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可以轻松面对人生的拐点
    2008年6月27日，泰国航空公司TG674航班缓缓地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才早上六点多，崭新的T3航站楼将被一群睡眼惺忪的乘客打破寂静。我并不确定这是不是首都机场每天早上迎接的第一架航班，这对我并不重要，对我更重要的是，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乘坐这架航班。
    我那时已经在位于泰国首都曼谷的百事亚太总部研发中心工作了将近四年。平时经常坐这个航班回家休假，这一次本来是为了参加第二天的项目管理师资格考试（PMP）而回来，但阴差阳错地，我必须在今天太阳落山前作出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是不是要离开那个我又爱又恨的曼谷，回到北京去另一家公司工作。航班是架老旧的飞机，还是一如既往的旅客不多，这是我选择它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因为我可以一口气打开三个坐椅之间的挡板，霸占三个枕头和毯子，蜷起身子睡上一觉。但是前一天晚上我却辗转反侧，一分钟也没有合上眼。我脑子反复思考的只有是否离职的SWOT（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强势与弱势、机遇与挑战）分析。我甚至在反思，如果不是当年那段传奇般的面试经历，我现在会在哪儿？在做着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没有人可以轻松地面对人生的拐点，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路的尽头迎接我们的是什么。就像2004年我放弃继续读博士，毅然决然地找起工作，也是一个恨不得咬破嘴唇才下的决定。那时，我从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硕士毕业。当时就业形势虽然不能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比，但报纸上也大肆鼓吹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难找工作的时候。这些所谓的科学统计数字背后，却是愁眉苦脸的应届生和变本加厉压榨起薪的公司。很多同学都不敢毕业而选择了继续“深造”。我实在对当第三种人——女博士没有兴趣，就硬着头皮找工作。为了这个决定，老妈几年后还骂过我。但我当时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当时临毕业导师劝我继续读博士，我说：“我宁可去麦当劳打工，也不去读博士！”气得七十多岁的老人对我说：“Shame on you！（为你感到耻辱！）”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我觉得我的书读够了，需要看看外面的世界。如果我去麦当劳打工，我会认真地看人家是怎么安排进货的；物流是如何管理的；电脑系统是怎么把一个订单从收银员那里传达到后厨，又如何在第一时间送到顾客手里的；遇到不同类型的顾客，应该如何应变；新产品又是如何在各个店里铺货的。这些都是我在试验室学不到的。”听我滔滔不绝地白话了一通，导师拧不过我，随我去了。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在等着我，但我知道读博士不适合我。
    几年后我真的碰到了一位这样从第一线成功的人，他是日本NP食品设备公司的老总芝村先生。他曾经蹲过监狱，出狱后到一家食品工厂做最简单的包装工人。但他每天下班后，都去看整个生产线，认真地学习机械设计。有一天，他被总裁叫到办公室。总裁说：“听说你蹲过监狱？”“是的。”“好的，这是你的工资，明天不用来上班了。”丢了工作，他只得租了间没有窗户的小房子，在那里实验他的机械和配方，花掉了他所有的积蓄。说到这儿，老人眼里闪着泪花。就在他最难的时候，台湾乖乖食品的老板给了他第一个订单，而且是预付的，后来是上好佳。现在他的公司已经是一家跨国企业。我曾经问他，NP代表什么？他笑着说：“No Problem！（没问题！）”
    毕业典礼上，一个面试机会都没拿到的我，在硕士帽上用白色的胶条贴了四个中文字：青春无悔！想到这儿，我不禁嘲笑起当年傻乎乎的自己：“哈哈，臭栗子，你承认不，那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无奈。”那时候，我头一次感受到选择给我带来的压力。但多少年来，它也告诉我决定可以改变你的命运，但不能注定人生的成败。每一条路都会有它独特的风景。
