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自原始社会开始，人类进行过三次社会大分工后，才进入了文明时代。社会分工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大家各安其职，各得其所，物质需求通过市场交换满足。据说社会分工让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与发展。

      按说这种学说该是咱们这里的指导思想，用贾平凹的话来说，“易一字而不能。”但恩格斯没有预料到，在21世纪初的中国，居然有人在开倒车，仿佛要回到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例子有很多。最近新闻说，京、沪、穗的白领在周边郊区掏钱租地，自己种菜。一来不必担心农药污染，二来也能稍微抵御一下通货膨胀。

      严格来说，中国没有中产阶级，只有白领阶层可以算社会的中间阶级。本来“白领”是对受过教育且从事脑力活动的阶层之通称，如今他们却开始锄地种菜，这实在是违反恩格斯理论的。不过，对于某些理论而言，假如能够付诸实践，则是理论本身的失败。白领就该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假装忙得不可开交才对。白领都去种菜，部分农民就有破产的危险。

      通常来说，社会分工的专业化，能够保证各种产品(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的质量。不过中国有中国的特殊国情，也许能够解释这种理论的意外情况。众所周知，在中国，食品生产其实依靠的不是农业知识，而是化学知识。教育问题会变成财政投入问题，医疗问题会变成统计问题，诸如此类。

      白领种菜，首先是对市面上的菜不放心。现在来看，基本上没有任何一种产品能够完全去掉蔬菜的农药残留。所谓的绿色蔬菜，也不过是使用低毒的农药来生产，长期食用无异于慢性中毒。至于空气、土壤和水对蔬菜的影响，更是不言自明。此外还有瘦肉精、孔雀石绿、苏丹红这样的化学添加剂。现实情况是，我们吃进嘴巴的所有东西，不是有毒无毒的问题，而是毒多毒少的问题。

      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只要在超市里看到“绿色”、“无公害”、“纯天然”之类的字样，心里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即便那只是一种宣传手段，人们也会天真地相信，丝毫不会顾及它们的价格是常态产品的数倍。后来这种宣传手段被揭露，所谓的绿色产品跟非绿色产品其实差不多。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己种的菜吃到嘴里才会放心。

      其次，自己种菜会比买菜便宜很多。今年以来，菜价节节攀升，眼见白菜都快卖出白粉的价钱了。夏天大蒜卖到6块一斤的时候已经嫌贵，如今又快翻了一番。通货膨胀像政府增税一样不可避免。除了工资不涨，能涨的东西都涨过好几轮了。城市居民想要省点钱的话，如果不从嘴上省，在别的地方很难省出来。天然气、自来水、汽油都在比谁涨得狠，好在冬天还有西北风。人民群众还编了多个版本的《涨价歌》。

      还是那句老话，人都逼出来的。在当年大饥荒的时候，集体土地被折腾得颗粒无收，许多民众靠着“资本主义的尾巴”——其实就是房前屋后种点红薯或者土豆，救活了不少人。“房前屋后自留地”曾被当作救民于水火的经验广为推广(见杨继绳先生的相关著作)，熬过了那段上世纪最为艰难的时期。后来，自留地又被反复禁止过好几次。

      如今，房前屋后都是物业公司种的花花草草。你想种点别的，那是不成的。郭德纲老师就是因为想在房前屋后种点别的，被举报了。这种自力更生的自救行为被视为非法行为，想贴补一些家用也不行。有时候你会觉得，群众想自己干点事情太不容易了——比如自己养头奶牛让孩子喝上放心奶，物业肯定是不同意的。

      很多时候，社会矛盾是有关部门自找麻烦，不是群众无事生非。假如国内的奶粉没问题，谁愿意掏高价来买进口奶粉呢？结果海关还对进口奶粉征税，惹来一片骂声。这种不靠谱的行为还有很多。说到底，白领种菜能够反映很多现实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对社会分工的拒绝和不信任。群众看一次病，就成为医学专家；打一次官司，就能去考律师；买一次房子，就能去做中介——现实已经把群众训练成无所不能的万能人——种几棵菜，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