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公司是全球电脑软件行业的领头羊。张亚勤先生在这样一家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企业领导研发工作，是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有力推动者。
　　对于高科技成果如何实现产业化，我有很深的感触。创办企业之前，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最大的苦闷就是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科研人员整天忙着，就是为了发表论文，而成果根本和市场没关系，不得不束之高阁。我出来办联想，也就是憋着劲儿想做点事情。现在，联想集团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高科技产业化之路，在全球电脑行业的市场和技术领域都有了一席之地。
　　联想集团的发展要感谢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但张亚勤先生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加幸运，改革开放将一张世界版图展现在他们面前。他天资聪颖，并且非常努力，能够一路尽显才华，很年轻就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在更高的起点和更广阔的平台上，开拓更大的事业。
　　以我的观察和体会，一个优秀的技术专家如果能成长为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对科技企业非常重要，然而，这种转化并不容易。张亚勤先生是一个成功的代表。他原本是一个科学家，在技术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但他更是一个出色的技术管理者，在他的统领下，微软公司在华研究机构不断发展，跻身世界一流。这既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一个好的机制也非常重要。
　　因为环境不同、企业的性质不同等等，微软公司和我们走过的道路大不相同。比尔·盖茨先生创办微软，直接以高技术起家，高举高打，打下了一片天地。而在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由于起步晚，底子薄，路要曲折得多，很多规律都还在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中，观念、机制和人才等问题都还不时困扰我们，需要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进一步努力。
　　难能可贵的是，张亚勤先生在成功领导公司研发工作的同时，还花了很多精力，为中国的科技产业化进程助力，如深入高校的教学科研，建立联合实验室，开办创新论坛，贡献自己的经验和智慧。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与世界融合的步伐越来越快，一大批从中国走向世界的精英们回到国内，“在中国做事”，更“为中国做事”，我想，这对他们所服务的机构，对中国，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无论对于莘莘学子还是商界人士，张亚勤先生的故事都值得一读。

　　凌志军序
　　几年来我一直希望能有一本关于亚勤的书。我相信他的故事一定有一些特别的魅力。这不是因为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大堆头衔和赞誉。
　　他的做事水平的确引人入胜，但是真正让我回味无穷的却是他的做人水平。
　　按照今天的社会标准，亚勤似乎具备了一个杰出人物的全部要素。
　　他吸引世人瞩目的成功开始于少年时期，又在此后几十年每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绽放出耀眼光芒。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他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教育制度杂交的产儿，是中国和美国两种社会文化融合而成的科学家和企业管理者。他和他的同事让一个经典的西方资本主义公司深深扎根在东方的土壤中，也让一代中国青年的智慧和勤奋享誉西方世界。在中国人走向世界走向现代文明的大历史中，他和他的团队开创了两种信仰、两种制度、两种文化融会贯通、相辅相成的最杰出的案例。
　　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亚勤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疯狂革命的时代、左右彷徨的时代和激烈变革的时代。当21世纪到来的时候，他的人生之路伴随着席卷全球的新技术浪潮达到高峰。我一直相信，这个年龄的人拥有一种天赋机缘。比他年长的一代人，没有经过新世界的熏陶，缺少对于新潮流的亲近感，因而很难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引领者；比他年轻的一代人，没能经历旧世界的洗礼，缺少一种坚韧、豁达和通透的风范，所以很难理解他之所谓“为什么要打败别人”，以及“成功是一种习惯”，也不能想象为什么最杰出的人会把做人看得比做事更重要。
