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偷来的信心改变现实    
    他的信心毕竟是偷来的，偷来的东西，用着都不会太心安理得。况且，新的慌张也跟着一块儿报到了。
    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男生，以为毕业之后基本上就两条出路：在大学当干部入党，毕业后进宣传部；或者留校，然后就是当老师。
    这两条路都很难，都会挤破头。刘同觉得，毕业后家里没关系给他找工作，那时候又没有《职来职往》，当时我还在大三待着呢。他想得拼命试试，试什么？当干部！
    大二的时候竞选班长，谁都不讲话。半天之后，他突然站起来说：我想竞争，请大家支持。一讲完，大家都沉默了，没一个人说好，也没一个人说不好。他接着说，我竞选班长，谁竞选副班长、学习委员、体育委员什么的，大家就一起团队竞选。这怎么弄得跟美国选总统似的，还搭个班子。但还是有些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哥们儿，跳出来起哄说一定支持他。
    别看就这么个班长的职位，其他人不说话，都闷着头算小九九。有一成绩特好的同学，晚上就请所有女生吃夜宵，让她们投他票，真的越说越像美国大选了。
    第二天投票，全班50个人，30来个女生被收买，不到20个男生效忠刘同，这不输定了？要不说男生胆儿大呢，他们做假票，50个人做了70票出来，结果40票投刘同，30票投另一个人，刘同获胜。
    人家不傻呀，肯定提出抗议，为什么我们班50个人有70票？不行，得重来。刘同说，投票投了很久了，大家饿了吗？饿了就先散吧，回头再说。那些男生会意了，说对不起我们饿了，不投了，东西一丢起身走了。就这样，刘同成了班长。
    他说，那件事对他影响非常大，从那一刻开始，他突然明白心中的欲望一定要在最恰当的时候提出来，虽然过程不光彩，但那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可以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    
    我跟他说，我倒没觉得这是多么不光彩的事儿。那哥们儿请客吃饭算什么，这不是贿票吗？搁美国直接取消资格，你就直接当选了。都是犯规，他犯规在先，你犯规在后，就算在足球场上，也是给你张黄牌，但他情节恶劣，直接罚红牌了。
    一句“对不起我们饿了”，四两拨千斤，把危机化于无形，用的是巧劲儿。
    在人生的长河中，从我们出生到死亡，很多很多年的过程中，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节点，它像是一个游戏，谈不到人性的泯灭，也谈不上道德的沦丧，最多是次原则的颠覆，姑且把它当做一个游戏，游戏精不精彩，这要看玩游戏的人有没有脑子。
    当上了干部，第二步是要入党。
    毕业之前不能挂科，挂科就不能入党，就不能评学生干部，就不能进入很好的单位。但是刘同挂科了，就那一次，因为他真的没有上过那一科，是唐宋文学。那时候大四，他每天都在外面实习，考完之后就知道完了，一定会挂。
    一考完，他就跟着那科的老师，看着老师回家。到了晚上，他就提了俩西瓜去敲老师家的门。他跟那老师也不熟，老师把他让进去他就不知道接下来该说点什么了，只好说：老师您好，我是您几班的学生，我一直在外头实习、写文章，落了您的课，我可能要挂科了。
    一提到写文章，老师突然来了兴趣，师徒俩就有了话题，聊着聊着，老师觉得这小伙子挺上进的，聊一些考试之外文学的东西，他都对答如流。然后老师就说，明白了，这次你可以不挂科，但你要保证下学期开始认真学这门课，不懂的要找老师补，西瓜你带走。
    出门的那一刻，刘同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两小时究竟做了些什么。在两小时之前，认为完全被堵死的自己规划的路，又被意外打通了？后来，他们班所有同学那一科全部及格，因为那个老师想，我既然让你及格了，我就要公平，就要让你们班所有人及格。于是，偷来的班长，那一次拯救了整个班。

    垂死挣扎后或许是活路一条
    刘同说在他身上，发生过很多特别奇怪的事，但他总能主动地找到一个突破口，转危为安。后进变先进，上大学是，当班长是，不挂科也是。
