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年底的职工聚会上，工厂的总经理恰好坐在一位寺庙住持身旁。他问住持：“在我的工厂里的这些员工，很多都不识字，但是他们看上去却比那些在福利院的残疾人更加幸福。我奇怪，为什么他们每天乘坐拥挤的火车但却从不迟到，而且如此刻苦地工作？”

      住持沉思了一会儿，平静地答道：“难道你认为拥有物质和金钱会使人们幸福吗？有四种因素会令人获得终极幸福：被爱，受到赞美，为其他人提供服务，和被（别人）需要。 在你的工厂里，通过工作，那些员工可以获得四种因素中除了爱之外的另外三种。大概这就是他们非常幸福的原因吧。”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管理的本质在于创造幸福。

      什么是幸福

      一百个人也许有一百种对“幸福”的理解，而且各个不同。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或者不同地点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幸福感”。 “幸福”的定义如此繁多而且差异颇大，以至于连伟大的哲学家罗素也感到为难，只好从“不幸福”的对立面寻找幸福的共同元素。

      通俗的看法认为幸福就是个人拥有或者占有的欲望得到了满足。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例如，对一名刚刚参加工作渴望拥有一套住房的年轻人来说，买彩票中了一套房子的大奖会令他感到非常幸福；而如果一位房地产大亨也赢到同样的大奖，他未必高兴的起来（除非这套房子是他最想要的，比如全世界最豪华的）。

      幸福是一种个人的主观心理感觉，而且是相对的。

      但是，日本这间粉笔厂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另外一种幸福。这种幸福不是来自个人欲望的满足，而是来自于 “给予”产生的快乐。想一想那些努力工作的员工们。他们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为他们感到被社会需要，被他人赞美，而所生产的产品被社会需要。这表明，他们的成绩被社会认可。一句话，他们感到幸福，因为自己用行动为社会创造幸福。同样地，那位为他们提供职位的总经理也一定因此感到幸福，因为他给予员工们发挥各自能力的机会。他的“给予”是员工们感到被需要的必要条件。

      欲望得以满足带来的幸福是加法，因为那只能使一个人感到幸福。而给予创造的幸福是乘法，因为一个人的给予可以使很多人感到幸福。 从这一点看，给予带来的是一种更加崇高、更加深刻的幸福。

      为什么“给予”更能令人感到幸福呢

      从哲学上讲，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靠本能和自然赋予的本性生存。因此，动物从来没有以超越自己本性的意义活着。而人不同。人之为人，就在于人有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令人们有目的地行动，而且去做有意义的事。做事，无非有两种目的：为己或者为人。满足欲望，是利己；而利己，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体生存最基本需求的行为。因此，以利己获得的幸福是低层次的。

      对人来说，应该超越“利己”，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必须依赖社会生存，也应该对社会做出贡献。缺少后者，人类将走向灭亡。由此可见，一个人的行动是否有意义，不是看他获得了多少，而更多地要看他“给予”了社会什么。 只有“给予”才能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

      因此，“给予”赋予“做事”以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它既能够为他人创造幸福，也令“给予”者分享他人的快乐而感到幸福。

      这就是“给予”带来比“满足欲望”更加崇高的幸福感的原因。

      以“给予”的角度看待企业，我们会对企业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将企业的目的局限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上，这显然是一种以满足“获取”利润欲望出发的“利己”观念。可是，柯林斯和波拉斯在《基业长青》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早已告诉我们：超越利润才是公司“基业长青”的根本。 如果我们翻开那些令人尊敬的企业历史，哪一间伟大的企业不是在谦卑地“给予”？它们给予顾客超值和满意的产品，给予员工安定的工作条件和精神上的激励，它们也给予社会大力的支持和赞助。 通过企业的“给予”，社会得以发展，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在企业是通过“给予”创造幸福的来源和载体这个前提下，管理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展开的一系列社会活动。管理活动不仅对他人造成影响，而且管理者对他人的态度和行为也会引起对方的反应。这种反应又会反过来影响企业家和管理者自己。印度古谚语说：赠人玫瑰之手，经久犹有余香。给予他人正面鼓励和赞美，一定会收到同样的反应，从而使自己也感到快乐。反之，一名每天苛责员工的管理者，你能指望他心里很快乐吗？ 假如连员工都感觉不到幸福，你能期望这样的企业受到人们的尊重、并推动社会进步吗？

      作为一名企业家或者管理者，不要吝惜给予他人关怀， 不要忘记给予他人赞美和鼓励， 哪怕他们只取得很小的进步。重要的是，令你周围的人从你的赞美、支持和帮助中获得自尊、自信，从而使他们感到快乐与幸福。而你，也一定会从中感到更加幸福。

      道理说完了。当你工作时，千万别忘了这个原则：管理的本质是创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