　　我们正经历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成功者层出不穷，就像不断涌上沙滩的海浪一样，拍打着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着的国家。文人为他们立传，商家为他们包装，官方机构也来为他们增光添彩。整个社会都把眼光投在他们身上。年轻一代渴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可惜的是，人们过多地关注成功者做事的诀窍，却过少地了解他们做人的境界，因而还是不能摆脱下面一些问题：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为什么会有患得患失？为什么会有茫然无措？为什么会有怀才不遇？
　　为什么会有怨天尤人？为什么会有钩心斗角？为什么会有昙花一现？为什么我既不笨又不懒却总是到处碰壁？又为什么我即使成功了却还是不能感受到成功的快乐，反而被成功所累？
　　现在，我手上这本书稿正是关于亚勤的。这是一个杰出人物的足迹，很好看，也值得回味。就像比尔·克林顿在美国总统任上写给亚勤的信中说的，“一个灵感的启示”。而它给予我的最具启示意义的“灵感”就是：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种种做事的机巧当然能够帮助你赢得优势，但是，只有你做人的水平方能决定你究竟能够走多远。

　　作者序
　　见到亚勤的人，首先会被他的温厚随和所吸引。随着跟亚勤的交往不断深入，对他越来越了解，我的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出老子那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管理着微软公司在美国之外最大的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品研发及产业合作的研发基地，也是跨国公司在华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研发机构，拥有3000多名“聪明人”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张亚勤并不像我所见到的很多成功企业家那样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的。相反，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得有条不紊，胜似闲庭信步。
　　他是如何做到的？或许很多人都会说：因为他是天生智力超常的聪明人呗！
　　是的，张亚勤从小就表现出来超乎常人的聪明，创造了12岁上大学的奇迹，是当之无愧的“神童”。之后，他20岁赴美留学，23岁以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系唯一的满分博士论文毕业，31岁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百年来最年轻的院士，38岁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克林顿在给张亚勤“2005年度美国华裔工程师奖”的贺信中称赞他“是一个灵感的启示”。李开复评价张亚勤说：“他是个绝对的技术天才，而且他过目不忘，在计算机界我们做的算是很成功了，但是唯有他能把小时候学的物理和数学什么的还记得非常清楚。”像人们已经习惯叫他“神童”一样，在众人印象里，张亚勤依旧是高智商的代表。似乎一切成就的取得，都可以归结到张亚勤的“天分”。然而，历史上聪明人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现实生活中职场、商场中起起落落的故事从不鲜见。
　　很多有着聪明的头脑和敏锐的商业嗅觉的人却往往不是最终的成功者。
　　对于聪明与成功的关系，张亚勤似乎更有发言权，我想起他一直强调的一句话，“聪明不聪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去利用这一点。”是的，成功就是将个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前国务委员宋健曾在参观过微软中国研究院和微软总部后，亲笔写信赞扬张亚勤和微软中国研究院取得的成就，他写了这样一句话：“只有高的IQ没大用处。更重要的是一个开放的、能接触世界前沿的、有良好的工作环境、有杰出领导者的团队，人的才能才可以发挥出来。否则，囿于墙里院内，大智只能变小慧。”我们得到共同的结论：聪明只是一种潜能，关键是看如何利用。
　　本书写作期间，我与抱病在家的著名财经作家凌志军先生有过几次讨论。
　　听说我要写张亚勤，凌志军警告说“写亚勤我觉得很难写，我感觉他甚至比开复还难写”，“这些人一个比一个聪明，但是聪明和聪明还是不一样，还是有区别。亚勤这个人是有大智慧，别人做的话可能也能做到他这种程度，但是要费九牛二虎之力，他却很自然地就做成了，像喝茶一样平平常常，事情就成了，他不认为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就是亚勤。”凌志军总结他对真正成功者的看法时说，“一个人能走多远最终不是取决于做事的能力，而是取决于做人的能力。”他感叹“现在的社会风气，现在的读物，现在的写作者，恰恰主流不是这个，主流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打败别人，怎么往上爬。你看现在的小说都是告诉人家职场怎么竞争，怎么赢，有意无意就是这个。亚勤就不在乎这个东西，他不在乎要赢谁，不在乎是否要打败别人。”凌志军认为本书的写作非常有意义：“把亚勤这些东西写出来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对那些渴望成功的人，对已经成功的人也都是有启发的。”张亚勤的大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第一，平常心，心态平和，能在喧哗中保持理智和冷静。
