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不懂项目管理，还敢拼职场（上）
    愉快的参观之后，就是紧张的面试了。
    interview（面试）就是互相看......
    面试我的是公司两位高管。一位是魔鬼般冷峻的技术专家库玛，另一位是天使般热情的全球研发高级副总裁卡罗斯。如果让我总结的话，可以叫一半是冰山，一半是火焰。技术专家库玛是个印度人，很酷，不苟言笑，非常严谨。每次我想玩个幽默的时候都没有得到配合和呼应，好像一个拳头打到了半空中，看看没反馈，就偷偷地收回来。他不但面试我，还陪我吃午饭。公司的餐厅位于一楼，每位就餐的人可以免费得到一小包百事的零食。餐厅的后面是一个小湖，据说周长是二英里。后来，有一次公司搞部门间的拔河比赛，居然就是跨着这个小湖拔，一定要把对方拔到湖水里才罢休。这种热闹，就连词汇表里没有“看热闹”一词的美国人也颇有兴致。可面试那天，我丝毫没有兴致来欣赏这被微风吹皱的波光粼粼的湖面，那是我吃得最压抑的一顿饭。我正埋头小心地摆弄着手里的刀叉，一丝不苟地慢慢咀嚼每一口吃的，生怕我这不娴熟的西餐刀叉技术弄出什么不礼貌的动静的时候，库玛打破了沉默，掏出一支笔，继续了他在面试的时候没有问完的问题：让我在餐巾纸上给他画出几种不同类型的黏度曲线。俺的天呀，差点噎死我，这是我大学物理学得最差的一部分。好在是餐巾纸，我大概画了画，画不太清楚，居然侥幸蒙混过关了。前两年美国出了一本书叫《餐巾纸的背面——一张纸+一支笔，画图搞定商业问题》，我居然都没敢去翻过这本书，可想阴影之大，但我是真实版的“餐巾纸背面面试”。
    而热情的另一半来自研发副总裁卡罗斯，他是我佐治亚理工大学的校友。我那满是语法错误的信就是寄到了他那里。虽然他那天没有去参加系里的活动，但他知道那个第一名的分量。他个子很高，恐怕有将近两米，但一点都不让我感觉有压力，他的笑容好亲切，把我从库玛那里感受到的拘谨通通融化掉了。我给他了一份我的PPT光盘。上面有我的一个自我介绍，一些个人资料，还有我参加全国演讲比赛的录像。他看了看我用心准备的各种材料，很开心，问我：“你来面试觉得紧张吗？”我摇摇头。其实我真的不紧张，根本原因是我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官到底是多大，后来我才知道他负责美国以外所有的食品研发，级别上比我高十级。
    卡罗斯只是大概问了问我今后的打算，为什么希望来百事工作。我前一天刚刚查了公司的口号：Food for the fun of it！（食品，要的就是乐趣！）张嘴就回答道：“我从小就喜欢吃零食，所以我觉得这份工作会让我开心死的。Work for the fun of it！（工作，要的就是乐趣！）”估计这句话给我加分不少，其实这也是我在百事工作的几年里最经常鼓励自己的话。面试的结尾，他问我有什么问题问他。我早就准备好了问题，问道：“卡罗斯，作为一个研发高级副总裁，您眼里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我脑子里预先期待的答案是“创新”，因为他负责研发嘛。这是我给卡罗斯下的套，然后我好顺杆爬，说我就善于创新！但他并没有跳进我设好的陷阱，而是告诉我：“在我眼里，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所有工厂每天做出来的同一件产品是一样的优质。如果你是在饭馆当大厨，保持品质一模一样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作为一个全球的食品公司，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我们要让中国的薯片吃上去和美国的一样香脆，美国全国的各个工厂出产的产品吃起来也一样香脆。这件事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这个答案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我当时没有太懂，但后来的健康油项目终于让我理解了，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只是为了确认新油没有影响薯片的口味和质量。有时候，没有区别才是最好的结果，这是我在百事上的第一课。百事的面试是我第一次正规的面试。我一直以为所有的公司都是这样做的，但后来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的幸运。