    比如，他小时候一度痴迷打电玩，爸妈就把他反锁在家里。他很想出去，不可能跳楼，但又没有铁门钥匙。他就把家里所有的钥匙找出来，有几十把，但都不是铁门的钥匙。他把它们全部排在一起，从第一把开始试，看到这儿，所有人就觉得那不可能对不对？但是奇迹就这么发生了，当他试到40多把的时候，有个钥匙刚插进去一半，铁门打开了！之后，他用那一把完全不是铁门的钥匙，自由进出家里半年多，爸妈都不知道。这真的是我听过的一个特别离奇的事儿，幸亏是自己家门，这要是邻居家的，估计要吃牢饭了吧。
    到今天为止，刘同觉得这个烙印始终抹不掉，不是自鸣得意，也不是羞于面对，就是一个记忆的烙印，当然，是一个正面的烙印。这让他变得敢于面对一些危机，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事情发展到令人崩溃的时候，很多人选择的方式就是不管了，反正事儿已经弄砸了。但刘同就用他的方式再做最后一搏，就算垂死挣扎，也绝不束手待毙。
    比如他的第一本书，他没参加过新概念，出道不比韩寒、郭敬明，当时他觉得自己很差，但是又有个奇怪的念头，觉得念中文系，应该出一本书。这是什么逻辑？念建筑的都该自己盖个大楼？念动力学的都该造颗导弹？可这就是他的怪逻辑。
    他花了一年写了一本厚厚的东西，投了不下30家出版社，还在天涯那些论坛发了好多帖，“大四学生热爱文学，文笔幽默，想寻找出版社出书，只要你看上了愿意给我出，我不要一分钱”。然后还坐火车去武汉，一家一家找出版社，一家一家投稿，虽然有时坐了十几小时火车就等来三个字“放那吧”。但他仍然坚信这本书一定会出，结果第一本书真的就出了。
    后来刘同采访某位明星，一个挺自以为是的人。因为这位明星以为自己讲的话特别的牛，别人问的问题都是垃圾，上刘同的节目时依然积习难改，聊了40多分钟，问他任何问题，他明明知道记者的意思，就是不好好回答，40多分钟没有一个问题能用。刘同觉得这期节目可能播不了了，浪费了所有人的时间。
    于是刘同心里就想，好吧，这期节目我不播了，但是自己要很有礼貌地跟那人摊牌，就说，如果你那么不想回答我们问题，坦白讲这期节目我们不播了，我们已经决定了。坦白讲，又是“坦白讲”，这是他最爱用的三个字。从那一刻开始，刘同就想反正大家都不要面子了，无所谓，反正不播你，我节目又不会死掉。
    轮到这位明星慌了，他可能突然意识到“从家出来到现在浪费了我两小时，你告诉我这期节目不播了，我必须自己把这期节目救回来”。于是这位明星就开始打圆场，开始救这期节目，后面讲的很多东西就正常了，没再耍他的大牌。我真后悔怎么没早点听刘同讲这段，因为那位仁兄上我的节目时，我也几乎被他逼疯。
    刘同说，早讲也没用。他说得对，我一直对每个人都比较和善，天秤座嘛，不会轻易跟人撕破脸。那种垂死挣扎的方式，是我学不来的。就好比人坐的热气球即将坠毁前，要把食物丢掉，坚持飞一段，把水也丢掉，再飞一段，衣服、器材也全扔掉，最后人赤身裸体，才有可能保命。
    好多人对待一件事，这件事基本上已经无望后，就会束手待毙，其实事情的失败只因意识上已经放弃。不就是扔东西嘛，人最难扔的是什么？面子。反正都这样了，先把面子扔掉再说，人的面子都扔了，还有什么后果更可怕？

    千杯不醉俘获电视湘军    
    到大三的时候，刘同已经渐渐放弃了刚入学时的幼稚想法，他慢慢明白，师大中文系跟进宣传部、走仕途没有一分钱的必然联系。在省会城市生活，眼界逐渐开阔，他对媒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寒假回家，他去郴州的电台实习，正好所有正式员工都要放假，电台主持人都想早点休息，刘同这些实习生们就有机会上手，帮忙剪辑、帮忙主持连线节目。那时候他的普通话不好，恰好电台有方言节目，还透着亲切。连线那头都是些细琐的事情，比方说谁家有套房子要出租了，600元一个月，他就用方言帮着传达信息。
    偶尔也有不靠谱的电话打进来，比如说有一辆套牌车要转卖，售价多少，刘同就傻不棱登地在节目里说：是这样的，有一位姓杨的先生，他有一辆套牌车要转手，谁要套牌车可以跟他联系。后来他才知道，套牌车是违法的。
    情人节的时候，人家打电话来点歌，刘同接电话：你好，请问你要点什么歌给你男朋友？那女的来了一句：我要点一首，《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他一听，傻了，啊？就赶紧把热线切掉，还在那儿装：喂，喂喂，这位听众的电话断了，可能是信号不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个。
    虽然这段实习期很短，但媒体都有共通性，多多少少还是积累了些经验。
    那时候，湖南电视台总编室有一本内刊叫《新电视》，是内部交流用的，要招实习生，就去湖南师大中文系。一看刘同的简历，在电台实习过，做了那么多节目，就选中了他，安排他做主编助理。
