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本报记者 杜海涛 嘉 宾：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郑功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 苏海南
　　辞旧迎新算算账，收入还是大伙儿最关心的事。
　　钱袋子够不够鼓？干得多能不能挣得多？低收入群体有没有受到充分关注？近段时间以来，我们连续推出收入分配专题报道，记者零距离走访城市白领、打工者、教师、企业主、农民、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社区工作者、医院合同工……从不同角度真实反映了普通百姓收入现状。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一项牵动全局的改革，需要上下各方共同思考，付出艰苦努力。百姓生活版祝读者朋友在新的一年，腰包更鼓，日子更有奔头，生活更加多彩！
　　■“两个偏低”都与经济结构有关
　　主持人：收入分配问题，大家普遍关心。您认为分配关系不合理、居民收入差距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苏海南：分配关系不合理，从表面上看是收入问题；从根子上看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当前，分配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偏低”：即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这都与经济结构有关。比如，由于投资、出口、消费比例不协调，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劳动力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已从最低时的21.6%升到40%以上，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大量一产富余劳动力被挤进二产，造成二产劳动力供过于求；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财富增长相对缓慢。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必须着眼于整个经济结构，从调整相关经济结构和深化体制改革着手，调整出口、投资、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通过变粗放型生产方式为集约型，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推动产品由低端进入中高端、压缩过剩产能等来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大力发展三产扩大就业，减轻二产人力资源市场过度竞争，强化产业工人协商工资增长的地位。这是一个庞大的复杂工程，也是一个长期工程。
　　■千方百计增“饭碗”，开辟就业新领域
　　主持人：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已成为制约普通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最大障碍。这种现状怎么改变？
　　郑功成：有效就业是增加劳动报酬的前提。要千方百计增加“饭碗”，开辟新的就业领域。当前，应当重视就业实际状况，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的就业压力。今年和去年相比，剔除特殊政策的影响，实际上就业有所下降，这是严峻的现实。政府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中应当考虑社会服务相关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旅游业和服务业以带动就业。家政公司在推动就业发展方面有积极作用，它使非正规就业正规化，保证了那些劳动者的保险和福利，值得推广。
　　苏海南：要在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基础上，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这对广大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来说，任务更紧迫。这些企业就业人口多，收入水平低；扩大消费，这个群体是重点。要积极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扭转“劳方不敢谈、不会谈，资方不愿谈、拒绝谈”的局面；对中小企业建立工资增长机制明确给予减免税优惠，形成利益引导，助其减轻经营压力。
　　目前，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一般在55%以上，而在我国，2007年这一比重已从1997年的53.4%降至39.7%.以去年GDP总量31万亿元算，如果劳动报酬占比提高10个百分点，就能多发3万多亿元工资，普通劳动者境遇会大为改善。
　　■公共财政应优先投向民生领域
　　主持人：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初次分配格局非调不可，但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因此，加快二次分配改革尤为迫切，这方面改革的着力点在哪儿？
　　郑功成：一是强化社保再分配功能。在“十二五”期间要强化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在建立以社会救助、全民医疗保障和全民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经济保障体系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应该拿出更多的钱来大力发展公共服务，加大对老年人的服务保障。今年国民经济的目标是GDP“保8”，财政收入增长8%，而投入社保的财政支出预计增长17.1%，超出1倍以上，这是前所未有的。
　　二是改革税收制度。加大所得税再分配功能，首先要调高高收入者的累进所得税率，其次要减少所得税的累进层级，并加大各层级之间的级差。目前，垄断行业不仅工资很高，住房公积金的比例也很高，企业年金也大都建立了。有的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加起来超过工资收入，很不合理。以前，高公积金和高企业年金都免征个税，这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近日，国税总局发出通知，已明确企业年金要征收个人所得税。
　　苏海南：公共财政应优先投向民生领域。在二次分配时应当从财政收入中切出一块，用于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失业保险、社会救助等标准，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等，保障低收入群体或无收入来源者的基本生活。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目前央企每年上交税费后，还有数千亿元税后利润留在了企业，难免会有一部分以补助、奖金等形式进入个人腰包，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要在继续打破垄断的同时，逐步建立制度化的国企利润上缴机制，用以弥补对中小企业减税和社保基金的支出。
　　■注重发展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
　　主持人：这轮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郑功成：我主张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薪酬体系，即：劳动者的收入要分为工资、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三个部分，最终目标是确立一个清晰、公正、定型的收入分配秩序。
　　当前，由于人们无法形成清晰稳定的预期，使得内需市场畸形发展，股市、楼市才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这是不正常的。要重视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的发展，不能仅仅关注最低工资水平。实现稳定收入预期的目标，这是关乎所有就业者的民生问题。当然，对垄断行业，要严格监管其福利支出。
　　苏海南：坚持“提低”与“控高”并举。低收入群体能否尽快增收，除了工作环境与制度因素，还与个人的技能和素质相关。比如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力度，农民工自己也得努力提升技能。一个高素质的农民工，才可能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
　　对少数企业高管等人员的偏高过高收入，应加大调控力度。目前，对央企高管薪酬已有监管办法，还要抓紧研究股份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调控措施。比如，英国规定，企业高管年终奖的50%要交纳个税。我国也应研究建立符合上市公司性质和特点的收入监管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