    真的要和美国说再见吗？
    后来听马克说，那天面试完，卡罗斯给他发了一封E-mail，简单得不能再简单：“She’s hired.（她被录用了。）”大老板发话了，马克只能照办。就这样，马克没见过我的面，就给我发了聘书。虽然每次马克故事讲到这儿的时候，总是装出一脸的无奈和不情愿，但我知道一次次快乐的电话交谈已经注定了我们会是默契的上下级。
    虽说百事是我做梦都想不到会去工作的地方，但真的要离开美国了，一个很多很多很多人追梦的地方，很多很多很多人削尖了脑袋都要留下的地方，我真的要放弃吗？我犹豫了。人人都会讲：“Follow your heart！（追随我心！）”可是我的心在哪里？她什么都想要，却必须马上判断出哪个是鱼哪个是熊掌。百事开出的工资比起国内已经很高了，但比起美国要低一些。“我到底想要什么？”那几天做决定的时候，我几乎是一天一个主意：今天说走，明天说留下，后天说不知道。这些转瞬即逝的所谓“决心”都是成宿地在床上翻来覆去“烙饼”的成果。我咨询过很多人，有人鼓励我尝试，有人劝说我留下。一直耗到最后期限，我咬了咬牙，大笔一挥，签了合同。那天晚上，我跟室友玲玲在客厅聊到夜里一点多。那天她没说什么，只是眨巴着大眼睛听我一个劲地“虽然……但是……其实……唉……我想……命运……”这样的胡说八道。临睡前我告诉她：“哈哈，这也许是我人生中最困难的决定。希望五年后我有故事让你跟你的朋友讲，这个傻栗子当时是怎么犹犹豫豫的。”第二天我把合同通过FedEx（联邦快递）寄了出去。
    我曾在FedEx（联邦快递）的总部所在地孟菲斯的一家公司实习过。孟菲斯的人都会讲两个故事：猫王的死和联邦快递创业的故事。联邦快递的创建者是史密斯（Frederick W. Smith）。早在1965年，还在耶鲁上学的时候，他就写过一篇论文，提到美国需要一条运送包裹的定期航线。可当时教授们却觉得这个构想虽然很具创意，但实际上不可行，给了不及格的成绩。而六年后这个学生却依靠自己微薄的存款和大量贷款，把这篇不及格的论文变成了现实，最终开创了一个伟大的行业和事业。的确，很多成功的人会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年认准自己的路，坚决地走了下去！不过还有很多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但失败了，惨败。就像笑话里说的，有个人问一个百岁老人：“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老人说：“我一生坚持不抽烟，不喝酒，多吃青菜，多锻炼。”那个人说：“我父亲也这么做的，但只活到了五十岁。”老人答：“因为他坚持得不够长！”看来成功的确不能复制，但总可以给人以启迪。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有它的风险，如果不作选择，也一样有风险，因为你或许放弃了太多从身边溜走的机会。
    从联邦快递出来，我给马克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已经把合同签了。电话那边马克说：“热烈欢迎呀！但你怎么听上去不兴奋呢？”我没吭声。我真的兴奋不起来，因为我并不知道在那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公司里，除了这个没见过面的整天笑哈哈的老板，还有什么在等着我。我告诉导师，我要去做chips了。他本来还很高兴，以为我去做电子器件（那些半导体器件都叫chip）。我赶忙纠正他说：“不，是吃的chips。”“难道你就要去土豆一美元一大包的地方，卖一美元一小包的土豆片吗？”我想他一定觉得我傻透了，可是我合同都签了。