    他要做的工作，是跟各个台的节目主持人打电话，约专访，只负责约稿就好。有次碰到一个不靠谱的编导，说周一一定给稿子。到了周一，刘同打电话过去，对方说：对不起，我们没空写这个，要不这样吧，你是我师弟，你就来跟我们混几天，看看我们是怎么工作的，你帮我写写，哥包你的饭。
    刘同一想，这事儿好啊，能蹭着看节目，还能管饭，那就去吧。之后他就穿梭于《快乐大本营》、《音乐不断》、《玫瑰之约》这些节目组，看他们吵架，看他们审片，看他们改稿，看他们的工作方式，同时他也认识了好多人。
    到大四了，他都没想过自己能进台里，电视台真的挺难进。那一年台里也没在湖南师大做校招，于是他就去蹭面试，第一站是湖南大学。    
    当时是国内最大的一家家电巨头招聘。面试官穿西服打领带，面对一千多人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刘同看看周围，觉得自己基本上没戏，干脆豁出去搏一把吧，就举手了：“你好，面试官，我来自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你有听过吗？它是全国最好的中文系之一，我们的毕业生也非常不错，请问我能来竞争这个岗位吗？”屋里的人笑翻了，估计我要是在现场也忍不住。
    面试官觉得这人还蛮有意思的，就问：“你是？”
    “老师，我叫刘同，那个黑色的简历是我的。”
    黑色的简历？你听说过吗？我很少见到。那时所有人的简历都是用透明壳包着，封面颜色大多很醒目。刘同是把简历做好之后，用两张黑色硬壳纸做封面，用钉子打了好多洞，用麻绳穿起来，用银色的笔写封面上的名称，右边再用荧光小纸片分门别类，跟酒店的宾客须知一样。
    成箱的简历摆在那儿，一堆简历里只有他那本是黑色的。
    面试官说：哦，就是你啊，你可以通过初试。后来也许是黑色简历带来的幸运，最终他获得了一个营销管理的岗位。他那时还没那么清楚未来的理想是什么，对他而言，也许大四毕业，凭自己的努力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就是胜利。
    只是没有想到，正当他做好准备去广东工作的时候，通过实习的老师，他得知湖南娱乐频道年后有一次招聘，老师建议他去试试。只要通过他们的考试，就可以进娱乐电视台娱乐频道工作了。进电视台，多牛的一件事儿，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从内心开始激动，刘同突然觉得，原来自己的梦想并不是广东，而是媒体。只是以前看不到机会，这一次自己终于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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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娱乐频道是我开始电视生涯的地方，是我工作了10年的单位。1999年开播，当时是湖南最年轻、最潮的频道，好多年轻人特别疯迷。开播的第一套电视剧，是《将爱情进行到底》，你就知道这个频道是什么性格的了。主持人有安琥、左小青、谢珊，还有后去的我。有最潮的音乐节目、娱乐新闻、体育新闻、交友节目，当然刚开始头两年的名字没那么潮，叫湖南文体频道。

    刘同特别想进湖南娱乐频道，当时他觉得自己要是能进娱乐频道，人生就圆满了。听他这样一说，我真幸福，我圆满了10年。
    年后面试来了，刘同好好地捯饬了一番。进到面试的会议室，好多貌似领导、制作人的坐那儿，还有广告部的人。问了一些问题之后，他们觉得刘同还行，但没有一个人的眼神里出现特别兴奋的表情。突然有个人问，你能喝酒吗？刘同下意识地感到那是一个好机会，说我能。
    能喝多少？
    52度的能喝一斤半！
    我的天哪！给我喝一辈子我都喝不完！
    所有人眼睛开始放光，尤其是问的那个人，后来才知道那是广告部的领导。不过，这个问题的回答方式，以及回答速度之快，让节目部门的领导也对他突然有了兴趣，可能是觉得这个男孩儿挺有趣，做娱乐节目应该可以。
    你喝酒醉过吗？
    只醉过一次，坐在KTV的地上给我妈打电话，说我很爱你妈妈。
    他讲这些时，就开始泛点泪光，很浅。面试官们觉得这男孩挺有意思的，有资格进入笔试，笔试对刘同几乎不算考试，毕竟他也是刚出过书的人嘛。
    那次面试规模相当大，我还有印象。那时我刚进娱乐频道一两年，那天午饭后我们一帮人在歇懒儿，太阳照在我们走廊的大玻璃窗上，特舒服。歇懒儿区在二楼，一楼是湖南广电大厦巨大的中厅，那几百人就在厅里排队等候，我们的视线越过二楼的栏杆可以看到他们。就因为歇懒儿时间有点长，有个领导看见还走过来训我们，没工作了是不是？下面那帮人随时可以顶替你们。
