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正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最著名的*家之一。他历任自民党和内阁要职，在战后日本的许多重大对内对外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皆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对内倡导财政、行政改革，对外积极推进首脑外交，他提出了著名的“战后总决算”、“综合安全保障论”和“环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为战后转折期的日本指明了发展方向。大平正芳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他的业绩对日本甚至全世界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纵观大平近40年的*生涯，不难发现他之所以创下骄人业绩，得益于他有一套以“椭圆哲学”为核心的完善、成熟的*哲学。大平的为政之道、政策设想都与“椭圆哲学”密切相关。本文将对“椭圆哲学”的含义、起缘及其在大平正芳*实施中的体现作详细的论述。  一、“椭圆哲学”的基本含义及缘起  　　“椭圆哲学”的概念是1938年正月，大平正芳作为横滨税务署新任署长，在训辞中第一次提出的。  　　他这样说道：“行政犹如椭圆，有两个中心，使两个中心保持平衡而又紧张的状态，便可以说是高明的行政……。随着对华战争的开始而实行的统制经济也是如此，统制是一个中心，另一个中心便是自由，统制和自由处于紧张而平衡状态时，统制经济才能顺利运作，不能偏向任何一方。税务工作也是如此。一个中心是课税权，另一个中心是纳税人。在课税问题上，既不能搞权力万能，也不能动辄就向纳税人妥协，而应该贯彻不偏向任何一方的中正立场，这才是符合情理的课税方法。”　  　　这就是说，按照大平的思想，任何事情都有两个中心，只有使二者处于紧张而平衡的状态时，事情才能顺利进行，要想在政策上掌握事情的动向，就应该经常注意这一点。留心使二者保持平衡，而不能过于倾向任何一方。一旦失去平衡，就必须抬高弱势的一方以制衡强势的一方。一言蔽之，“椭圆哲学”的精髓即是：无论何时都要使事物的两个处于紧张状态的中心保持平衡。  　　大平一有机会便对这种哲学进行阐发。例如他曾运用“椭圆哲学”发表对派系斗争的看法，颁布以“椭圆哲学”为指导的政策纲领等等。  　　那么这种“椭圆哲学”是在何种机缘下形成的呢？这就有必要回顾一下大平正芳早年的思想经历。  　　（一）东方古代经典的熏陶  　　大平正芳于明治43年（1910年）3月12日出生于在日本香山县一普通的农家，自幼勤奋好学，酷爱读书，并将这一习惯保持一生。  　　大平正芳在青年时代就喜好东方古典，爱读《老子》、《史记》和《十八史略》等著作，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老子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矛盾双方只有在互为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它们不过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老子》对此曾这样阐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除了《老子》，中国元代张养浩所著的《为政三部书》（此书原名《三事忠告》，由安冈正笃译为《为政三部书》）也对大平正芳起到深远的影响。大平少年时代就对此书爱不释手，犹喜其中的《庙堂忠告》。《庙堂忠告》中有10项内容，这就是“修身”－－修炼自己的身心，“用贤”－－启用贤人；“重民”－－依重百姓；“远虑”－－想到未来，“调度”－－调节和睦；“任怨”－－不惧怨恨；“分谤”－－承担诽谤；“应变”－－顺应变化；“献讷”－－尽忠言；“退休”－－告老原乡 。大平正芳的以其整个*生涯实践了以上忠告。大平在从政早期就以“宽容与忍耐”在内阁中出名，晚年又以“任怨、分谤”自省。他体察下情，深思远虑。这种以德治主义为核心的东方*哲学，成为其一生的追求。  　　在大平的从政生涯中，老庄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的政策设想方面，使之敏锐地抓住事物的“两个中心”，而德治主义更多地影响了他的为人处事，使之具有良好的*形象，在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然而，博大精深的东方经典虽然具有普适意义，但要用以解决世异时移、具体而特殊的现代社会的问题，未免显得宽泛而无力。尤其对于从小立志做“官吏”，怀有强烈的入世理想的大平正芳而言，更需要具有现代性的知识体系的滋养。1933年，大平正芳考入东京商科大学（后称一桥大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19世纪英国经济史学家R·H·托尼和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  　　（二）托尼的《获得社会》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  　　大平正芳大学二年级时，研读了托尼的《获得社会》。大平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讲解《获得社会》为基础，作出了大学毕业论文－－《职分社会与同业工会》。托尼所说的“获得社会”的“获得”，即英文中的“acquisitive”，是个具有“利欲、取得、掌握、获得”等含义的词汇，从书的内容看，翻译成“利欲社会”可能更贴切。托尼在后来的《宗都和资本主义的兴隆》的序文中，是这样论述被他称为“利欲社会”的近代产业社会的性质的：财产原本应具有为人类社会目的服务的机制，应该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一个手段。但是，近代产业社会把这种关系颠倒了，财产游离开人类的创造活动，游离的财产反而把人类作为手段使用了。被财产所驱使的人则又分离为两个阶层－－有产者和工人，并相互对立。托尼为解决近代产业社会的这些矛盾，提出了建立“职能社会”－－即大平论文中说的“职分社会”。托尼认为，在职能社会里，人类为行使其社会职能，应组织某种专门的职业团体，让大家各尽其职，有自豪感 。大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忘却了其原本的产生条件，走上个人至上和权利本位的道路，将经济价值和人的价值割裂了。”　  　　托尼就是这样地摸索着超越近代产业社会的改革途径，其基础始终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会的理想，是那些近代伊始的人道主义者和改革家们所追求的东西。大平在阅读了《获得社会》之后注意到英国产业社会内部发生的近代社会的各种矛盾，深切地关心起中世纪宗教与经济的关系 。他虽然赞赏托尼的人道主义情怀，但也敏锐地觉察到，仅靠托尼的“职分社会”和“同业工会”是无以解决这些矛盾的。大平于是从托尼立论的背景－－中世纪的经济来追寻解决办法。以此为媒介，他不久就开始认真地研究起托马斯·阿奎那了。研究阿奎那，令大平对西欧的理解，对自然法的理解，以及对近代产业社会的理解，都有了决定性的进展与加深。众所周知，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的欧洲哲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是中世纪最具有建设性而又颇具体系的思想家。他在其历史性巨著《神学大全》中阐述了关于自然法的学说 ：  　　“如果假定世界是由神的旨意支配的话，……那么很清楚，宇宙的整体也是由神的理论性所支配。于是，神合理地引导被造物……我们把这称为永久性。“万物慑服于神，依照永久法而动。很清楚，在永久法的范围内，万物各自采取固有的行动并走向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永久性”。  　　“然而，理性的被造物同其他物不同，是以极特殊的方法慑服于神。就是说，他们在统辖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方面，他们自己也是慑理的参与者。在此，他们参与永久理性本身应得的那一份，然后使得到采取适当行动和走向目标的自然倾向。这种理性的被造物对于永久法的参与，呼之为自然法。大卫王诵唱呈上正义的供物时，就宛如有谁来向他正义的供物是什么一样，于是补充道：‘众人说，有谁能让我们看看善为何物吗？！’接着他答道：‘上帝啊，请在我们面前升起圣颜之光！’自然的理性之光，为我们识别善恶，这就是自然法，但是，神之光只给我们规范。很清楚，自然法只能参与理性的被造物的永久性。”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