　　在跟张亚勤的交流中，我能够处处感觉到他的良好心态，这种心态其实也就是他一直强调的：人要有和谐的心。这种和谐，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事之间的和谐。
　　张亚勤有一颗平常心。他说“做自己，做喜欢做的事，做简单的人。”他为人低调，不喜欢张扬和个人炒作。跟随他多年的前公关部经理尚笑莉说：“在国内媒体热烈炒作他的神童经历时，我作为当时媒体负责人曾无数次替他回绝了以此为主题的媒体采访。”在我们对张亚勤的采访中，我有个很大的感触就是，他从来不会对故事浓墨重彩或添油加醋，有的只是轻描淡写或有所保留。比如他说，“我从来不是一个勤奋的人，但碰到问题想要解决的时候，能发狠心，集中一段时间不受任何打扰去攻关。”确实，张亚勤不是个爱打疲劳战的人，但他所说的“发狠心”，绝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熬上几个通宵，他可以为一个问题持续熬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智者乐水。水是最柔韧的物质，温润却带有势不可挡的迫人力量，张亚勤给人最大的感触就是平和。像很多技术出身的研究型人才一样，在公众场合，置身人群中的张亚勤多数时候是个面带笑容不甚多言的倾听者。
　　第二，包容心，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了解张亚勤的朋友和同事都不约而同地对我们说了这样一句话：“亚勤对大家都特别好。”他人很好，笑起来很可爱，总是给人一见如故的感觉。几乎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说，第一次见他就觉得他亲和力很强。
　　从这些评价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张亚勤何以为智的端倪。这个微软上下甚至清洁工阿姨都以“亚勤”亲切称呼的一把手，这位接受采访时不忘适时给记者的茶杯续水的温厚主人，既没有人们印象里外企高层管理人员的精明外露，也没有某些传说中的科学家的怪僻和桀骜不驯。
　　管理着研究院那么多“聪明人”，张亚勤有自己的方式：给大家自由的空间，因为每个人的定位是不一样的，要赋予他更多的责任。管理者要有胸怀，包容不同的工作方式，往往一些很聪明的人的性格会比较特别一点，管理者必须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去帮助他们。学者们的个性不同，要赋予他们不同的环境，创造不同的思维空间。这就是张亚勤典型的管理方式。
　　当张亚勤坐在对面，面带微笑地倾听你说话时，你会想到“海纳百川”这个词。他能够以包容的心与周围的人，不管是上司还是下属，都相处得很好。
　　他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事业，专注地做下去，并且成绩卓著。他身边同事都说，作为研究院的负责人，亚勤很少会被眼前的一些看似复杂难解的问题所困扰。
　　他很讲求主旋律和大方向。他更关注涉及研究院架构、人才管理及科研方向这些领域的一些战略性问题。一旦方向明确，具体问题到他那里都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大爱之心，看淡名利。
　　从他讲述的他和母亲的故事中，你会明白他为何会毅然决然回国，张亚勤始终记得小时候他母亲对他说过的一句话—“要为国家多做好事，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在他讲述的华裔“百人会”、“胡主席访问微软”、“奥运故事”中，我看到了他作为中国人的那份自豪和骄傲。在亚勤的一篇文章中说到，汶川地震发生时，他正在飞往西雅图的飞机上，下飞机后收到七八十条手机短信，让他的心一下子揪紧，马上冲到候机室看电视报道—听到这里，我眼眶不禁一热，他的心一直是和祖国的父老乡亲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尽一份力量，他指挥技术团队开发了震后寻人网，推出四川地震形势地图，维护捐款平台。此外，他后来还特意借出差的机会，徒步重走了汶川路。
　　由于工作关系，张亚勤每年都有数十次空中飞行，但回忆起2006年去往美国途中的一次历险，张亚勤至今记忆犹新：飞机发动机突然着火，机舱内乱成一团，吵闹声惊醒了坐在上层读书的张亚勤，他才发现机舱里浓烟滚滚。飞机迫降在日本冲绳岛。这是一个军用机场，没有任何民航设施，张亚勤和乘客们露天待了一宿。这一夜，张亚勤仰望星空，想了很多，突然有种大彻大悟的感觉。
　　他感到还有很多事情在等着自己去做，而名利只不过是天上的浮云。绝大部分经历车祸的人都不敢再开车，经历飞机事故的人也很难踏进机舱，但张亚勤再次证明了他的与众不同：他不仅是个智商超群的人，更是个情商过人的人。如今这个大忙人每月的飞行更加频繁了，他更加珍惜时间的紧迫感，他出入飞机机舱的步伐更加从容淡定。
　　如今，张亚勤是十几所国内著名大学的兼职教授，还是同济大学等学校的校董，是很多省市的政府高级顾问。他经常到大学里去兼职讲课，并且鼓励研究院的研究员们到学校里面去兼职，但他从来不收取费用，甚至往返差旅费都自己出。研发集团与国内的研究机构的合作，他不要知识产权，并且规定研发集团的人员不参加国内的院士评选竞争……虽然身在外企微软，但是张亚勤一直努力致力于一件事—将“微软中国”打造成“中国微软”。