    经过面试、笔试之后，刘同，第一名，三四百人中的第一名。

    扫大街也要扫出尊严    
    进入娱乐频道，成为电视人，刘同感觉异常幸福。他立下雄心壮志，要一步一步朝着这个行业的顶峰，无限度地接近。
    做记者，做出镜记者，每天出镜，还做专题。他说那时候自己跟神经病一样，每天想各种各样的花招，琢磨怎么娱乐大众。晚上下班之后，他还去特别高级的网吧，看台湾地区的节目，抄各种各样的段子。
    他周围的那些亲戚，县城里的村里的，觉得他每天上电视好红啊，肯定一年得赚100多万吧？其实那时他的工资是一个月900多元钱，一年12000。有一年过春节他没敢回家，就躲在长沙，因为所有人都等他回去给红包，可他兜里只剩100多元，还欠同事1000多。
    电视的激情很快抵不住荷包的羞涩，他想，该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工资提高？想到个办法，考研。干了一年梦想中的电视，他就辞职了，去考研，去考中传和北电的导演系。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复习，最终英文差了一分，他就带着他的书上北京，看是不是能让人家给他特招。这样的冒失肯定没有什么好结果，所以很快地，他连生活都没法维持了。为了生存，他只能在准备调剂的同时，去找工作。
    他又重新准备了简历，走进光线传媒应聘。面试他的是现在光线的副总裁，一看简历，问了他几个关于湖南台的问题。
    一年的湖南电视经历，刘同是满负荷地运转和积累。第一届《超级女声》的宣传报道是他做的，一档娱乐新闻做这个题材的就他一个人，每天做三条新闻，从头到尾的策划、采编都是他，还要天天跟每个台的总编室、兄弟节目部门沟通。所以面试官问的所有环节的问题，他都了解，面试官都怀疑他是不是台长的儿子，怎么什么都知道？
    面试顺利通过，人家说第二天就能上班，不过工资给不了多高。刘同想，北京的生活成本是长沙的两三倍，给不了多高，有2000元就行，1800元也行，实在不行就1500元吧，反正花600元钱租地下室，还有钱可以活。
    谜底揭晓，人说先给开6000元底薪，以后随着业绩再给涨。我问他当时是不是有种暴发户的感觉，他说当时第一感觉就是，6000除以30，每天200，如果当天下午入职的话，他就可以赚200元钱，就问人家今天可不可以入职？这是什么人哪？没想到面试官说可以。
    打车来回20元，晚饭加打印简历40元，当天入职赚了140元，“刘姥姥进了大光线”。    
    到光线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写笑话，当时有个娱乐节目，要编导找各种各样的笑话写成脱口秀，刘同就干这个。他上午写好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念给人听，别人要是笑了他就能安心吃饭，下午就能给主持人录。别人要是没笑，他就不吃饭，赶紧再用午饭时间写。写了半年，每天写笑话。
    播出来之后，公司的领导都觉得这个写得太牛了，他就自然而然地以为自己的春天到了。可点儿背的是，半年后那节目因为经营的原因被撤掉了，公司把他的收入降了一个等级。这种事儿在电视台和电视制作公司很正常，即便你有才华有能力，但是每个人的收入是跟节目的命运有关联的，但刘同那时候年轻气盛，理解不了这个道理。他只在乎自己的自尊心受挫了，我这么用心，业务这么受到肯定，公司为什么这样不重视我？
    刚好那时候有个同类型的娱乐节目在挖人，缺个主编，他一气之下就去了，去了第一天开会，那个公司的大老板和所有的中高层都在，要听新主编汇报新改版思路。
    听完刘同的汇报，那个老板对总监说：“如果你要骗公司钱的话，你就直接告诉我缺钱，不要随便在街上找一个，你哪怕找个扫大街的也行，你找一个什么都不是的玩意儿，做我的一个卫视节目，你们想联合骗公司的钱吗？”
    刘同说他当时特想拍桌子，但忍住了，为了生活忍下来了。会议结束后回家大哭了一场，哭完他跟自己说在这个岗位上再也不哭了，他要新老板早晚认识到他的价值。他想我一定要在这个核心的位置，待满一年，我要了解所有的状况，一定要让自己做满一年。
