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相信，在培养大学毕业生方面，中国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美欧。在2014年，创纪录的749万应届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他们当中的92.1%在毕业后六个月内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其中找到全职工作的占79.2%。这意味着超过一百万的应届毕业生处于工作不稳定或失业状态。

高考突破了城乡边界限制

数百万计的毕业生在中国的大城市中挣扎生存。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集中居住在城市郊区，就像活在蚁群中的蚂蚁。这些被认为是新社会阶层的“蚁族”对自己及家人曾向往的“中产阶级梦”只能望洋兴叹。正是因为他们的高支出与低收入，且缺乏家庭的经济支持，这些城市中的“蚁族”陷入了在岗贫困。即他们虽然在劳动力市场中有份工作或者正在找工作，但他们的收入水平却在贫困线以下。

从农村贫困人口到城市贫困劳动者的转变，高考在这种关于农村知识青年的社会流动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不断发展的城市化，拥有城市户口和过上都市生活是中国人普遍的愿望，尤其是对于农村地区的孩子和青年来说。中国的一些特殊制度，比如户口登记制度、工作分配制度以及个人档案制度，严重地阻碍了人们跨越城乡分界。

高考的本质是突破边界的限制。对于在制度约束下的农村年轻人来说，高等教育除了能创造并传播知识以及提高就业能力外，更是实现城乡流动和农村人成为城里人的捷径。

由于人口管理的需要，把户口和档案从家里转到学校成了新生完成学校注册的重要步骤。出身于贫困农村的新生在这三至四年的学习期间，将拥有城市集体户口并有资格享受一些特殊的政府福利补助（比如学生医保、助学贷款等）。至于户籍地位的变化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则取决于他们中学时候的学业表现以及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就业能力。

一方面，高等教育与就业本身已经成功地通过提高城乡流动性和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能力实现了“农村知识青年的城市化”。这种成功同国家的考虑是一致的，即让精英大学和二流大学的高等教育向大众开放，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以及缓解就业压力。我们需要更多发展导向的社会政策以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比如一些实习计划，来帮助知识青年往更高的社会阶层攀爬。

另一方面，学生个人的社会关系在城市化过程中被重构了。在实地考察中，许多受访者都表示他们在所处的城市或家乡过着一种没有家的、流浪般的生活。

这些毕业生也许会重新回到迅速发展中的家乡，或者到其他大城市去找工作。因此，许多应届毕业生并不急于在毕业后就落户当地，因为他们此时还未决定在哪里安顿。他们努力保持个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来应对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

从家到大学的空间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从农民到城镇职工阶层的转变为毕业生提供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经验。相比起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民工，他们能有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比如作为公司职员或者销售人员。在这个意义上，高等教育为农村知识青年带来实在的好处。

就业能力与社会正义

当然，这种社会上行流动的质量与可持续性都有待认真检验。在空间流动性意义上，城市化与社会上行流动使毕业生在东道城市的社会关系更具个性化。

在实证研究中，受访者在谈到要在未来维持社会阶层上行流动时，再次强调了社会关系与就业能力的重要性。就业能力对于毕业生实现就业变得十分关键。为了能发展自身的社会资本与就业能力，他们愿意接受当下的低收入。由此，就业能力的提升成了新一代人终生的目标。就业能力这一理念也促使政府采取不同的限制条件稳定物价，采取不为人知的措施调整社会资本的形式和就业机会。

对个人能力或就业能力的强调表明，在中国传统的国企单位，基于业绩跟能力的聘用制度正在逐步取代传统模式。但是，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雇主的主观判断。而这种判断不仅与工资这类物质利益相关，更与社会关系有密切联系。以能力、技能和特长为形式的个人就业能力常被毕业生用来解释他们在求职与职业发展中的成败。只是，一个高等教育文凭已不再是就业能力的一个保证。

雇主已成为判断雇员“就业能力”的权威。如果学生拥有各种社会关系及充足的社会资本，那么他们就更能接触到欣赏其能力的潜在雇主。这些关系对于想要从事非本专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而言尤为重要。

总之，社会正义不仅包含社会成员利益与责任的合理分配，其本身也要靠特殊形式的社会关系来确立和维护。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政策变化之一，中国的高校扩招政策不仅决定了资源的分配（比如学士学位、入职时的工作与工资等），而且决定了社会关系的分化。

由于这些新一代高校毕业生个人经历的变化，他们更加关注的是个人奋斗与就业能力。我们如果想帮助来自农村的知识青年往更高的社会阶层攀登，就需要更多的以发展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来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比如更现实可行的实习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