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社会制度下，不可能有完善的法律和公正的裁判，

　　在产权保护阙如的情况下，

　　民间经济纠纷往往成为官府坐收渔利的天赐良机。

　　虽然资本主义和公司制度起源于西方，但中国很早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与西方类似，中国的早期资本主义也从南方的纺织业和北方的煤炭业开始。作为元明清三朝都城，北京的煤炭工业堪称中国早期企业的典型代表。无论是资本、管理、技术还是组织、销售、分红，这些古代企业都已经相当完善。股份制是其最主要的运营模式。

　　北京的煤炭开采主要集中在门头沟一代，到清代进入黄金时期。煤炭作为一种典型的工业化商品，吸引了大量的资本进入这个行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学家邓拓专门对此进行了调查，并从民间搜集了大量的故纸，包括契约、账本等。通过这些历史证物，我们可以直接了解古代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

　　一

　　在清中期，开一座中等规模的煤窑，大约需一千多两官银作为本金。当时煤矿技术比较落后，没有多少机器设备，但仍需要购置各种工具，如锤、锲、镐、铙、钎、绳套、筐子、夻子等，矿井支撑还需要梢子、窑柱、杈木等。这些投资至少要二三百两银子。挖煤工人日工资约二三十文钱，如果一个煤矿按40名挖煤工计算，再加上200名拉煤工和管账、作头和领班等，在出煤前的前三个月至少需要800两银子左右。

　　因为一次性投资巨大，明清两代民间资本一般都是采用分股合伙的形式，来进行煤炭开采。虽然煤矿与土地有关，但在分股合伙中，土地占有者仅处于从属地位，“出工本”的投资者才是大股东，他也是有权力管理煤窑的“业主”。下面这份合同中，窑主徐友松的“得意窑”初始工本仅为800吊，便引入了他人的投资：

　　立会批窑合同人焦之信（润）安增（瑞）因有厢红旗焦姓地内萝卜窖得意窑壹座，自无工本开做，今会到徐友松名下出工本开做。其窑按壹佰贰拾日为则，去焦之信（润）开地主业贰拾日，去安增（瑞）开旧业拾日，去孙景懋开旧业拾日，徐出工本开新业捌拾日，言明出工本钱捌百吊整。如再工本不接，公同窑伙借办，按月三分利息。煤出之日，先回借钱，后回工本。除回完之外，见利按日分均分。有地主衣煤土末一应杂钱，焦姓一半，新分一半。同中言明，所有窑上办事人等，听其新业主裁。此系众家情愿，各无返悔。立此一样五张，各执一张，永远存照。以前合同俱为故纸。自开工以后，或行或止，听其新业自便，不得乱议。如再有地主府内并焦姓族中异议窑务事，有焦之信（润）一面承揽，与新分无干。

　　乾隆四拾四年九月初一日立。

　　合同人：梁锡瑶、安增（瑞）、徐友松、孙景懋；地主人：焦之信（润）；中见人：曹士雾（王璋廷）。

　　得意窑按一百二十股计算，徐友松在其中占八十股，每股合10吊。得意窑全部股金应为1200吊。这里的“日”并非天数，而是指股份，俗称“股子”。这份合同还规定，如果资金不足，可以透支，但月息为三分，出煤之后先还本付息，然后按股分红。徐友松投资占三分之二股份，获利最多。

　　二

　　当时虽然没用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但一些制度已经非常复杂，与现代的企业章程相比并不逊色。有一份合同就是针对联合公司性质的煤窑，其中详细地规定了违约和不出工本等情况下的处分办法：

　　立伙本落尾做窑合同人王义德等，因天桥测湖地方风门窑等共窑十四座，今情愿伙本落尾开做。同众议明，落尾按拾贰分出本。煤出之日，除完工本外，加王义德旧本三分，共按五分分钱。其所落水之窑，王义德出本一半，众家出本一半。各窑煤出，俱按十分为则。除水钱五分入官帐分用，下剩五分，按四十五日为则，除地主五日，余四十日分作二分，王义德开出本一分，众家开出本一分。其所捐工本，俱要同心并力，不许长短不齐。有一家工本不前者，将窑即入伙，出煤之日，止归所出本钱，其窑与彼无干，总收执合同如故纸不用。其场铺煤俱随地主。众家情愿，不许返悔。先悔者甘罚白米拾石，仍不许开窑。恐后无凭，立此合同一样十二张分执。

　　根据合同，王义德等十二家合伙人从邻近的六家地主手里承包了14座煤窑，然后进行联合经营。这些煤窑中，有被水淹的“落水之窑”，也有剩煤不多的“落尾做窑”。这十二家按二十股平均分配这些煤窑的收益。十大股中，有五大股的收入是归公司开销的，下剩五大股又分做四十五小股。地主只有五小股，但可得到扫场的煤末。王义德出资最多，故而所占股分也最多，他一家占十二股，其余11家共分二十小股。

　　为了保证煤窑顺利运作，合同规定“工本不前者，将窑即入伙”，也就是说，没有交工本的股分将充公，成为公共股份；还规定，如果入股后又后悔想退出，将罚白米十担。

　　在当时的民间契约中，对违约或毁约的责任处罚大多都是罚钱，“返悔者罚银十两”，也有“罚窑柱十万斤”，考虑到物价不稳定，也有“罚白米五十石”甚至“一百石”者。具体而言，契约所规定的内容和处罚约束力仍然有限，属于君子合同。虽然当时门头沟的煤窑业主们也建立了同业公会，但也只能做一些捐款、修庙、补路、挖沟的事情，根本无力对经济纠纷进行仲裁。

　　三

　　明末清初的时局动荡对门头沟民窑造成很大影响。为了获得权力庇护，这些民间企业家不得不引入权势的力量；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权力寻租。