    失败了生活只是原样，但万一成功了呢？
    飞机刚一落地，大家纷纷打开手机。后排的一位“成功人士”刚刚跟边上的人吹嘘了一个多小时“男版杜拉拉”的升职传奇。此时正扯着扩音器般的嗓子夹杂着英文单词，打电话给秘书安排工作。我暗自想着：“别光听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娓娓道来自己的工作是如何的机缘巧合，好像上帝是他亲戚，其实所有的人都逃不掉一开始漫无目的的大撒网行动。就像笑话里说的，一个人吃了六个馅饼才饱，抱怨了一句‘早知道就直接吃第六个了’。直到找到了工作，谁也不会知道这第六个馅饼在哪儿。”
    我当年的大撒网行动是在美国最大的招聘网站上面开始的。我在临近毕业的半年里就开始在monster上面撒简历，但都杳无音信。正在这时，系里的一次研究生演讲比赛给了我一个转机。
    那时我刚刚参加一个美国专业协会研究生演讲比赛回来。然而，在最初得知有这个比赛，我鼓足勇气跟导师说我要参加的时候，内向的导师对演讲比赛的热情远远没有在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热情大，而且他严重怀疑我英语是不是够好。好在他没有阻止我，估计是没好意思正面打击我。为了准备这次比赛，我周末拿着摄像机面对空无一人的教室彩排，一练就是一整天。陪伴我的是麦当劳促销中两美元买一送一的巨无霸，午餐一个热的，晚餐一个凉的。两周过去，演讲水平的确见长，但是我已经听到巨无霸以及所有和汉堡有关的词就想吐了。
    天下没有白吃的汉堡！我最终取得了第二名，五百美元奖金。有个朋友眼红地说：“这是我见过的挣得最轻松的钱。”我承认我抓住了这次很多人不敢去抓的机会，但她不知道，为了台上那十几分钟，我下了多大的工夫，我对着镜子一句一句地练习手势和表情，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让我的导师帮我纠正发音。印象最深的是“very well”这个简单的词。我当时不分“v”和“w”的发音有什么区别，一律发“w”。但导师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边夸张地演示着，一边告诉我“v”要轻咬嘴唇，而“w”要把嘴撅圆。于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词一下子化身成了绕口令。我一会“wery well”，一会“very vell”，一会干脆舌头打结、脑子短路绊在那儿，好像赵丽蓉说“司马缸砸光”。光这样一个“very well”我练了两天，可想整个十几分钟的演讲我练了多长时间。到最后我几乎到了将整个演讲稿融化进血液里的地步，就差说梦话也背稿子了。站在高高的台上领奖的时候，我真的想嘲笑自己妄自菲薄。我终于明白世界上很多的“不可能”是自己找的退缩的借口，有一丝的希望和机会，就应付出百倍的努力去争取。失败了生活只是原样，但万一成功了呢？可英雄不能总吃老本，这次系里的比赛要重打鼓另开张，还真有点儿心里没底。
    这次比赛如果用那个稿子，我肯定有信心打败对手，但我不喜欢来回嚼自己嚼过的馍，于是我换了一个全新的难度更大的题目。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好像奥运会上的篮球远没有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好看一样，这次比赛的激烈程度居然比那个全国性的比赛还高。这是系里的一个传统赛事，台下坐的都是在各大公司有头有脸的校友，教授往往通过这次机会与大公司寻求合作项目，所以每个导师都非常重视，希望借此机会展示自己组的科研实力。刚刚被五百美元奖金搞得有些忘乎所以的我，是不是这次要跌份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把PPT做好吧。对于PPT，我总是鼓励自己要“越P越精彩”，也就是每次都要有创新和突破，当然这次也不例外。为了让条理更加清晰，我用了三个不同的颜色来区分三个章节；为了把复杂的科学理论说明白，我做了几个动画演示；为了把高深的结论说明白，我用几个图片打比方[][1]。总之，我想了好多办法来弥补我这张笨嘴的缺陷。