　　作为全球最大的软件提供商微软公司的全球副总裁以及微软在华研发业务的负责人，张亚勤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软件业的发展。据统计，微软在中国每赚1块钱，它在中国国内的合作伙伴就会赚16块钱。而且张亚勤利用微软这个平台，对推动中国的软件外包业务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让我们备受感动的另一件事情是，张亚勤对中国教育，尤其是IT教育的关心和投入。他通过微软这个平台投入大量资金，与国家教育部联合推动了旨在捐资助学并帮助培养大批IT人才的“长城计划”、“携手助学”以及与十多所高校开展“联合试验室”。他所带领的研发集团也是国内专家学者接触世界顶尖科技的平台，通过“青年学者”、“访问学者”等计划，国内很多青年专家都有机会到微软作访问研究。张亚勤无论是对中国良好科研氛围的培养，还是对国内科研实力的提升，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身在微软，服务中国”，这是张亚勤最初为微软中国提出来的理念，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微软在中国从“微软中国”到“中国微软”的改变。
　　从聪明到智慧只有一步之遥，世间多见的是小聪明，缺乏的是大清醒。聪明是一种能力，而智慧是一种境界。
　　“让中国‘智’造，‘慧’及全球”，这是张亚勤一直以来的梦想。如今，已有100多项出自中国的技术成果被转移到微软核心产品中，如WindowsVista中的TTS语音合成系统、OfficeSystem2007中的Outlook移动服务等。张亚勤说“在移动通信、互联网服务、数字娱乐、面向新兴市场的技术产品服务等领域，我们有潜力在微软做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中国智慧，辉映世界！张亚勤的愿景是希望在中国创造出能够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新技术、新发明，“能做几件真正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事情”。张亚勤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充满了信心，他坚定地告诉大家：“有一天，中国也可以在世界科技奥运会中勇夺冠军，成为世界科技进步的领导者。”这是张亚勤所要努力的未来，我们都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在本书采写过程中，我很荣幸与亚勤和他的家人多次交流，同时也很高兴有机缘跟张宏江、李开复、李世鹏、陈宏刚、尚笑莉、陈蕾、商容、张高、何恒颖、黄勇、岳阳、夏颖奇、张景安、凌志军等亚勤的同事、朋友交流，感谢他们接受我的采访，感谢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正是通过向他们反复地求证，他们动情的叙述和描绘，让一个亲切、温厚、睿智的亚勤，一个很普通却又很不简单的亚勤的形象渐渐清晰。相信亲爱的读者在展读本书时，不仅会看到一个了不起的世界级顶级科学家，一个高明的管理者，还应该会收获启示、感悟、思考以及更多。
　　本书能够顺利完成和出版，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师、北大国际的胡大源院长，感谢学长杨炜长、学妹林木，感谢北京广天响石的同事彭征明、朱仰晴、刘洪飞、李良忠、肖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感谢中信出版社编辑的辛勤劳动，感谢我的家人的默默付出……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亲人和朋友们！由于个人水平和时间的关系，本书难免还会有很多缺陷和不足，敬请读者不吝指教。
　　刘世英谨识于纽约曼哈顿2010年5月18日

　　引子
　　北京海淀区知春路上的希格玛大厦—号称“全中国智商密度最高”的建筑物之一，也是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的总部。刚刚从外地出差回到北京的张亚勤结束了一天的内部会议，匆匆来到等候已久的摄影师和媒体面前，为研发集团新一版的公司手册拍照片。站在“中国智造，慧及全球”的研发集团口号的背景板前，张亚勤说，“尽管我们现在是‘亚太’了，但这8个字不变。”2010年1月，微软宣布将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升级为亚太研发集团，张亚勤任主席，2010年3月，微软公司宣布将亚太研发集团总部设在北京，有包括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台北、东京、首尔、悉尼和曼谷等地30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举措，不光是体现了微软对中国的承诺，更让人振奋的是事件本身的象征意义，这意味着：中国，北京，已然获得了微软亚太地区研发的中心地位！这是空前的，也正是张亚勤孜孜以求的。试想，如果世界五百强的公司都以中国为研发中心，那么，中国作为世界新的科研中心的地位就水到渠成。有人预言，用不了十年，中国北京将成为世界级的创新中心。如果十年之后，北京真的成为了世界创新之都，再回首，哪些人将成为被历史铭记的人？
　　“我们在打造一个平台，让海外顶尖的华人科学家回到中国之后，能有一个发挥个人价值的空间。”在位于知春路希格玛大厦五层的办公室里，张亚勤对我们说道，语气中流露出的自豪显而易见。