    证明之旅开始了，他每天早上10点起床，11点到公司审片，审完片把带子发到电视台，下午1点接着批自己的选题，3点半跟编导开会讨论第二天的选题怎么做策划、怎么拍，下午5点开始陆续审当日回来的记者的片子，指导他们怎么写、怎么配音，晚上8点盯主持人录制，录完再开会总结，完事后大约到了晚上11点，他又开始审稿。团队的人陆续下班，他要一条一条等着审所有记者的粗编。忙到晚上三四点，交代给当日轮班的责编，然后再看看一天的新闻，琢磨明天的题材和角度，全部弄完之后凌晨5点多回家，睡四五小时再起来上班。他说他那一年常常迎着清晨的阳光下班，有时走着走着，眼泪就掉出来了，但觉得很爽，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够拽。一年365天，天天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很怕日播节目的原因，我觉得那不是一般人干的活。    
    这样的工作状态持续了一整年，他常常睡着了突然惊醒，梦见被老板开除了。梦里被开除了半年，有天半夜惊醒后他再没睡着，坐在床边上想了一宿，他告诉自己，不能再怕被开除，因为所有的资源在自己手上，全公司没有任何一个人比自己更懂这个节目，没有任何一个人比自己更努力，所以不用怕，公司把自己开除是公司的损失，公司没这么傻。从那以后，他才没再被吓醒过。
    时间过得很快，很快他做满一年，那档节目也在那一年成为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娱乐资讯节目。
    有一天，刘同拿着自己的三本书，全部签上了名，去老板的办公室说，老板这是我出的书，送给你。老板觉得他好有才华，之后讲了好多青年才俊之类的漂亮话，还说他和公司都很有眼光，没看错人什么的。
    刘同接着话说，老板你还记得吗？我来这个公司第一天，你说我是来骗公司钱的，我用一年的时间，告诉你我不是，而且在这一年里，节目很多的麻烦你都没听过，都是我在扛，我非常辛苦、非常努力。老板说就欣赏你这样的员工，你没有让领导失望。
    刘同接下来的话更拽，跟电视剧里的对白似的：对不起，我对你和你的公司其实早就失望了，也许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我想跟你说，任何一个北漂的人，如果不是家里或自己有困难，谁愿意出来打拼，谁愿意看人脸色行事？你一直在侮辱我和我同事的尊严，你骂我们脑袋里都是屎，你骂我们从小没有爹娘教，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别人这么对你的儿女讲话，你会怎么想？所以我想告诉你，这家公司一定走不长，谢谢你这一年给我的机会，我祝你未来越来越好。说完，他走了。
    在职场的书籍中，这种行为可能是不被提倡的，意气用事都会被指为不理智、不成熟的职场行为，这个故事也很容易让人涌起意气用事的冲动性热血。但仔细分析刘同的行为，其实意气用事是最后一刻，在老板私人的办公室里，冒出了一个20出头小伙子的傻气。虽然不知道这家公司现在怎样了，但老板离了他，公司照样转。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那一年中，他扎扎实实地工作，也正是那一年，刘同才真正意义上地成了一个电视人。
    刘同自己也说，当时那是极大的摧残和特别黑暗的记忆，但过了几年之后他突然发现，如果没有那段经历，他怎么可能有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会有一些人激怒你，会有些人令你讨厌，但当你实现你梦想的时候，反而突然会觉得，那些人的存在其实还蛮好的。
    我倒更喜欢那句话，“谢谢你这一年给我的机会”。

    聊天聊出的好节目    
    苦了一年，就这样潇洒地走了，挥一挥手，不带走下个月的薪酬。去哪儿呢？
    回光线。
    其实半年以前光线就一直在挖刘同，挖他回去，可他总觉得自己还没干出什么成绩，回去丢人。因为他是从光线出去的，这再要回去，得想清楚，他就是奔着不再离开的念头去的。
    那个节目做了半年后，他在圈内颇有知名度了，光线的人就跟他说，你在外面做，还不如回来算了，回来做《娱乐现场》的主编，这话跟他说了半年。
    我说你这基本上是骑驴找马了，知道下面有退路，才敢跟人家老板那么横。他说是的，他确实挺没那个种的，他不做“老子豁出去了”那种事儿。在我看来，这不是没种，不是，敢叫板一定是因为自己清楚最差的结果可以承受，这是聪明。
    回光线接手的节目是一个访谈节目，一个快要停掉了的节目，那个节目“裸奔”了好久，这是行话，就是说这个节目没有赞助商，没有企业冠名。
