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亲手写下最后一行代码后，35岁的女程序员冯爱荣关闭了她经营了四年的创业项目：一家软件外包公司。
 
    订单还在那里，但是人没了。
 
    过去的一年，冯为她的7名雇员中的5个加薪20%，另外两个加薪40%，但到国庆就走了4个，春节又走了3个，更糟的是，即便拿着更高些的薪水去招聘，也找不到人—这是一场完全不知对手来自何方的对决。离职的员工有些去了其他行业，有些去了其他城市，冯甚至听说有些去了国外。
 
    浙大网新估计，在中国，这个主要靠“卖人头”赚取人力成本差价的行业，近三年来年均人力成本上升达10%-15%，但人才仍远远供不应求。这看起来很像一度困扰中国城市家庭的“保姆荒”。区别只在于，媒体仍在报道40个家庭争夺8个保姆的新闻，但冯爱荣根本无从知晓自己在招聘网站上，和多少个“家庭”一起在争夺多少个“保姆”。
 
    在智联招聘CEO郭盛看来，这个春节可能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开始。一波比“保姆荒”更凶猛的“白领荒”正在来袭。他所在的公司刚刚发布了一项调查数据，认为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一成白领节后刚上班已经在办理离职和入职手续，而三成的白领则正在考虑更换自己的老板。
 
    “软件外包可能只是表现最严重的行业。高端白领的紧缺在金融和IT业已经成为现实，而且正在迅速蔓延到中端职位，以及其他脑力密集型行业。我所知道最糟糕的公司，甚至在年后发现座位空了一半。”郭说。
 
    调查机构万宝盛华去年中发布的一项调查也支持郭的观点。数据显示，面临“人才短缺”的中国企业达到35%，比上一年激增12%.这一数字在过去10年中始终保持在10%-20%左右，唯一一次例外是在2010年，达到过40%的高点，那一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民工荒”。
 
    两个年度的区别在于，当时企业最紧缺的人才是“生产作业操作工”，而今天最紧缺的选项变为“技术人才”。而在焦虑程度，也就是“人才短缺对客户服务能力产生的影响”一项，中国与中国香港远高于当年，压倒去年的冠军日本，并列第一—尽管从失业率，也就是找到人才的难度来看，前者本不应为此有如此程度的焦虑。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今年全国毕业生总数达727万，比去年增加28万人，但研究预计今年的大学生就业率，甚至可能不如号称“最难就业季”的去年，被称为“更难就业季”。
 
    于是，你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悖论：一群手握大把工作机会的雇主，在面对一群眼巴巴等待工作机会的新鲜人面前大哭，他们说：以往那些靠谱的，成群结队的好员工，他们究竟去了哪儿？
 
    全球化的择业
 
    26岁的张文超刚刚辞掉了一份年薪33万人民币的工作，因为这家公司出差总是喜欢选择廉价航空。
 
    张在看过一则电视新闻后，做出了不告而别的决定。在那则新闻里，由于起落架故障，某廉价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在天津盘旋了3小时才降落。张文超想起自己所在的公司也经常使用类似的服务，因此，他决定从第二天起不去上班了。
 
    他说，“这并不直接意味着危险，但我认为这是对员工的不负责。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价值观。”他刚刚离开大学2年半，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一家公司制作手机APP，年薪是18万，第二份工作也就是刚辞掉的这份，年薪接近他母亲退休年薪的10倍。
 
    北京正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雾霾天气，市政府发布了空气污染橙色预警，新闻里说这样的天气将持续一周。从张文超租住的居所，北京北四环一处居民小区的二楼望出去，1公里外的鸟巢体育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坦白说，你甚至无法看清楼下草地上的麻雀。
 
    张文超希望他的第三份工作远离这个空气恶劣的城市，至少是中国南方，他希望是在美国的湾区。他认为“把公司开在这样环境恶劣的地方也是对员工的不负责”。
 
    这并非一个非常过分的想象。张可以选择一家中国公司，并在美国工作。中国启动全球化进程的公司已经从2000年的5-6家，增长到今天的37家，这在全球范围内数一数二。
 
    但33岁的朱洁雅觉得，张文超最后最可能的选择，就是像自己这样，在全球范围内选择雇主，同时面对一种国际化的职业竞争。
 
    朱在5年前辞去了北京一家大型国企的工作，进入一家海外咨询公司的上海总部。她每年在中国工作8个月，在美国工作4个月。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收到一封来自世界各地的offer，工作地点有时是伦敦，有时是法兰克福，有时是班加罗尔。
 
    在朱看来，今天人们选择职业，无论是流动频率还是选择范围，都跟过去很不一样了。但这并非中国年轻人独有。她举例说，在她所在的公司，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英国男孩刚刚发现他不喜欢做咨询，去伦敦去做他的财经本行了。而一位巴西姑娘在春节前离职，选择在中国开始她的贸易生意。但这两个人过去和张文超一样，从未考虑在自己的国家之外工作。
 
    中国在这一竞争中占据主动。BBC上月援引一项汇丰银行的调查结果认为，中国超过德国和新加坡成为最佳工作目的地。但文章也表示，尽管2012年在中国大陆工作的外国人增至24万，较2007年增加17%，但其中很多是牺牲收入换取经验的外国年轻人。中国仍远非外国人现实中的就业首选。
 
    但多数中国企业在中端职位的薪酬待遇，并不具备全球性的吸引力。Towers Watson最近发布的亚太白领劳动力调查显示，就最高层职位而言，中国企业付出的平均薪酬已经达到全球顶尖水准，比香港高11%，达到印度的两倍。但在入门级职位，澳大利亚支付的薪酬，相当于中国同等职位薪酬的8-11倍。中国平均水平的职员薪资，只相当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一名清洁工。
 
    即便如此，根据伦敦朗伯德街研究所乔伊列娃的观点，中国的每单位产出劳动成本看起来仍被高估了10%-15%，结合快速上升的工资水平，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远高于生产率。例如，据《亚洲时报》，中国高级蓝领的工资，实际已不低于南欧大学毕业生的起薪。
 
    朱洁雅仍留在这里的唯一障碍，是签证问题。以美国为例，鉴于H1签证（一种针对高科技人才的长期签证）名额有限，因此大部分中国人赴美工作如不是移民，就仍多是B级签证的“两头飞”状态，很难真正“断舍离”。欧洲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而澳洲、新加坡或香港的吸引力很多时候并不如内地。
 
    很多人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技术移民。这并不令人惊讶。2012年获得美国H-1B工作签证的中国人为23787人，以20%的速度增加，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中国技术移民也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但同期中国发放的类似签证为零。《2014国际人才蓝皮书》将此称为“人才赤字”。
 
    朱认为自己目前的状态，会令她每年损失3万美元左右的收入。她也许会在不久后认真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