    名次并没有当场宣布，而是等到晚上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系主任“丁丁丁”敲了敲高脚杯的杯沿，全场安静下来了。大家都屏住呼吸听他宣布第一名，我边上一个美国同学已经正襟危坐，准备冲上去领奖了，我几分嫉妒地盯着他。但系主任居然像我读“very well”一样费劲地读出我的中文名字，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赶紧用餐巾擦擦嘴，用手捣了两下头发，才走上台去领奖。这一次我又得到了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而我知道它的分量更重。系主任礼貌性地夸了我两句，虽然美国人不讲究谦虚，说“哪里哪里”，但低调还是必要的，我咧着大嘴赶紧说：“都是导师指导得好。”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这么做PPT是因为我英文不好，被逼出来的。如果我也像美国佬那么能说，我还用得着费这吃奶的劲吗？现在想想，这就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就好像传播学的创始人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是个口吃一样，上帝有时候赋予我们缺点，是为了让我们发现自己真正的特长。让我日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比赛给我带来的不是一百美元，不是第一名的荣誉，而是命运的改变。
    偷来的面试机会
    参加活动的这些企业界的校友，对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学生来说，为我的求职打开了一扇窗。其实，与其说这扇窗户是为我打开的，不如说是我擦黑偷偷摸了进去。系里要求我们把所有参赛的PPT都上传到服务器的一个公共文件夹里。在这个文件夹中的一个隐藏的目录里，我偷到了一份机密文件：校友通讯录。我天生没有做贼的潜力，心里像揣了无数只欢蹦乱跳的小兔子，迫不及待地打开文件。只见这份通讯录里，有校友的名字、工作单位、职务和邮寄地址，但没有E-mail。这不是一般的通讯录，上面的职务最低也都是经理级的。我如获至宝，好像找到了藏宝图，自己赶紧连夜写了封申请信，并附上一份简历，还特别强调了自己在这次比赛中折桂，然后满怀希望地跑到邮局大撒网地寄给了通讯录上所有的校友，一共是六十多封。
    信发出去，一如既往地石沉大海。终于，半个月后，其中一个中国人给我回了封信，我的心怦怦跳着，边祈祷边打开这封信：“亲爱的栗子，希望你的信没有发出去太多，信的格式都不对，语法也有问题……”接下来他认认真真地给我改了一遍。讲老实话，我没有看他的回信。看着满篇红字的修改，心哇凉哇凉的，既然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这次尝试一定彻底完蛋了。又过了几天，一个大石油公司的人事经理热情地打来了电话，但她上来就跟我介绍说：“我们这里研发部门有三百多个博士。目前，对留学生，我们只招博士。”这话要让导师知道，他不削死我才怪，只好继续等待。那个时候我已经毕业，看着桌上自己捧着“青春无悔”硕士帽的照片，有说不出的滋味。正在我灰心丧气，天天闷头睡懒觉的时候，一天早上，一串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你好，请问是栗子吗？”“哦，是的。”“我是百事食品亚太区的研发总监马克。我收到了一封从总部转来的你的简历，你有兴趣到百事亚太区来工作吗？”
    “百事？”我们的学校明明是在可口可乐的总部大楼底下，我天天仰头看着它，梦想有一天能到那里工作，结果居然是百事给我打来电话。这事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它怎么一下子让我从睡梦中惊醒，怎么让我一下子抖擞起精神。“亚太总部？是在中国吗？”“哦，不是，是在泰国曼谷。”“百事？”“曼谷？”我想都没想过的！
    其实自从来美国上学，我就盘算着毕业后在国外工作两年就回国。刚来的时候，我很不喜欢美国，我觉得这亚特兰大居然还举办过奥运会，马路窄窄的，红绿灯都是绳儿吊着，在半空中晃晃悠悠的，电线杆子都是松木的，马路上也没啥摄像头这种高科技，好像童年记忆里20世纪80年代末的北京。但慢慢地，我终于明白了“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这句话的含义，懂得了比硬件更重要的是软件。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比读万卷书更重要的是行万里路，行路的时候不但要用眼睛看，更要用嘴去交流，用脑子去问问题，用心去体会不同的人生。我们这一代“海龟”也好、“海带”也罢，最重要的使命并不是挣钱买车买房，研究打造中产阶级的捷径，而是把国外的所学、所见、所闻分享给别人。所以我希望毕业后能在美国公司工作两年，然后把这些感受带回国去分享。这也是我辛辛苦苦耐着寂寞写书的根源。靠冲动是写不出书的，写书靠的是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