　　立合同人焦云路，因有高义等祖遗萝卜窖窑一座，明朝曾伙同焦云登出本开做生利，今清朝杨、高复出工本开做。焦等愿将昔年费过工本画饼付东流，将此窑议同以六十日为则。焦连地主开拾日，杨、高开业主及出工本开叁拾日，户部王老爷开贰拾日。言定煤出之日，除完工本，见利均分。恐后无凭，立此合同壹样叁张存炤。

　　顺治贰年十一月十一日。

　　立伙窑合同人：杨文华、高义、焦云路；中见人：孙璟、刘承芳、曹应风。

　　在这份契约中，整个投资分为六十股。焦云路包括他的地权在内只占十股，出工本的高杨两家占三十股。另外，“户部王老爷”占二十股；这个干股也叫“好汉股”，其实就是权力的租金或“保护费”。

　　虽然当时的民营企业也需要办理营业执照，但在缺乏完善的法律和制度安排的前提下，资本要获得合法保护是非常艰难的；民不跟官斗，来自官家的“合法伤害权”往往使任何民间资本都没有安全感。唯一的办法就是拉拢官府的权势人物，让他们以权力作为“干股”加入分红。有权力作靠山，经营就得到相应的保护。反过来，官吏群体也非常愿意介入民间资本经营，从而利用自己的权势分一杯羹。

　　满清占领北京后，八旗权贵四处侵占土地，一些民间窑主只能委曲求全。比如这份顺治十年的契约写道：

　　立做窑合同人镶白旗牛录白，因天桥地方有焦姓旧业宝平山窑一座，即坐落镶红旗地内，今愿合伙开做，言定窑以六大分为则：镶白旗牛录白出工本开四分，焦九万开窑业地主共二分。出煤之日，除完工本，按分分收，其扫场看铺，俱随地主，工本所用多寡，与地主无干。恐后无凭，立此合同一样二张，分执存炤者。

　　顺治拾年伍月日立

　　做窑合同人：刘进孝、焦九万、牛录白、刘应弟、孙光耀、李丛俊。

　　从契约看，宝平山窑本是焦的资产，他既是“窑业”也是“地主”。镶白旗的牛录白强制入股，并且在六股中占四股，焦只占二股，完全是喧宾夺主的抢劫。

　　四

　　经济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所以也应当是一个法治社会，但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不可能有完善的法律和公正的裁判，因此经济纠纷往往成为一场风险极大的灾难。作为从事商品生产的企业，首先面临的就是竞争，竞争过程中弱肉强食，坐大者就有吞并和垄断的欲望。在产权保护阙如的情况下，这种民间经济纠纷往往成为官府坐收渔利的天赐良机。

　　在一份乾隆年间的诉状中，阎家和杨家联合控告焦家违反契约：

　　具呈人杨如松、阎本泰呈为背约鲸吞、泣恳追究事。乾隆四十七年身等将祖遗马姓地界内吉兴煤窑一座，与焦开景之父焦士琮等共本开采煤斤。窑内有南北二埂。其北埂之北相毗连者有平和窑，亦与焦姓等共伙之窑。……五十年两窑合议，将吉兴窑北埂之北煤界，与平和窑煤界共出工本合做，赔赚均摊。……五十六年复将北埂之南煤斤借伊甬道拉出。伊窑议作二十股分利，吉兴窑十七股半，平和窑二股半，……奈窑务俱伊等经手，一切工本俱将吉兴窑之钱花使，而煤在伊窑厂，由伊出卖，计钱贰万余千，任伊等支使。……不思煤系吉兴窑之煤，工本俱是吉兴窑代垫，即按二十股旧例，伊等已占便宜。……可怜身等自本做出自煤，任伊盗卖盗用，两窑垄断，一股鲸吞，身虽愚懦，万死难甘……

　　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壮大、兼并和垄断是难免的，这也是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进入乾隆之后，人口剧增，煤炭需求旺盛，民间煤矿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不仅民窑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其资本规模也越来越大，资本运营和集中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随着股权转让和产权交易更加频繁，涌现出一些超大型民窑：

　　立卖窑文约人王弘英，今有祖遗李七地内坑子窑，按一百廿日，内有英窑三十日。为无钱使用，凭中说和，卖与阎名下。言定价钱伍拾吊钱，当日亲手收足，并不欠少。两家情愿，各无返悔。倘有亲族争竞，有卖主一面承管。恐后无凭，立字存照。

　　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说合人：赵守玺；立字人：王弘英；代字人：姚继广。

　　在这份契约中，阎家用50吊从王弘英手里买了坑子窑的三十股，占全部一百二十股的1/4。从保存下来的一系列契约中，发现阎家不仅买了坑子窑的股份，还买了很多其他民窑的股份。比如乾隆十二年的一份契约中，“马恒达、万仲良今有祖遗安家坟窑业五日，因为无钱使用，凭中见人说合，情愿卖到阎名下永远为业”。乾隆二十八年的一份契约中，阎家买入一份煤窑的股分只花了“清钱二吊”。同年另一份契约中，李家将“祖遗苦子窑窑业十七日卖与阎名下，言明清钱二千五百整”。参照当时的价格，阎家无疑是典型的低价收购。

　　阎家当时在门头沟控股经营的煤窑多达有10座，同时还通过收买别人的股分对其他民窑参股，成为北京煤窑业中著名的资本家。但这种传统体制下的古代企业仍然存在着许多先天性的缺陷。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西欧已经发展出成熟的公司制度和股票市场，资本运营与企业经营分道扬镳；在日益完善的法律规则下，全球化的自由市场为这些最早企业提供了一片前所未有的蓝海，世界进入一个由企业组织引领的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