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州市中心的妙果寺起步，打车不超过20元，中国鞋都产业园的模样就会出现在眼前。 
　　在温州市西部这个名叫双峪镇的地方，数百家知名、不知名的鞋厂就聚集在宽阔马路的两侧。国内鞋业领军企业的康奈集团也在这个产业园内。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创始人郑秀康端详着自己的皮鞋王国。
　　30年前的郑秀康远没有现在这样气定神闲。
　　1978年，当时30出头的郑秀康是温州通用机器厂的车间主任。每月50多元的工资在那个年代虽然已不算少，郑秀康却很苦恼，妻子体弱没有工作，子女年纪尚小，自己的工资捉襟见肘。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郑秀康开始白天上班，晚上学做皮鞋。
　　1979年9月，郑秀康做出了第一双皮鞋。拿着这双鞋，师傅左看右看，最后对郑秀康露出了笑脸。
　　顺利卖出几双鞋之后，郑秀康开始琢磨，自己什么时候能开个皮鞋厂？他不曾想到，30年后，自己的公司居然占地160亩，拥有4000多名员工，在国外开出2000多家专卖店。
　　“30年了，这30年太关键了。”明年就要办理退休手续、安心回家颐养天年的王运正很感慨。从1990年意气风发地治理永嘉虚假广告到两次弃政从商，这位曾经的温州市委副秘书长如今也已是头发花白。
　　30年，带给温州这座城市的不仅仅是现代化和富裕，还有温州人命运的起起伏伏。
　　已有1000年历史的妙果寺默默地矗立在温州市中心，面对着眼前的车水马龙，仿佛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变迁。
　　冲破计划经济的禁锢
　　熟悉温州的人都会说，温州地方不大，名气不小。改革开放之前，温州的名气是“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温州的名气是“活”。
　　温州地处浙江省东南沿海地区，虽然也在江南，但却不具备其他鱼米之乡的好条件。从古至今，温州的特点就是资源贫乏。“七山二水一分田”是这个地方自然条件的真实写照，人均耕地不足半亩，仅靠种地无法养家糊口。所以，手工业和商运业是当地人历代赖以生存的主业。
　　新中国成立后，个体手工业不再被允许，有数据显示，1978年温州市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为25亿元，财政收入1.3亿元，农民人均收入113元，低于全国平均133元的水平。
　　“改革开放之前的温州人生活非常苦，那个时候的温州和温州人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乱、穷、行为不轨。”今年已经75岁、曾任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宋文光回忆说。
　　由于糟糕的形象，曾有一个地方的公安局发内部文件，不准温州人住大饭店，就是怕温州人偷东西。
　　“温州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工厂就是起点。”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当时温州人制作小产品都是靠“捡垃圾”完成的。没有机器设备，就捡工厂丢弃的设备，没有原材料，就捡别人不要的材料重新利用。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穷怕了的温州人开始悄悄地重拾祖辈的主业，鞋、纽扣、螺丝、五金、线圈、小商标、编织袋等小商品开始从温州的家庭作坊中源源不断地进入全国市场。
　　重新启动的家庭手工业已经开始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已经出现了万元户，一批在日后成为大集团的企业在这个时期已呱呱落地。
　　康奈集团在1980年还是红象皮鞋作坊，赫赫有名的正泰集团在1984年才以求精开关厂的名字成立。
　　但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些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在1978年的时候还有一部电影公开批判温州。
　　温州的经济究竟该怎么发展，当时还是一片混乱。
　　1981年，国务院两次发文“打击投机倒把”，一批从事家庭工业的人被以“投机倒把罪”的名义逮捕。温州也不例外。
　　1982年夏天的一个黄昏，一个镇干部骑着自行车路过“五金大王”胡金林家门口，突然停下来小声对他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然后就迅速地骑走。胡金林转身往屋里奔，从抽屉拽出早已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各样证件，连妻子也没有告诉一声就仓皇地逃出了柳市镇。
　　这是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对当年温州个体经济被整治的描述。包括胡金林在内的8个在不同产品领域已经出名的小业主被列入重点打击对象，1982年，这8人最终被判刑入狱，在温州俗称八大王事件。
　　这次中央发动的整顿可以说是对刚刚冒头的个体、私营经济一个沉重打击，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在浙江、珠三角，经济发展的脚步缓慢了许多。八大王事件带给温州几十万家庭工业从业者的是无尽的恐惧。
　　在王运正看来，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就像一艘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的船，随时都可能被推上风口浪尖，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翻。
　　1982年年底，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召开大会，颁布了10多条政策，鼓励家庭工业的发展。当时邀请了1000多名专业户、重点户参加。但这些人以为要被批斗，怎么都不愿参加会议，在市政府动员下来到会场，没想到居然被请上了主席台，戴上了大红花。
　　1983年，在袁芳烈的直接过问下，八大王得以平反，温州市中院宣布八大王无罪，并归还了其钱物。
　　日后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南存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时正是看到了八大王平反，才敢于去创办自己的企业，没有这个平反，自己没有胆量去办厂。
　　袁芳烈的做法在温州市广受好评，但争议依然存在。
　　“浙江省对温州一直有看法，认为温州个体太多，国有太少。”王运正说。1985年年底，袁芳烈调离温州市，也离开经济岗位。
　　接替袁芳烈的是当时的金华市委书记董朝才。
　　据王运正介绍，董朝才当时来到温州，主要的任务是来纠偏，纠温州私营多国有少的偏。
　　在董朝才上任的半年中，没有对外发表过一次言论。那半年，董朝才在基层到处作调查。
　　“印象很深的是董朝才三进造船厂。”王运正说，当时温州有一个国营的造船厂，效益很不好，是个“老大难”国有企业。
　　董朝才第一次去调研的时候发现这个船厂已经停工停产，负债数千万，露天场地杂草丛生，电焊条随意丢弃，车间满地垃圾。造船厂厂长向董朝才诉苦，说已经一年发不出工资，三年报不了医药费，职工不断闹事。
　　为了解决这个国有企业的问题，董朝才带着50万元的贷款再次来到造船厂，希望能够让造船厂正常运转起来。造船厂也提出了方案，争取在两个月内解决几个主要问题。
　　但等两个月之后董朝才第三次来到这个造船厂的时候，他发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工作也没有实质性转变。
　　“当时董朝才就不断摇头叹气，说如果按照这个体制搞下去，怎么可能搞活国有企业，不改革没有出路。”王运正说。
　　就在董朝才带着“纠偏”的任务在温州市到处考察时，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也在悄悄地发展壮大。桥头纽扣市场、妙果寺服装市场等十个小商品的专业市场已经开始在全国叫响。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温州模式”第一次出现在报端。
　　根据王运正提供的数据，1986年的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占工业的40%、商业的50%、交通服务业的80%。小商品市场已经有100多个，“小商品、大市场”的雏形已经显露。
　　温州究竟应该怎样“纠偏”？
　　1986年5月，董朝才来到温州之后第一次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在温州市委常委会议上、温州市三级干部动员大会上做了工作报告，强调国有、集体、个体要一起上，对所有经济形式都支持。
　　“老百姓想干的事，不去阻拦，老百姓不想干的事，不去强迫。”
　　“不等、不靠、不伸手向政府要钱而能发展壮大的企业就是好企业，就是‘姓社’的”。
　　董朝才的说法给了正在观望的温州人一个定心丸。人们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支持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