    做电视的很现实，要么赚钱，要么节目就死，当时国内的访谈节目遍地都是，这个节目没有赞助商，每次都还要请艺人来。节目要被拿下了，怎么办？想辙呗，当时主持人谢楠和柳岩都是20出头，这个年纪做不了访谈，太年轻，有点分量的嘉宾来了，说的生活她们完全没经历。他们就想，有没有可能放八个人，“围攻”嘉宾，不管谁接不下去了，总有一个人接得上，八个脑子对一个，于是就有了记者团，就诞生了《明星记者会》。
    用这样的方式，效果真的蛮好。有人问了个特别傻的问题，把嘉宾问得生气了，开玩笑说你给我出去，那个人就真的出去了。嘉宾就蒙了，问他怎么真出去了，记者团的其他人就帮腔，你不是生气了嘛，就让他走呗，咱们接着聊，你要想把他叫回来，我们就叫他回来。特真实。
    这样既解决了节目没有更多的钱，去请大牌主持人的问题；又真的可以解决现场的尴尬，让气氛变得活跃；而且，培养了很多日后在光线独当一面的主持人和记者。
    刘同觉得，这对他而言也很重要，因为光线慢慢地成了一个娱乐中心，每天都会有明星到访，他每天听一个人讲故事，现在的人都没时间跟家人朋友聊天，但是居然有人会跟访谈节目上的这些人聊两三个小时。听一个人聊两三个小时，就了解了他很多事，一年就是1000多个小时，了解了三四百个人。而基本上，到访的明星都是一线二线的，这意味着，一个电视人，在这一行发展下去的话，在这儿做一年，到任何公开场合碰到的都是熟人，都知道每个人最深的故事，人家看到你也会觉得很亲切，工作上的合作也更有化学反应。
    娱乐圈里有的人每天混夜场，为什么？跟人认识，喝几十杯酒，能说上几句话，大多还都不说真话。但是在这个节目，三小时后，不用喝酒，大家就变得特熟，他哭给你看，你哭给他看，心能走得特别近。
    我就问刘同，你一个做幕后的，为什么一开始老是出现在幕前？讲话还特别那个？他说这要感谢他们家有些艺人常常放他的鸽子，明明今天是谁来做，临录像前突然有事来不了了，他就自己化个大浓妆顶上去，听到其他人问得不爽了，就站起来说这个问题问得不对，应该这样问。
    因为做幕后的人，更了解整个提纲，反而更能控场。只要长得不是极度难看，就算丑也丑得非常有特点的，都可以上电视。就这样，四五年了，节目从叫《明星记者会》到现在叫《最佳现场》，刘同基本上都会在，问好多问题，听好多故事。
    像他现在常写明星专栏，都不用再重新采访，随时从自己的资料库里调。这人曾经大哭是为什么，曾经讲过哪些话，都种在他脑子里了。这个节目，不仅让他们公司的主持人越来越好，也让他自己受益匪浅。所以，现在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去现场，在那儿不问问题，听别人讲他都觉得能学到好多东西。
    做这个节目，自然会认识很多艺人，每天都有艺人来上节目，自然也会认识很多经纪人、宣传、助理。他都是自己约节目需要的人，约了两三年，他基本上把娱乐圈里的人都约遍了。后来正赶上他们艺术关系部的总监生小孩，老板只能找个人填空，就让《最佳现场》把这部分工作一起负责了。广告部的人很喜欢带他出去谈合同，为什么啊？因为他最了解娱乐圈动向啊，比如人家要请A明星，就问他A明星最近干了些什么，哦他昨儿刚打了人，那不好，就改B明星吧。慢慢地，客户就很信任他。
    良性循环来了，客户信任，经纪人就很信任，经纪人信任，艺人就很能讲，节目会好看，宣传就很希望艺人来上这个节目。那时候，节目在北京的地面频道播出，在北京地区的市场占有率排第一，北京能看到的所有的节目里排第一，刘同和团队伙伴的电视信心也芝麻开花。
    在工作中遇到突发事件也不是坏事儿，没危机就不会逼着自己想对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想好了对策，找准了方向，踏出第一步，即便目标是一百步，踏踏实实走下去，总会到达那一步。
    只要出发，就会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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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撞头，不知道前面是墙    

    28岁之前的刘同，职场动荡，在一档节目做两年多，已经是那时候的他做得最长的一段时间了。那时候他就是那么的飘忽，飘忽得有些不靠谱。
    有一天，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能只是这样，就跟老板说不做节目了，要去做广告。因为他觉得自己跟广告接触很多，就想做广告才能给公司创造直接收益。他也如愿以偿了，被老板调去做广告的副总。
