧宫一带，在那里一间房子一个月要2000多元，平摊下来每人只需支付400元月租即可。但他在西城区复兴门附近上班，每天要奔波20多公里上下班。“即便如此，附近的老小区租金仍在上涨，我们租住的已经算很便宜了。”张师傅说，在北京，去年1300元能租到的房子，今年已经上涨到2000元以上了。
“群租房的确安全隐患多，政府出手治理我们也能理解。”韩明说，但随着整治群租房、改造城中村等措施，城市改善面貌同时，客观上也减少了低价住房供给。“我们不得不住得越来越贵，住得越来越远。”
与“蓝领”租赁需求巨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企业并不太高的积极性。截至目前，在北京蓝领公寓市场做出规模与品牌的专业运营机构仅有安歆公寓、新起点连锁公寓、魔方公寓等，规模最大的安歆公寓，也不过五六万间的体量。
实际上，在政府部门出台集体宿舍意见之前，为了解决职工居住问题，一些企业已经在试水蓝领公寓。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四平园小区菜市场晋太南胡同9号的一栋小楼，《工人日报》记者看到了目前为数不多的“蓝领”集体宿舍，提供单位是北京市西城区环卫中心。该中心一队队长王宁介绍说：“环卫职工大多都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在我们一队的500多名作业职工中，就有300多人来自外地，他们天没亮就要开始清扫工作，如果住到五六环外，难以保证作业时间和上下班安全。”
在华天饮食公司做肉饼的周师傅也和同事住上了集体宿舍。因为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床到店里做早点，住在附近的宿舍里让他免去了路上的奔波。尽管床铺不大，但周师傅觉得，一张整洁舒适的床和良好的居住环境带给了他更多的安定感，“基本生活设施都有，出门几分钟就到店面，可以更专心地忙工作。”
但在大多数企业看来，这样的蓝领公寓建设难度颇大。“大城市寸土寸金，如何拿到地是个大问题。”记者注意到，这次北京力推的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关于用地特别明确，这些房子主要来自三种渠道：在集体建设用地上规划建设或改建；产业园区配建或将低效、闲置的厂房改建；各区结合区域规划调整需要，将闲置的商场、写字楼或酒店等改建。
“这些建筑分布很广，一旦改建成功，蓝领就可以就近租住。”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集体土地租赁房将有一部分用来做单身宿舍。而产业园区配建和对闲置厂房的改建，则更能满足园区内务工人员的住宿需求。
“蓝领公寓的品质参差不齐，一些小企业经营的蓝领公寓，等同于群租房，存在着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时时面临违规风险。”一位企业主告诉记者，蓝领公寓人口密度高，对于消防安全的要求会更高，企业需要承担的风险也更大。多人一间的蓝领公寓很容易被认定为群租房，也让不少感兴趣的企业不敢涉足。
“城市运行和服务保障行业务工人员住宿问题如今较为突出。在群租房、违建房被禁止后，需要促进职住平衡，在保证居住者生命安全与住有所居需求间达到平衡。”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萧鸣政说，通过良性的治理制度，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将能够改善供给不足的局面。
在安歆公寓CEO徐早霞看来，此前企业参与度不高，不仅仅是政策原因，从项目立项到筹建，再到后期运营管理，要求很高，不是谁想来做就能做的。“难度很大，此前也有很多家企业尝试，但做了两三家店后就做不下去了，这太需要团队的运营能力和细节管理了，可能比长租公寓的要求还要高。”
根据《意见》要求，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专门租给用工单位，用于单位职工本人住宿并进行集中管理的租赁房屋，不面向个人和家庭出租。“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只能租给职工本人，不能老婆孩子一起住。”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解释，这一要求也是考虑到集体宿舍从设计上就不满足一家人居住的条件。
“这次针对集体宿舍的新规定，实现了较大突破，同时在消防安全上严格把关。” 该负责人说，考虑到舒适性等因素，北京的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并未像全国《宿舍建筑设计规范》所规定的“宜8人、最多16人”，而是要求每个居住房间的人均使用面积不应少于4平方米，且每个居住房间的居住人数不应超过8人。一同发布的《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建筑消防安全导则（试行）》，对集体宿舍的耐火等级、配置系统、安全出口、疏散楼梯等都有十分细致的要求。
“之前，蓝领公寓在改造和经营时面临很多障碍，风险和成本都很高。北京市及时出台文件，为其改建提供制度保障，使改建之路走得通、走得顺，同时全面纳入规范化轨道，使这类产品的房屋安全、消防安全以及运营管理的规范性更有保障，让租客的权益也更有保障。” 魔方公寓华北分公司总经理桑旭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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