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园长”胡建强和他的学生们。眼下，正是这座乡村幼儿园最困难的时候。

    编者按
    千辛万苦跳出“农门”，拥有了研究生学历，却选择回到农村当“孩子王”。胡建强的行动令人钦佩，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全国几千万大学生中，胡建强是少数，是异类。我们都知道，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去、到农村去，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破解“城市病”难题和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一环。一直以来，政府、教育部门和社会舆论都在大力号召并出台了各种鼓励政策，但是收效不大。且不说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就连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大学生，都宁可在拥挤的城市里漂泊，被冠之以“蚁族”的称号，也不愿回到故土和亲人身边。
      正是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时候，这个地处中国西部的农家小院却热闹非凡。20多个乡村儿童欢呼雀跃涌出教室，不大的农家小院立刻荡漾起欢声笑语。
      东边低矮的厨房泥墙上，可以一眼辨认出毛泽东、鲁迅、陶行知这些名人的黑色头像，这些惟妙惟肖的肖像均出自这所农村幼儿园的创办人之手。
      之所以画这些头像，因为他觉得他们都是“为底层说话的人”。
      这个生于1981年的农村“80后”，凭借自己的天赋、努力，两年前从西北师大美术学院研究生顺利毕业。之后，他来到北京，在著名的798艺术区为一家画廊担任策展助理，月薪3000元，像很多“北漂”一样，怀揣梦想，期望在北京闯出一番天地。
      但他很快发现，北京城太大，自己太渺小，“把艺术作为谋生手段，太吃力”。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滋润他成长的乡土成了他继续追梦的源泉，“农村的事情吸引了我”。于是，他毅然回到家乡，创办了这个农村幼儿园，起名叫“百姓幼儿园”。
      这个29岁的小伙子开始了自己的理想实验。他尝试从重建乡村文化的思路出发，为乡村儿童找回自信，找回文化的根。他搜集动植物标本，把农村妇女绣的鞋垫当做艺术品挂在孩子们的宿舍里；阳春三月，他带孩子们上山写生，了解家乡的河流，让乡村的孩子们爱农村、爱家乡，他甚至萌生了编写一部乡土教材的想法……
      他叫胡建强，20多个乡村儿童的老师，一个办学举步维艰的乡村幼儿园的年轻园长。日前，本报记者探访了这个位于甘肃省秦安县叶堡村的西部农村幼儿园，倾听这个农村大学生的心声，他说：“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人，如果我还有理想的话，应该为更多的底层人说话”——北漂
      2008年7月，我只身一人去北京，行囊空空，但满怀希望。途经798时，心情激动，这个在书里、网络上传说已久的当代艺术“殿堂”，竟然近在咫尺。这一年，于国人是盛典的时刻，狂欢的节日，但于如我这样的“北漂族”却有着难言之痛。
      到北京后，我用了两个月来闲逛、学习、适应和无所事事。首先是零距离地接触了所谓的当代艺术。在这两个月里，我跑了798、草场地艺术区的很多画廊，看展、闲逛或找工作。这期间我也无休止地去应聘、面试，这才体会到北京城的繁华与喧闹、多元与庞杂、高贵与贫贱、自由与森严等等。对于一个一半时间在乡村度过，一半时间浪迹在城市,浮游在城乡之间的人来说，独具中国色彩的北京城让我感到无望，北京城的生活属于少数人，更多的人是在碰运气，更遗憾的是丧失自我，把命运交给瞎打误撞。
      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帮一家四口美国人做展览，干了3天活儿，没拿到一分钱的报酬。第一次在北京赚钱现在想起来绝望而美好，有一次和朋友给人画简笔画，我们俩花了大半夜的时间完成了10幅画，最后人家用了4张，挣到了40元。直到两个月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进入到一位中国知名策展人的画廊做助理。但由此也加速了我放弃京城，选择自我的道路。
      尽管个人的生活问题迎刃而解，但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想自己到底能做什么，想得到什么，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说什么等等，在北京的一些琐碎见闻也时刻刺痛着我。所以，离开北京，对我来说，算不上逃离。
      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人，如果我还有理想的话，就应该为更多的底层人说话。我在为我是个所谓的研究生却一无是处感到不安，同时也在庆幸有比我更糟糕、更无聊的名校大学生、海归、研究生之类。我对自己能从底层翻身没什么欲望，倒是希望更多的人能时刻清醒地认识自己。教育是我能做的，去需要我做教育的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我想到了家乡——一个依然贫穷，依然美好的地方。第一步从孩子们开始。