　　作为世界级科学家的张亚勤所做的是处于世界前沿的科技研究，似乎距离普通人很遥远，但其实又很近，我们现在使用的VCD、DVD、互联网视频、移动电视、数字电视等等，这些背后都包含着张亚勤研发的图像视频压缩传输技术和算法。谈到他在业界获得的诸多奖项，张亚勤从来就感到平常而淡定，但每次谈到研发集团对中国人才的吸引和培养，以及对中国IT产业的带动，他的眼中却闪烁着异样的神采—对于一个屡屡在国际学术领域证明了自我价值的科学家来说，单纯学术领域的成功，对张亚勤来讲已远远不够。
　　开始写这本书之后，我问过很多身边的朋友同一个问题：“知道张亚勤么？”就如同约定了一样，大多数人的回答几乎都是“标准答案”：张亚勤这个名字，被拆分成了“神童”和“微软研究院院长”这两个标签。
　　“首先声明一下，我不是‘神’，也不算‘童’了。”在我们采访时，张亚勤笑着来了这么一句开场白。“神童”这个词是老黄历了。在1978年那场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高考中，在610万考生里，冲出了一匹黑马—一个年仅12岁的少年，以数学满分的成绩考上了中科大少年班，成为了当时年龄最小的大学生，他就是张亚勤。
　　很多朋友对微软的架构并不了解，其实微软在中国分成研发和销售两个板块，张亚勤执掌研发板块，并短期同时负责过销售板块，现仍身兼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因此张亚勤准确的抬头不是“微软中国总裁”，而是“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有人用“明星加教练”来比喻张亚勤的江湖地位，非常有趣。在学术界，他有姚明那样明星般的号召力。迄今为止，张亚勤拥有60多项美国专利，并发表了500多篇学术论文和专著。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之初，在仅有的几个核心骨干中，至少有4个是因为张亚勤而加盟的。而在整个微软中国研发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张亚勤则一直充当着掌舵者的角色。
　　2008年，一场以“中国智造，慧及全球”为主题的微软创新之旅大型巡回演讲席卷全国各大重点高校。这场巡回演讲的核心人物就是张亚勤。
　　张亚勤提出“中国智造，慧及全球”的奋斗目标，是要让十几年来已扎根在中国的微软发挥更大的影响，他要用微软的技术创新实践掀起中国的创新浪潮。
　　“中国智造，慧及全球”这句口号一经提出，一呼百应。微软中国的创新，或者更广泛地说，所有在华外企的研发和创新，是中国整体自主创新很重要的一部分。微软中国不仅仅是自己成功，而且要和产业合作、共同创新，实现合作与共赢！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正是张亚勤的努力，让中国人更加了解微软，接受微软；也让微软重新认识中国，更加融入中国，从而加大对中国研发力量的投入，把美国本土之外规模最大的研发基地，放在了北京。微软的这个决定，给世界其他巨头企业投资中国带来的信心和鼓励不言而喻；同时无可否认的，这也是微软总部对张亚勤过去4年成绩的巨大肯定。
　　如何定义张亚勤？张亚勤从哪里来？张亚勤是怎样炼成的？诸君展读本书，心中自然会得到答案！

　　第一章 少年多磨砺 1
　　"我可以说是提前经历了人生种种可能的困境。"
　　直至今天，谈起对自己一生影响最深刻的书，张亚勤脱口而出的依旧是五六岁时读过的高尔基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如果说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高尔基讲述的是故事，那么对于张亚勤来说，这个三部曲就是他幼年生活的真实描摹。
　　生于公元1966年—这个年份注定，任何一个个体的命运都无法挣脱当时中国社会的大背景。“我外祖父家是盐商出身，祖父是地主背景，在那个特殊时期，这种家庭成分几乎宣判了一个家族的死刑。对于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来说，我可以说是提前经历了人生种种可能的困境。”而这一切还只是张亚勤童年的一部分：5岁那年，身为教师的父亲去世，张亚勤离开太原，回到老家运城和姥姥生活在一起。此后的八九年间，他辗转于太原、运城和西安，在母亲、老家和亲戚家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即使到现在都很难想象，在社会功能彻底瘫痪的“文革”期间，一个年仅七八岁的孩子独自搭火车、倒长途汽车奔波在几个不同的“家”之间的情景，可这正是张亚勤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
　　缘于此，高尔基成了那个时代的张亚勤最喜欢的作家。“我父亲去世不久，我就读到了《童年》。高尔基也是父亲去世后，由母亲和姥姥抚养成人。看高尔基的故事像是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今天看，我也许属于‘逆境出人才’那个类型，教育学家认为这种频繁变化的外部环境对儿童身心的负面影响相当大，但在当时，你每天的生活就是那样，每隔一段时间换一个地方、换一所学校、换一批朋友，留一级或者跳两级。你的人生在当时就是那样。”
　　少年天才从小一定要养成独立的能力。独立要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缺少独立，就会形成依赖的惯性，没有自主的思考而过分独立，则可能会导向偏执或自负。
　　1966年，年轻的新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非常年代。
