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意识到我的新办公椅似乎有点不太对劲。这是由Humanscale公司设计的一款名为“自由”(Freedom)的时髦家具，不光配有“高级扶手”，还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自行调节靠背的“后仰程度”，使其与我的体重匹配。

      问题在于，这把椅子过于舒适，以至于我从来不会产生要从椅子上起来的想法。我刚刚算出自己每天有12个小时都是坐着度过的，和我相比，其他每天只坐9个小时的普通人显得非常活跃。

      但是直到上周，这种久坐的工作方式在我的关注列表中的排名还很靠后，远不如忘记在日程表中录入与牙科保健医师的预约令我紧张。但随后我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网站上读到了一篇文章，文中指出久坐的危害堪比吸烟，可能导致肥胖，进而危及生命。

      这篇文章的作者尼洛弗尔麦钱特(Nilofer Merchant)通过召开步行会议的方式解决了久坐问题——她让公司同事和自己一起压马路。她每周的步行距离长达20至30英里，这让她心情愉快，并且充满创意。麦钱特表示，“如果想要打破思维定势，就需要实实在在地打破常规。”

      如果忽略不计这种说法有多么俗气，它其实是个很不错的方案。边走边聊这种事即使是最笨的人都能做到。事实上，当你走在路上时更容易与人交谈，这在谈论的话题较为敏感时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对方甚至有可能真的在用心听你讲话，因为一边压马路一边查收邮件的难度很大。但这种方式的缺点在于只适用于两人之间的交流：你不可能将整个团队都带到市区街道上散步，除非你配备了音量足以盖过嘈杂车流的扩音器，并且做好了将其他行人挤下人行道的准备。

      步行会议虽然是一个好主意，但不能化解久坐式生活给我带来的主要困扰。我并不担心肥胖或者死期将近。我害怕的是长期坐在舒适的椅子里或让我的智力以及意志力减退。我无法相信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恐惧：我怀疑办公家具的升级换代是导致劳动生产率迟迟不能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原因。由于每个人都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没有人会雷厉风行地急着把事办完。

      如果久坐的危害真的堪比吸烟，那么解决之道不应是通过步行或站着开会缩短坐下的时间，而应是在办公场所彻底停止使用椅子，所有工作都站着处理。

      目前站式写字台在美国的热销程度堪比刚刚出炉的新鲜蛋糕——因为人们想要借此抵消实实在在的新鲜蛋糕对于这个国家腰围尺寸的影响。同样大受欢迎的还有“升降式写字台”，这种家具可以满足站式和坐式办公的双重需要；带跑步机的写字台，用户能够一边健步走一边工作。

      但上述这些办公家具都很昂贵，而且不用花钱就有办法取得类似效果。今天早晨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好几摞未曾读过的管理类书籍从地板上搬到我的写字台上（我很高兴终于能让这些书发挥一点用处），并将我的键盘和鼠标平稳地摆放在书堆上，这样我就能站着办公了。

      这么做的效果非常立竿见影：我顿时感到更有活力，并且开始雷厉风行地处理当天的工作任务。还没有到午餐时间，我就已经完成了大量工作，没有发送任何毫无意义的邮件，也没有在Twitter上浪费半点时间。到了中午，我的进度已经如此超前，以至于我没有外出打包一份三明治并坐回办公桌前解决，以弥补浪费掉的时间。正相反，我和一位同事一起在美妙的一小时里坐下享用了一份像样的午餐。

      现在当我回到自己的电脑前时，我没有产生午餐过后常有的困倦感，因为当你保持站立时很难打瞌睡。一整天里我所浪费掉的唯一一点时间用在了比生理所需更加频繁地造访卫生间上，这么做仅仅是为了享受坐下来的乐趣。

      但这种新型站式办公在其他同事那里遇到了阻力，他们表示很不欣赏。他们不喜欢我不仅在精神上看低他们，还从行动上看低他们，并能看到他们日渐稀疏的发际线是否又有后移。我也厌倦了告诉从我桌旁走过的每一个人，我的背部没有受伤；我之所以保持左脚踩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姿势，是因为我的左脚比右脚短了一截。

      当然，站立办公让我感到极不舒服。我的右侧小腿和脚掌底部都感到阵阵疼痛，但我确信用不了多久这些状况都会改善。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站着写出了20多部1000多页的书。欧内斯特眠明威(Ernest Hemingway)也喜欢站着写作。同道中人还有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据我所知，他们当中没有人患有静脉曲张、颈动脉粥状硬化，或者任何医生们会告诫你注意的其他疾病。不可否认，海明威确实是开枪自杀身亡的，但我不认为站着工作是使他做此选择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