      2009年2月，春节前夕，我离开北京。北京冬天的风如刀割。
      阻力
      回到家，过年的时候，我向家人宣布了要办幼儿园的想法。起初，家里人并不同意，父母亲以及家人都希望我去找份稳定的工作，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当然想找份理想的工作，但我发现，我多次试图找工作失利并不全是自己的原因，对像我这样毫无社会资源和家庭背景的农村大学生而言，找到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并不容易。
      由此，我认为：与其让我在体制内混日子，还不如走自己的路。找工作搁浅后，我和朋友在秦安县城准备合作办幼儿园，同时也和家人的矛盾急速升级。在这期间，我做了针对农村教育包括幼儿教育的调查，后来家里住不成了，我搬到县城和朋友住在一起。情绪低落，这毕竟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要做自己的事却变得艰难而遥远。
      我和朋友因为在教育理念和出发点上的不同而被迫在2009年4月底暂时分开，当然他日后成为我幼儿园得以创办最有力的见证人之一。我又漂在兰州帮人做展览，出画册，做雕塑，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10月，我做好了回乡办幼儿园的准备回到家。父母亲对我的质疑很明确也很现实：其一，办幼儿园缺资金，我甚至连自己的个人生活问题都难以解决。其二，研究生在我们家族应该是地位的象征，让我这样一折腾，这个地位就变成了负担。其三，我个人的生活、成家等问题都无法解决。
      村里人议论更多：我这人没什么本事，在外面浪迹多少年混不下去，回来在村子里办幼儿园，哄小孩儿讨个生活。
      说真的，我没法回答所有人的猜忌和怀疑，就像有些问题不能光靠嘴皮子说能解决一样，我对鄙视我的人懒得理睬，只能解决所有我遇到的问题。第一步是做了村庄幼儿教育的调查。为了让将来的幼儿园能有规模，我花好几万元，买下了邻居家闲置了30年的空院落，当然筹款的过程充满艰辛与曲折，在这期间也得到了父亲少许的支持。随后，和唯一支持我的二哥收拾现在幼儿园使用的院子和教室，置办桌子、板凳、黑板等幼儿园教具。我不知道怎么说服家人，也没必要说服村里其他人，我用实际行动真的办起了幼儿园，在一个大家认为我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了，在一个大家认为我不能胜任的职业领域出现了。
      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研究生就有什么了不起。不把研究生这个光环放下，我也干不了这个。或许，把身份先放下，状态会好点。
      在一次媒体的辩论会上，有人质问我：你回农村办幼儿园是不是太理想主义？这个问题提得很傻，傻到我没法回答。人人都有理想，有些人的理想就是洋楼、香车、美女，有些人的理想是权力、金钱，有些人的理想就是吃饱肚子罢了。而有些人的理想，不是去说，只是去做。
      坚持
      没想到我初到村庄办幼儿园就能招收6个小孩，后来增加到9个孩子。事实上，我已经很高兴了，说明已经有村民试图信任我，这让我信心倍增。万事开头难。现实的压力一度让我差点撑不住了。但我坚信，“只要坚持，必有所成。”
      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的日子令我很开心，以至于让我坚持到今天，现在幼儿园已经初具规模，有20多个孩子了。
      对于办这个乡村幼儿园的初衷，就像名字“百姓幼儿园”所揭示的那样，我想在今天的中国乡村从幼儿阶段开始公平地普及“平民素质教育”，主要包括农村孩子的人格、生活习惯、语言习惯、创造思维、身体健康等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开设有关农村文化、地理、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课程，穿插城市幼儿教育的优点，让成长中的孩子能从自身开始重建一种新的乡土文明，从精神层面改观自身和农村的现状。
      当然，这只是我的理想。我面临着很多困难，就像几乎所有中国农村幼儿园遇到的困难一样，在资金方面，只靠我个人，或者说幼儿园自身维持是不可能的，在农民——一个最底层的阶层——中间试图搞营利性的幼儿教育，听上去就不靠谱儿，我没傻到从北京跑回来在农村搞这样的创业。
      在我的心目中，所有到幼儿园的孩子，都是平等的。不管家长是村干部，还是打工的。“百姓幼儿园”也不应该是我一个人的幼儿园，农村教育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这个地方应该是乡村教育的一个实验基地。
      “百姓幼儿园”延续了我撤出北京时想为更多底层人说话的想法，而且在进一步的完善。中国的城乡差距更加恶化了农村的处境，在农村现有的条件下，乡村幼儿园组建专业、稳定的教师团队，是很困难的，这些现状会影响到乡村幼儿园的生存，再别谈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