　　张亚勤对于五岁以前的记忆是模糊的，在山西大学附中教书的父亲极少在他身边，“父爱”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甚至连父亲的长相他也没什么印象。年幼的孩子还不知道“五岁丧父”意味着什么，但那种缺憾，敏感的他却是能隐隐感受到的。看到别的孩子被父亲呵斥，他明白自己和别人的不同，自己的家庭和其他小朋友的也不一样。尽管“文革”过后，张亚勤的父亲被平反了，但生命中的缺憾却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
　　多年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看着一对儿女在自己和太太的庇护下快乐健康地长大，张亚勤自己也意识到了一直在心中积蓄的那种父亲情结：“我的女儿如果没有我，肯定不行。这个时候我才想到，假如当初父亲在的话，我的童年可能会不一样。”庆幸的是，张亚勤有一位不同寻常的母亲，这位早年曾留学苏联的母亲坚强勇敢，乐观积极，在风雨飘摇的政治风暴中，在家庭和自身都承受着巨大的悲痛和压力的时候，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教育儿子。在同龄的孩子还围着父母脚边转的时候，母亲就放手让亚勤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在亚勤因为一点成绩开始骄傲自满的时候，母亲及时提点，鞭策儿子继续努力。她的胸怀和眼光，在亚勤成长的各个阶段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包括亚勤后来的跳级、提前参加高考进入少年班，以及出国留学等等，都受益于母亲很早就开始的对他独立和坚韧精神的培养。
　　从3岁起，寄居在亲戚家的张亚勤就开始学习给母亲写信，这是他和母亲交流的重要方式。最开始信封是别人代写，信是自己写。母亲的回信总是先表扬，然后在末尾把来信中的错别字一一纠正。到了亚勤5岁，忙于工作的母亲无法照顾儿子，就打算让他上学。“文革”时期的太原很乱，大街上随时都会上演“武斗”，学校风气也不好，于是，他被送回了姥姥家。
　　5岁的张亚勤在相对安稳的晋南小城—运城开始了自己的校园生活。在那里，姥姥带着他度过了三年相对平静、安稳、令张亚勤至今回想起来都还觉得很温暖的日子，而姥姥也是母亲之外对他幼年成长影响最大的人。
　　“我3岁能识字就是因为姥姥。她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有文化的女性，能识字，会算账，这使得她比同龄女性更为开明。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只要是知识，什么都可以去学’。这句话培养了我的学习能力，使我受益终生。”很小的时候，姥姥就开始给小亚勤买大量小人书。最早是姥姥一边陪他看一边给他讲，后来就不再给他讲了，“想看就自己认字，你自己认识字就不用别人给你讲了。”有了看故事的动力，刚刚3岁的张亚勤就开始学认字。很快他就认识了小人书中出现的大部分生字，能自己读懂《水浒》、《西游记》，还把家里的书差不多都看了一遍。
　　这个时候，尽管还没有因为12岁上大学而被冠以“神童”的名头，但张亚勤过目不忘的本事已经让他成为了当地的小名人：拿一份报纸，张亚勤只要看几分钟，基本就能像电影回放一样一字不差地通篇背出来。张亚勤称之为“拍照式记忆”。因为这页报纸在他脑子里不是一个个各自独立的字符或段落，而是像存在脑子里的一幅图像，他要做的只不过是按照脑子里的这幅图像“说出”上面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天才”。
　　张亚勤9岁时小学毕业，太原市举行了一场演出活动，他被选去说相声。如今，他已经不记得相声的具体内容了，只记得自己当时没花多少工夫就记住了大段的相声台词，当他一句不差、声情并茂地表演完后，台下掌声雷动，观众都被这个9岁的小天才镇住了。当地的报纸专门报道了这件事，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个叫“张亚勤”的孩子有过目不忘的天赋。
　　这一切都源于和姥姥一起度过的那段启蒙期。每当夜色深沉，就是祖孙俩最安逸的时刻。姥姥在灯下做针线，小亚勤把他白天看到的故事讲给姥姥听。
　　一老一小，一动一静，这是亚勤记忆中很温馨的一个场景。不仅如此，姥姥还找来唐诗、小学语文课本等更难一些的内容给他看，每次他都能倒背如流。姥姥的鼓励、自己能够随心所欲看各种书成了张亚勤更加努力的动力。看到了孙子的潜力，老人又开始加码：“不要跟着学校的课本走，要跟着自己的需要走。
　　学了加减，觉得不够用了，就学乘除，不用管它是几年级的课程！”这种自小培养起来的“自主式”学习方式一直伴随他后来的人生，即使多年以后到了美国，一头撞进高度自由化、自主化的美国研究生教育体系，张亚勤很快就完成了自我调整，在这种教学制度下游刃有余，令见过无数天才的美国教授都为之惊诧。
　　如果说神童们在智力的起跑线上是一样的，那么最终能够到达彼岸的，一定是那些能够驾驭自己超常智慧的真正的“智者”。
　　严母教子5岁之后，张亚勤不仅去姥姥家，也会去奶奶家，有时候他还要被大人安排到西安的另一位亲戚家。太原的母亲家、运城的奶奶家和姥姥家、西安的亲戚家，成了幼年的张亚勤时常往返的地方。长途跋涉是他对自己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灰蒙蒙的清晨，天还没亮，母亲就已经准备好了早饭。这又是一个出门的日子。迷迷糊糊地起床洗漱吃早饭，张亚勤背上书包就去了车站。
　　一般情况下，总会有亲戚到火车站接亚勤。但在那个依赖信件传递信息的年代，出现意外并不意外。
