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吴锦屏之前，我一直在想，这位福莱(中国)国际传播咨询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北京、广州)，应该是穿着一套职业女装，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带着外交式的职业微笑，娓娓道来自己的成功故事。

    事实与想象差距甚大。记者敲门的那一刻，吴锦屏正在自己小小的办公室里，与一帮年轻的下属激烈地争论着某个项目，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够听到她的大嗓门。

    吴一身休闲着装，齐肩长发，似乎永远挂着笑容的圆脸透着一层红色。挽着袖子与记者有力地握手。她冲你微笑的时候，你会很明显地感觉到她从内向外透出的亲和。但她的下属们说，这是一个很有杀伤力的女人，很多难啃的客户，只要她出马，多半都能搞定。原因是，客户们很“害怕”吴锦屏，三下五除二就会被她征服。

    吴锦屏说，她并不想做一只“母老虎”，而是想做一个牧羊人，将中国的精英，尤其是商业界的精英们“赶”向国际舞台。让这些企业家们去为中国开创出一个“中国骄傲”的时代，这就是她的中国梦想。

    我祖籍安徽，解放战争后爸爸跟着部队去了台湾。陆军上校退伍的父亲最讲究荣誉感，带孩子就像带兵。偏偏家里四个女儿中，就数我最不争气。从小我就是传统教育体制下的“叛徒”，是老师和父母眼中的“野孩子”。在爸爸的心目中，我是个从小就会生病，长大后很“茶包”的女儿，永远不够好，是全家公认的“找麻烦的老二”。

    笃信基督的爸爸特别替我取了“儿”的小名。“”在《圣经》中的意思是“献给上帝的礼物”。在我小时候，爸爸就向上帝表达心愿：“我这个小孩，如果你要收回去，就收回去吧。”

    因此，我小时候总觉得自己是爸爸的次等女儿。这也让我从小就特别要强，有很强的荣誉感。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做个公交车的售票员。那时候台湾的公交车也和北京现在一样，非常拥挤。但是却特别的大，你可以走来走去帮别人换票。上学后，我特别羡慕当班长，觉得当班长可以对外界施加自己的影响力。再大一点，我就希望到童子军，也就是大陆所说的夏令营里当队长。我特别享受那种指挥队伍安营扎寨的感觉。

    从美国念书回到台湾后，我在一家美国公司当总经理秘书。有一次，公司请来美国小姐对其产品进行市场宣传，我负责找一家公关公司帮我们举办推广活动。由于我做事情要求比较严格，在活动现场“指手画脚”的，对方的老板觉得我指出的问题都很专业，问我想不想到他的公司做公关。就这样，我在精英公关公司开始了自己的公关生涯。

    工作的转换让我的薪水变成了原来的4成。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对不需要创意的秘书工作已感到无聊，而公关的百变风貌对我相当具有吸引力。当时我就想，自己30岁不到，为何不放手一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转行是个绝佳的时点，让我抓住机会和台湾的公关业一起成长。

    在台湾做了多年公关后，我发现一个现象：十几年来，中国人在外国人眼中的地位提升了很多，但是更多的在外企工作的中国人依然充当着配角。于是，2002年，我来到大陆工作，加盟福莱公关。

    小时候几个小小的梦想，其实都是在我的荣誉感驱使下形成的，父亲强烈的军人荣誉感确实遗传给我了。直到现在，每次我看到奥运会鸟巢场馆和CCTV的新台址建筑，我的心情都很复杂。为什么我们中国就不能够有自己的鸟巢设计师？难道外来的和尚就更会念经？

    我想2002年自己的选择和小时候的梦想一样，也是荣誉感在驱使。我希望以后中国能够做到“China Pride”，就是中国骄傲。中国人其实很棒，中国发展到今天，拥有这样的成就，是值得自己骄傲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我们的骄傲意识唤醒，并将这种骄傲变成事实。对我来说，就是如何帮助中国的精英，尤其是把商业界的管理精英推向国际舞台，以及让中国知名的海尔、国美等企业成为微软、可口可乐那样的国际乃至全球品牌。

    可以说，与10年前相比，国外对中国的认识已经很多了。以前是牵着老外的手指东指西，现在很多外企的大老板都会讲中文了；反倒是中国的企业往外走时，需要有人完成牵手的动作。而我们就希望扮演这样的角色。

    与我5年前来中国做公关时候的情况相比，今天很多中国企业已经开始逐步接受公关。但是依然有阻力，他们要么不想走出国门，要么对我们还是不够放心，总以为我们一心一意要“忽悠”他们的钱。

    有些企业老板并不想成就品牌，只想好好赚钱。当然这也没有错，但是至少有两三成的企业家是需要也乐意将自己的企业推向国际舞台的，这些人足以成就我们中国骄傲的梦想。只是这些人也需要培养，我愿意陪他们走一段。

    不过，要说服这两三成的企业家并不是件轻松的事。这些人当中，很多还没有看到品牌行销的魅力，中国人习惯了闷声发大财，习惯了埋头苦干。除了那些要谋求IPO上市的企业，很少有老板愿意与外界特别是媒体打交道。很多老板对我说，他们不愿意出来见记者，他们宁愿多发一些Email，多开创一些新产品，多去找一些资金。我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体会到品牌的威力。

