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在短短几个月内，便平定了南人的叛乱。诸葛亮这次南征，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在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战争中杀戮最少的一次。

在南征中，他坚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原则，对少数民族进行心理征服，使得少数民族人民大为感动。在诸葛亮的心战与兵战攻势下，孟获最终投降，并表示“南人不再造反”。南人之所以保证“不再造反”，并对诸葛亮心服口服以至世代怀念，是诸葛亮实施仁政的缘故。

后来，诸葛亮率10万大军挺进魏境，与司马懿统领的20万大军进行对抗。在对抗中，蜀汉大军一直处于主动进攻地位，魏军却处于被动防守地位。在两军长期对抗中，蜀汉大军一直占据优势，致使魏军统帅“畏蜀如虎”。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依然保持着清醒与冷静的头脑，对那些向他表示祝贺的人说：“天下人都是汉朝的子民，由于国家的威力尚未发挥出来，子民们暂时困于豺狼之口。但是，只要有一人伤亡，都是我诸葛亮的罪过。大家现在这样向我表示祝贺，我深感惭愧啊！”在诸葛亮看来，用兵的目的是使国家统一，天下安定，让百姓脱离豺狼之口，不再使人死于战乱。这正体现了诸葛亮的仁爱之心。

在北伐曹魏的战争中，诸葛亮十分谨慎，没有把握的计划绝不实行，绝不拿士兵的生命开玩笑，也不以蜀汉的军事力量作赌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安排了周密的撤军行动，保存了国家的有生力量。

诸葛亮治理蜀汉，主张较少地征收人民的赋税，以使人民尽量保留财产。这使得田地被开辟，仓子里堆满了粮食，兵器十分锋利。这些都体现了诸葛亮对百姓的仁爱。此外，他还对被迫投降曹魏的将领黄权的家属实行保护政策，不实行株连灭门，体现了他怜爱无辜的思想；他对魏延、杨仪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废，体现了对人才的呵护之爱；他对因犯错误被罢官流放的李严的儿子不歧视，依然任用，并勉励他为国立功尽力，体现了他对晚辈的仁爱；他对张裔与杨洪闹个人意见严加批评，又加以训导，同样体现了对下属的仁爱之心。

诸葛亮认为，统治者只有实施仁政，臣民才能很好地服从领导，将士才能服从命令，进而才能实现兴国安邦的大业。

诸葛亮重德，在他的言论中，有许多关于德的论述。他在总结历史时说，周武王因修德而称王，夏桀与商纣王因实施暴政而使国家灭亡；他称赞刘备时说，刘公是贤德之人，许多天下人之所以要追随他，就是因为他对下属非常仁慈；此外，又称赞刘禅礼贤下士；他还曾劝告杜微，辅佐蜀汉一定要讲德。

诸葛亮自己也非常注重品德修养，对于《礼记·大学》中那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他奉为人生座右铭，时刻追求并完善自己的人格。“富润屋，德润身。”这句话也出自《礼记·大学》，说明了良好品德对修身的重要性。对于这句至理名言，诸葛亮极力推崇。

诸葛亮发自内心地把臣民当作孩子去爱，他的品德征服了蜀国的群臣百姓，也征服了敌国的上上下下。直至今日，他的崇高品质仍为万人所敬仰，其品德中所蕴含的智慧及其发挥的积极作用，值得当代各机关部门，尤其是企业领导者积极学习与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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