　　“7岁那年夏天，我和往常一样，一个人坐火车去奶奶家。母亲给那边的亲戚写了信，让他们安排人去火车站接站，但没想到他们没能及时收到这封信。我一下火车，周围没有一个认识的大人，就懵了。那时没有电话，身上钱也不多，再原路回家是不大可能了。想了想，我觉得我记得去奶奶家的路，于是就决定还是去奶奶家。”几十里的山路，大雨，凭着记忆一路走一路问，整整一天，当满身满脸都是泥水的亚勤出现在奶奶面前，全家人看着这个7岁的孩子都惊呆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张亚勤怎么能一个人就来了。看着浑身湿淋淋脏乎乎的亚勤，大人们又是心疼又是后怕，但只有7岁的孩子却因为大人们的表情兴奋起来，觉得自己真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对呆呆看着他的奶奶笑着说：“我饿了。”长大以后再提起这件事，张亚勤都慨叹：“这件事情给了我勇气，日后再遇到各种困难时，想起这件事，我就明白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孩子的世界总是充满梦想。每次坐公交车，穿着制服戴着白手套的公交车司机都深深地吸引着亚勤。在他眼里，公交车司机无疑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开着大车，拉着一车人去这儿去那儿，着实了不起。不过，当公交车司机的梦并没有做多久，张亚勤的偶像又变成了雷锋叔叔，他穿着笔挺的绿军装，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全国人民都要向他学习，于是，张亚勤又想当兵做雷锋叔叔。而军棋、美术、二胡、乒乓球也都曾经是亚勤一度的梦想，加上聪明，学什么都快，往往是初学的几天搞得轰轰烈烈，等学得差不多了，很快就又有新东西吸引住了他。
　　“9岁那年，有一天吃过晚饭，我又开始拉二胡。母亲突然走过来，伸手就把二胡夺了去，并让我站起来。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能那么呆呆站着。没想到母亲把二胡摔在一边，弯腰就冲我来了两巴掌。没有任何缘由就挨打，我委屈地哭了，这时母亲又拿来我曾经很心爱的画笔和画得还不错的画稿，严厉地问道：‘你看看，这是你的画，你不是说要当画家吗？画了没几天，又迷上了二胡。你到底是想做画家还是音乐家呢？’”张亚勤这才明白母亲是为什么打他，他从来没见过母亲发这么大的火，母亲接着说：“亚勤，你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将来总要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你从现在起做事情就要有恒心。做好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下去。”张亚勤一下子就明白了母亲的用心：“其实我母亲一直都想培养我的天赋，她总觉得以我的聪明，只要用心地钻研下来，总会在某一方面有所建树。然而，她却慢慢发现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样，做事没什么长性，喜欢把所有的学习当游戏，喜新厌旧，没有一个兴趣能够坚持不懈。做一件事情，三五个月过去，一样可以忘得一干二净。这让她很担心，担心长此下去我会成为一个浮躁的人，做事三心二意，最后一事无成。于是，她生平第一次打了我。”直到现在，母亲含着泪问的那句话一直敲打在张亚勤的心上：“你以后到底要干什么，你没有一技之长，长大了怎么生存？”张亚勤明显感觉到母亲的声音和手都是颤抖的。从那以后，选择和坚持成为张亚勤做任何一件事都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Link在复杂的世界里发现“简单”人的某些性格特质，在牙牙学语的懵懂之初就已经潜移默化地形成了。比如智商，你一出生就决定了，这就像一台电脑的硬件，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比如性格和观念，基本上都在你5岁之前定型。但有些东西则是可以通过教育改变的，比如说沟通的能力、知识、判断力，像用户界面一样。就这样构成了一个人完整的人格系统架构，并决定着命运的走向。
　　这个世界很复杂，你需要培养在复杂的世界里发现“简单”的本领，因为最后你在很困惑的时候，人的本能是一个如此简单但又无比可靠的东西，这是任何动物生存的根本。但是如果你从小的环境太过简单，你也许很难获得这种本能。
　　学生们总问我是怎么理解成功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简化你的人生选择的过程。长远来看，你选择的事情一定要让你感觉到快乐，不要想这个事情别人会怎么想。那么，你必须要独立，要自己把事情想清楚。很多时候、很多环境下，你都无法要求完全平等。你的一生会很多次面临这样的局面，所以还是要独立，要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大的转折点。在中国，有些大事情是别的力量作决定，但很多小事情就不一样。你的不同选择就影响了你的道路。
　　人有很多能力，最重要的是判断力，它比别的能力可能重要100倍。如果首先你的判断失误了，那么别的能力都没有用，也许你的沟通能力也很强，那就更错，因为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你的错误判断传达给别人。
　　亚勤的话