    可他毕竟从来没做过，人家其他做广告的，一个业务员可能都已经是老手了，他没有业务能力去管那些总监，只能自己也去跑销售。打电话时，还装：“你好，我是光线传媒的销售。”好不容易约个客户跟人家见面，经常是他一个人口若悬河地跟人家聊。
    他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他给一个客户发短信约谈，人家答应了，他觉得好开心。第二天再给人家打电话，打一个对方没接，他想可能人家很忙；过一小时之后再打，心想一小时过去了，对方也应该接了吧；还是不接，他想这人太没礼貌了。后来再打第三个，被挂掉了。那就等你回电话，一天，两天，三天都没回。刘同就会想，太不尊重人了，大家都是人，为什么不尊重我？
    当时他的思维就是，社会上人和人是平等的，你知道我找你，你不回我电话，就没把我当人看。又过了一个星期，他知道再不联系的话，这个单就没了。最后鼓起勇气再打一次，豁出去了。
    响了一声，对方就接了，说对不起今儿没时间，明天下午能不能见一面仔细谈。他当时就傻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有些广告人是这样的，可能忙到几天不能接电话，可能有更重要的人得面对，忘记了说好的时间也不会内疚，但是他们认准的机会也不会放过。
    经此一役，他明白了，做广告要学会没心没肺一点儿，像他那样的文艺小青年，特敏感，一天到晚自己跟自己还演戏呢，演得天翻地覆，别人谁在乎？广告的尴尬，让他心中的文艺小青年旁边，多站了个普通小青年，以至于后来他也就不会因为别人对自己的态度问题，而给自己造成心理压力了。
    当然，他终究没有成为一个合格的广告人。尴尬了将近半年，他想真不应该转行，要不就认输吧，就又跟老板说还是做回节目吧。老板依然爽快地答应，还跟他说，其实当时安排他转岗时，就知道不会有很好的结果，但是参与一下广告业务，或许对做节目有帮助。
    这个老板我没问是谁，但他说得太对了。在媒体行业，不懂销售的业务人，不知柴米贵，天马行空后以为做节目是艺术，其实做出来的产品没价值；不懂业务的销售者，一天到晚把自己看低，只会哈着客户，忽视节目的品牌价值，只懂吆喝贱卖，早晚被其他销售精英淘汰。
    以前刘同以为，所有客户都要回扣，所有客户都去夜总会，觉得广告行业特别“脏”，但是那半年实践得出的感悟，让他相信其他的方式也是可以的。只要找到共同目标的客户，节目的发展和产品品牌的目的一致，就可以真正共赢，他相信可以找到专业、职业的客户，一定可以。    
    所以，他开始跟客户沟通，研究客户的长远需求，在客户面前保证节目的品质不被侵犯，合作后又在乎客户的权利，即便常常跟客户拍桌子、吵架，到最后都能成为朋友，因为大家都有成就感了。
    对业务是这样，对人也是这样。所有道理的认识，都需要一个过程，这种过程往往伴随着阵痛，有些事，刘同现在想起来，都很内疚。
    现在他是名制作人，柳岩、谢楠是名主持人；但好多年前，他还是年轻主编，两位花旦还是电视新人。
    有一次《明星记者会》的主持人迟到了，可节目快开场了，他就让刚出道的谢楠去化妆，立即熟悉主持人台本，让她来主持那期节目，做代班主持人。谢楠那时候小，特别开心，终于有机会证明自己了，特别用心地准备好了。临开场前一分钟，主持人到了，他就跟谢楠说，你不用主持了，还是让主持人上，开场前一分钟把人家换掉了。
    还有多年前的柳岩，主持日播节目，365天都在录节目，有一天小姑娘想请几天假，说是去医院处理个小毛病。刘同把脸一黑就问人家，为什么请假？你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来说不重要是吗？如果你觉得不重要，你可以走；如果你觉得你的离开，会对节目造成伤害，就不要走，结果柳岩就真的没有走。后来才知道，那次请假正是柳岩发现了胸部的肿瘤，要去开刀，跟一个男性同事只能这样开口。
    听了这段，我都很不忿，我问他，当时你就觉得新人好欺负是吗？
    他说几年后他慢慢成熟了，再回想起来真的很内疚，只是他当时真的想得很简单，什么事儿能比节目更重要啊，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就是两三年天天连轴转。大哥，你是男人啊！电视圈的女人不容易啊！要是只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忽略了电视里的人情味儿，这电视还不如不做，做出来的节目也是冰冷的。
    在职场上，每个人都想别人好好对自己，都想工作越来越好，都想加薪、升职；每个人都怕别人对自己不好，都怕工作处处碰壁。道理很简单，其实就十个字：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你怎么对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你。要是人人都做职场上的好人，何惧被小人算计呢？

