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息税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首先，利息税开征的初衷，就不是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利息税1999年11月开征，那时中国经济还没有从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中走出来，征收利息税，是想把过多的储蓄分流出来一部分，让人们到市场上去消费，以增加国内需求，缓解由于外部需求下降造成的总需求不足的态势。

　　遗憾的是，这个初衷没有达到。当时，由于各项改革同时展开，住房、医疗和教育收费制度开始走向市场化，个人负担的上述支出陡然增加，而收入的增加速度却相对缓慢。中国居民的储蓄大多为预防性储蓄，储蓄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支出。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条件下，进行上述改革，即使不征利息税，人们也要增加储蓄，才能应付不断增加的未来支出；如果再征收利息税，就必须更多地减少消费，继续增加储蓄。所以，征收利息税，不但没有增加消费，反而减少了居民的当期消费，增加了储蓄。

　　其次，利息税也不会真正缩小收入差距。利息税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税种，只是个人所得税的一个税目。个人所得税一般实行累进的税率结构，收入越高，平均税率就越高，所以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但现行利息税并不是按累进税率，而是按比例税率征收的，不管利息多少，纳税的比例是不变的，过去是20%，现在是5%.虽然如新闻中所说“从绝对额上说，仍然是高收入者缴的税多”，利息税改变的也仅仅是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量，却不会改变更不会缩小人们收入的相对差距，而相对差距往往更能唤起人们对于公平的感觉。在这意义上，利息税没有真正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根据边际收益递减的道理，富人的一块钱的效用要低于穷人，所以，富人与穷人虽然都损失了5%的收入，但是穷人损失要大些，因为这可能影响他现在或未来的基本生活。因此，利息税，尤其是按比例征收利息税，起不到公平的作用。反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不公平。

　　征收利息税的主要目的应该不是取得财政收入，而是公平分配。利息税确实具有征收简便，征税费用低的特点，但这是因为商业银行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代扣代缴税收，税务机关不付征税费用，就可以刀枪入库。但是，商业银行承担了费用，而且可能不低。

　　当然，如果按照累进办法征收，调节收入差距的效果可能会好很多，新闻中说，现在不具备条件实行累进税制，因为银行没有联网。无法汇总个人全部的利息来源。其实，在存款实名制下，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有关部门在技术上完全能做到这一点。

　　新闻还提到起征点很难确定。其实，这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的确定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异，让各个地方自己确定就可以了。对于只有几分钱的利息所得，总可以不征税吧。

　　对于新闻中说的，70%的存款属于30%的人所有的说法，也多少令人费解。如果这是财富的分布状况，还算正常。尽管富人更有钱，但是他们却不一定把很多的钱都存在银行里，而是采取多种渠道分流，比如投资实业、购买房产等，储蓄的主体应该是那些中低收入者，他们每个人的存款虽然不多，但是总数却是巨大的。同时，他们才是利息税的纳税主体。所得税的纳税原则，是纳税能力高的多纳税，纳税能力低的少纳税。按比例征收也没有体现这个原则，有违公平。

　　现在CPI不断攀升，储蓄的实际利率已经是负数。按照所得税的税收精神，不但不应该征税，还应该对亏损进行弥补。因此，在目前负利率的时候，对存款利息课税的依据已经不存在。

　　因此，吁请有关部门，慎重考虑，适时停止征收利息税。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