    第二年我去罗马。在梵蒂冈的雄伟辉煌的圣保罗大教堂里我问一个牧师：“为什么要信上帝，我觉得命运在我自己手中。”当时很多人都像电影里那样，跪在一个小窗口前，向牧师低声咨询。只有我坚决不弯下我高贵的膝盖，只是弯下腰，对着窗口大胆地问了我的问题。牧师很平静，他告诉我：“上帝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恰恰是选择，你可以选择信他，把心交给他，也可以选择不信。我们的命运是由选择决定的。”我没有继续问，尽管我选择了不信上帝，但他的话还真是有道理。就是这次选择，我离开了美国，进入了百事亚太区工作，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终生受益的放羊式入职培训
    最终和马克第一次见面时，我已经到了总部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而他去芝加哥出差，特意绕到达拉斯见我。我们是在达拉斯机场的希尔顿酒店的酒吧里见面的，他是高高大大的澳大利亚人，剃着秃头，只有那副眼镜能让人觉得还有几分斯文，但笑起来相当可爱，像个大男孩。后来我才发现，他长得特别像怪物史莱克，就是缺乏了史莱克长相上唯一的优点：大眼睛。那天大屏幕正在直播波士顿红袜对纽约扬基棒球决赛的最后一场。酒吧里挤满了美国棒球迷，吵得要死，好像掉进了蛤蟆坑。我和马克要扯着脖子喊话。就是在那天，红袜破了八十年来的贝比·鲁斯诅咒[[1]贝比·鲁斯诅咒，又称“圣婴诅咒”。1918年，波士顿红袜队在上世纪最后一次夺得美国职业棒球（MLB）的冠军后，球队被一个纽约人买走，后来，这个家伙又以万美元将红袜历史上最伟大的强棒——绰号“圣婴”的鲁斯卖给死对头纽约扬基队。鲁斯也对他的“被转会”承担了很大的公众压力，很多粉丝骂他背叛。于是盛怒的鲁斯临走之前告诉那些不知内情的球迷：“我从没想到要离开波士顿，但那些老板……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如果我要承担叛徒的名声，那么红袜就要以永远夺不了冠军作为代价。”这就是美国体育史上最著名的“圣婴诅咒”。他这句诅咒真的非常灵验，从此之后，扬基25次夺得总冠军，而可怜的红袜虽然4次闯入决赛，但最终都以3∶4惜败。于是，百年以来波士顿红袜与纽约扬基依然是不共戴天的世仇。
    赢得了冠军。
    我和马克那天见面时，简单寒暄和拘束地自我介绍后，大家都在酒精的作用下放松了下来，谈话也恢复了从面试起一贯的轻松气氛。他给我介绍了一下亚太区的情况：“别看我们的名头很大，但其实是个不大的组。我手下有四个直接汇报的人。一个做桂格燕麦片的经理、一个做口味开发的经理、一个高级工程师和你。我希望你能做一些新型产品的开发。这些产品不一定对市场是全新的，但对百事是全新的。这可是不小的挑战哦。同时我们会和泰国、中国、印度等团队有很多交叉合作的项目。我的老板是亚太区的研发副总裁，她叫维多利亚，能量十足，负责亚太区饮料和食品的研发。”“这个名字总部里很多人跟我提过，好像是个超厉害的女人。”“对，她是从达拉斯的工程师干起的。至于她多厉害，你以后就知道了！”说着，马克可爱地挤挤眼睛，一切尽在不言中。“那在曼谷你们都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呀？”我当时甚至幼稚地以为大家要和美国时间同步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是早七点到晚七点，维多利亚是中午十二点到晚十二点。”从没想到还有这样灵活的上班时间。“啊，那我还是和秘书一样的时间，朝九晚五好啦，放心吧，我效率高，保证完成任务。”“怎么样，在总部培训得还好吗？”马克的这个问题可让我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我首先得瑟地告诉马克：“卡罗斯请我吃午饭啦！”我人还没有到总部报道，卡罗斯秘书的信就已经发到了我的邮箱里：“亲爱的栗子，你哪天来报到？卡罗斯想请你一起共进午餐。”这样的待遇估计遭到了不少人的嫉妒，但更令他们嫉妒的是卡罗斯向我面授在百事做人做事的宝典。我向马克如数家珍地汇报着：
    第一，“帮助其他国家研发部的同事不是简单的帮忙，而是你分内的工作。”