    尊重生活的电视人会被生活尊重    
    我在《职来职往》里，面对一个求职电视编导成功的女孩，曾经说过一句话：加油！希望你做一个有良心的电视人。
    其实，电视就是生活，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和生活密不可分。很多人洗澡的时候都喜欢哼歌，走路的时候也喜欢哼歌，但永远记不住歌词，于是出现了《我爱记歌词》。
    女生宿舍里，一个同学谈恋爱了，室友就会问，他是干什么的？多大了？挣多少钱？开什么车？家里干吗的？就这么五个问题，于是出现了《非诚勿扰》。
    《最佳现场》有一个环节，“我要的信福”，因为现在的很多人可能十来年都没写过家书了，有事一个电话、一条短信就说明白了。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时间去听父母唠叨了，没时间去跟父母聊工作了。但父母真的很想跟我们讲一些话，只是不知道怎么讲起。
    我的好搭档李艾，有一次上这个节目。在她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因病过世了，爸爸最后一次去北京治病，回广州的时候带了一个布老虎，要给李艾做礼物，小李艾特别开心。但那天她家里来了一个小表弟，小表弟才几个月大，爸爸直接把礼物给了表弟。后来爸爸就离开了，那成了爸爸最后一次给她买礼物，这件事成了李艾永远的负担。为什么爸爸最后的礼物，给了表弟，没有给自己？布老虎还被表弟到处扔，最后是李艾默默地把这个礼物收藏了起来，不管搬家去哪儿都带着，但她一直不能理解爸爸。
    节目组带着这个故事找到李艾的妈妈，李艾的妈妈写了一封特别特别长的信给李艾：其实那时你爸已经感觉到，那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的远行，于是给你带了一个布老虎，谁知道那天家里有小孩儿，你知道你爸的脸面很薄，不能只给你不给人家孩子，其实那个礼物就是专门给你买的，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居然成为你那么多年的负担，李艾，你要相信，你爸爸是很爱你的。
    一封信，打开了李艾十几年的心结，她在现场一直哭一直哭，抑制不住。看这段的我，也控制不住，想到自己长那么大，是不是也有很多跟父母的心里疙瘩，为什么不大胆地去和他们聊聊，等到没有这个机会了，可能会把对父母的误解永远地误解下去。
    刘同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嘉宾，刘之冰，是个演员，饰演了很多次军人，他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去过我们国家最东边的一个哨所，去慰问那里的战士。有个站夜班岗的士兵，看到他出去就说“首长好”。他出去的时候外面没下雪，过了两小时回来后，发现那个士兵的身上已经有了厚厚的雪，还在那儿一动不动，看到他回来了，依旧张开嘴说“首长好”。刘之冰特别感动，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放在战士的手上，说给你，冷了你就吃一口。战士不接，死都不接，说我在站岗我不能接。刘之冰没办法，就给他打开，直接给塞到战士嘴里，转身就走了。走了几步，战士的巧克力还在嘴里，声音还带着哽咽特大声地喊：“谢谢首长！”
    我们现在越来越少有机会，能听到这样的故事了。电视里大部分时间，讲的是男女的爱情、商业的欺诈、明星的八卦，而感动有千百种，总有一种能直接钻到人的心里，让我们久久不能忘却。就算事情过去很多年，当我们因为工作和生活，心里有抱怨的时候，想到这些故事，我们心里也会莫名地产生一种力量，然后笑对烦恼，迎接生活给我们的每一次挑战。
    刘同跟我一样，认为电视人应该努力让自己有良心。做不到太多，总得从自己做起。他来上《职来职往》，跟他面对自己制作的节目一样，都要提前向编导要到求职者资料，要知道自己在第二天录影时该说些什么。他自己记得录每一个节目时讲的每一句话，他觉得，这样才配得上站在摄像机的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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