    曾经有一个企业的老板对我说：“吴总，从这到看不见的那边，全是我们家的地。”他的意思我很明白：我不需要你的服务。这5年我们做的最多的就是教育，就是让老总们知道必须有一个国际化的阶段。现在像国美、海尔和中兴等我们之前做过的客户，都已经开始意识到要将自己的品牌输送到国际市场。前面那个一开始对公关不屑一顾的“地主”朋友，我跟他交流了三年后也终于让他成为我们的客户。

    其实公关就是这样，不能做一个少一个，要做一个多一个。观念更新之外，进一步需要改变的还有策略。我自己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很凶，是人人都怕的母老虎，后来我发现不行，我是为他好，但是他反而怕我，遏制了他学习的精神。本来我是好意，反而没有得到好的回报，或者是别人反而关掉了这扇门，不再和我沟通了。

    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一点，那就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企业的领导者缺乏幽默感。我们常常和很多中国企业领导人沟通，发现他们是很有原则很认真的一个群体，但幽默不足。有记者来采访，他们一般就是背书，对记者来说没有获得足够多的有用信息，对公司来说没有起到应有的宣传效果。

    所以，我的工作重点逐步扩展到帮助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学会公关。很多中国企业的领导者眼中的公关，就是公司的公关部带着记者吃吃饭，到处玩一玩，送点小礼品。但是我告诉他们，这样根本就不行，记者们要的不是吃你的饭，而是新闻。

    但是，要做成这些事情需要一个团队来共同努力。所以，你会看到我一直努力地不断出书。我希望缩短下属和很多年轻的公关人员学习的时间，让他们踏着我的肩膀往上跑。

    不得不承认，国内很多公关从业人员对于国际上的公关模式并不特别了解。因此，到内地从事公关后，我工作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帮助员工培养国际视野，在大型策划和项目上会陪他们走一段路再放手。

    如果你问我实现梦想的最大阻力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如何让继承者有远见和未来。我们有台商、苏商和晋商，但是企业家却不多。商人和企业家是有本质区别的，这就跟普通的诗人和诗圣、诗仙的差距一样。一个真正厉害的企业领袖人物，不但要有自己的梦想，还要能够把梦想进行“圣火传递”。在中国，40多岁的企业领军者都是优秀的商人，他们大多数都是通过艰苦创业，白手起家闯出了一片天地，在他们身上已经有一种难得的奋斗精神。他们应该要给30多岁乃至20多岁的做企业的人树立一个榜样。大家一代一代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我和年轻人聊天，经常会感到伤心。他们跟你谈的都是今天晚上吃什么，晚上到哪泡妞，房价走向如何以及股票涨跌。

    每次我面试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发现他们中很多人都很功利，对工作的期望不是是否对于自己的成长有帮助，而是先要求钱多一点，事少一点，离家近一点。这可能跟大陆实行计划生育有关，独生子女从小就被四个老人宠坏了，他们觉得梦想和吃苦离他们很遥远。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缺乏梦想。但怎么从这些年轻人中挑选出那三四成有梦想和追求的人，确实是我目前比较困难的地方。

    吴锦屏：莫扎特和李安。莫扎特能够越过时间而变成一个传奇，经过几百年而依然存活在人们心中。还有李安，他每拍一部戏别人都会去争议，但是他一直保持着一个温文儒雅的读书人本质。

    吴锦屏：现在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走在一个太美丽的时间点上。如果这个时间点错过了，你们都该打屁股。劣势就是中国需要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大环境，再抱着原来的一些封闭思想，想着做伟大的国际梦，这是不太可能的。

    这种改变可能会很痛苦，我也看到很多试图改变的人最后还是回归陈旧。改革是很繁杂的工作，但是必须走下去，因为时间点很快就将过去了。特别是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个时间点必须很好的把握。国内企业要主动抓住这个品牌建设和品牌宣传的机会，让梦想起飞。

    吴锦屏：我没有固定的座右铭。30岁的时候，我主要是认真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是往前冲，能够冲多远就冲多远。拼命争取得奖得名次，突出自己的个性，让自己很野，尽量去打出一片天地。

    40岁的时候，我开始想着要将自己的梦想传递给下一代。我经常讲，同羽毛的鸟在一起，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些跟随者。我希望和一群有理想、有远见和希望公关行业做得更好的人在一起。现在，我就是将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技巧加快传递给大家。

    《商务周刊》：请您向《商务周刊》的读者推荐几本书。

    吴锦屏：哈哈，不好意思，我推荐读读我的书吧。尤其是最新的《放胆去梦想》和《公关共和国》。我这两本书都是自己垫钱进去的，没有打算赚钱，只是希望为自己不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去大学讲课做一些弥补。

    每次去演讲，是蛮辛苦的，所以我决定把平时思考的总结一下。让大学里的小朋友们先看看，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再来找我沟通。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公关这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