    百事的美国总部光零食研发就有三百多人，而其他地方只有不大的团队，团队里一个人就要负责一个或几个品牌。不可能所有的工作都是自己从零做起，最重要的是要从别人那里学，而且快速地学。同时，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只有当别人问你的时候，你无私地分享了，等到你遇到麻烦的时候，别人才会分享给你。在百事这个大家庭里，不要觉得帮助别人只是帮忙，那是你应该做的。马克听我复述到这里点点头：“看来我送你到这儿学习送对了。在百事，切忌害羞。如果有什么问题，抓起电话，打给相应的项目负责人，他们都会热情地接待你。给你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做一个新产品开发，要添加花生粒，试验了几次都无法成型。后来看到美国有其他产品添加了花生粒，就和库玛约了个电话。他听了我描述的问题，笑笑说：‘你说的情况我太了解了，我们也这样失败过好多次，你这样再试下去也不可能成功。我们后来发现花生粒是有严格的尺寸要求的。我会让工程师给你发去供应商的联系电话。你看看是不是在亚洲可以找到类似的产品。’二十分钟的电话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我们很快找到了供应商，成功地做出了样品。所以，栗子，记住了，你在这里的一大任务就是知道谁是负责什么项目的，以后有了问题好咨询他们。把库玛当成你的导师，他是技术大牛！”
    第二，“在百事，要注意多钻研专业知识，分享经验教训，带领大家和你一起干。”
    “马克，我明白钻研专业知识和分享经验教训的重要性，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卡罗斯要跟我这样一个小虾米说什么‘带领大家一起干’。”“哈哈，你很快就会明白了。在学校里，你自己做好论文就好了，但是在公司里最讲究的是合作。每个人都不是完人，有些人你一辈子不会和他成为朋友，但你必需和他合作。能够带领大家一起干的才是真本事。以后我就看你的了。”马克还是说得我一头雾水，不过他提醒我了，到了公司，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就结束了。
    第三，“要勇于表达你的观点，否则你顶多是一个好试验员。”
    “栗子，我相信你不是一个好‘试验员’！”马克说完，跟我碰了个杯，然后仰头把杯中的葡萄酒喝了个精光。我接了句：“哈哈，我得想想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俩又开始斗上嘴了。
    从此之后，这三句话成了马克挂在嘴边教育我的主要依据，更成为我快乐工作的行为指南。每一次挫折和成功，都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它们背后的意义。
    虽然卡罗斯和马克都在反复强调分享的重要性，但百分之百无私的人是没有的，大家希望起码得到一些认同。有个朋友跟我说：“你光说分享，我可吃了大亏了。我们一个办公室五个人，就我傻兮兮地喜欢分享，结果我边上那个丫头把我的创新想法用了，还去老板面前臭显摆。这种傻事以后我可不干了。”我笑了笑，对他说：“那以后你们还不说话啦？”“嗯，就不说了。”他倔强地点点头。“其实你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你可以用提问的办法，征求你同事的意见，然后等她说出自己的想法后当面夸她两句。再到老板面前汇报工作的时候，把她的名字捎上，说是她启发的你。这样不但你的劳动成果还归你，而且她也达到了在老板面前得瑟的目的。这样一来二去的，大家交流的氛围就好了，可以一起进步了。”我和我们组的工程师就是这样互补的。他有他的优势，对机械设备很懂行，我有我的优势，善于挖掘顾客需求。我们俩最喜欢在试验工厂的办公室里一屁股坐在桌子上，面对面天马行空地讨论问题，聊着聊着，就忽然萌发一个新产品的点子，然后马上就去做试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失败的时候，哈哈一笑，不当回事，成功的时候自然要去马克面前邀功领赏。这个时候，我们俩总是互相吹捧。就这样，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最不服管的两个人，居然沆瀣一气成了黄金搭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