　　阿Q精神胜利法成长中总是会碰到这样那样的事情，你会慢慢懂得，生活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小时候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上，渐渐懂得包容更多的事情。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下长大的孩子，小时候学不到这一课，长大了终究需要补这一课。
　　在张亚勤的记忆中，留存着这样的场景：不大的堂屋里挤满了远亲近邻，大家围着年幼的他七嘴八舌地嘘寒问暖：长高了没有？功课好不好？看这孩子到底是像他爸爸还是像他妈妈？被包围在一片嘈杂中，张亚勤只是困惑地仰着头，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
　　尽管当时大多数家庭的物质生活都很匮乏，但每当张亚勤去姥姥家、奶奶家，那些并不熟识的邻居们都会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花生、糖果给亚勤吃。大人们也会怜爱地摸摸他的头，对他关怀备至。大人们说话的时候，时不时看看在一边玩耍的他，眼神里带着关爱，关爱中还夹杂着一些别的意味，那样的目光让他感觉不自在。而奶奶看见周围人对孩子这么热情，总是背过身子去擦眼泪。
　　“那些邻居们关心我有两个理由。一方面，他们知道我那么小就失去了父亲，这些善良的人们都很心疼我，想帮我；另一方面，父亲的遭遇让周围的亲戚和朋友都很痛心，他们把对我父亲的感情完全转移到我身上，叫我去家里吃饭，捎零食给我。显然，这些关爱是夹杂着同情、怜惜等其他感情的。”若干年后，张亚勤依旧为普通人质朴的情感而感动。但在当时，一个人奔波在各个“家”之间，稚龄的他已经学会了观察大人。很小的时候他就不再任性和撒娇，知道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把自己懂事的一面表现出来，尽力去理解别人的想法。尽管从内心渴望被人关爱，可有时人家来看他，他却赶紧跑出去玩，下意识地想躲避那种“不自然”的气氛。

　　第一章 少年多磨砺 2
　　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不同家庭的生活方式，也让张亚勤早早就学会了适应周围的环境。“吃饭时可不可以说话”、“大人说话时是要安静地玩还是远离屋子”……小小年纪的他都会再三思量，在大人眼里，他一直都是个早慧懂事的孩子。但是，就是这个过目成诵的聪明孩子也会被大人说“没心眼儿”：“我想事情很简单，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从来不会想到其他什么。比如我跟人谈话，我怎么想就怎么说，从来没有什么‘字面的意思’和‘背后的意思’。小时候，大人都说我这个小孩‘比较傻’，因为我‘没心眼儿’、常受人欺负。可我从小母亲就给我讲阿Q的精神胜利法。所以，我自己倒没觉得有多委屈，感觉还挺好。”母亲给张亚勤买了他心爱的画笔，别的孩子看了喜欢，他会慷慨地借给人家用，用坏了还不回来了他也不生气。在同班的“大同学”面前，张亚勤老是吃亏。“哇，亚勤，你的钢笔好漂亮啊！我这块橡皮是新买的，还带香味呢，你闻闻……要不我们换吧？”类似的事情时常发生，每当这时他都禁不住大自己几岁的同学渴求的眼神，用自己手里的“贵重”东西换来一个不起眼的小物件。
　　理解和尊重别人，这是母亲给张亚勤上的另外一课。8岁那年有一天放学回家后，张亚勤跟妈妈讲起路上的见闻，无意中取笑了一下自己刚刚看到的一个人。母亲很严厉地打断他说：“亚勤，你怎么能揭别人的短处呢？”其实亚勤刚说完就后悔了，看到母亲很认真的样子，他也知道自己错了。母亲又认真地对他说：“亚勤，你还小，你要记住，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必须首先尊重别人。”一些社会学者在总结“文革”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时，列出了突出的两条：（1）广泛的社会运动严重阻滞中国经济的发展，使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经济最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50年。（2）学校教育荒废，“50后”和“60后”整个代际出现文化断层……在这些宏观的历史图景背后，是对个体情操的彻底性破坏—在那个人性空前荒芜的时代，整个社会的情感架构都受到了严重冲击，世界上没有一种关系值得信任。乱世之下，母亲的严格要求时时给儿子作出了正确的指引。
　　Link包容的力量
　　熟悉张亚勤人都说：“他是一个温和的人”“是个很好的聆听者，能够尊重各种不同的意见”“拥有海纳百川般的智者的胸襟”。而对于这种性格的成因，张亚勤解释说：“小的时候，我有各种各样的困惑，身边总是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总是在流离迁徙，和小孩一块玩，朋友也是不一样的，今天是这样的朋友，第二天就遇到那样的朋友。所以经过了太多的东西之后，就学会了理解。世界并不是单一的，有各种不同的人，而且你要尊重别人。小时候我和大城市的孩子同过学，和农村的孩子也同过学，特别乱的环境下也有，特别好的环境下也有，我生活的环境很不同，这些小孩可能都有不同的特点。
　　后来就知道要多元化，包括我到了美国之后，东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然后管理的文化、研究的文化，就是最多元的，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是最多元的，就和联合国似的，什么方面都有，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包容。”事实证明，这种包容、体谅的性格，并没有使张亚勤吃亏，反而成为他取得成功的有利因素之一。
　　张亚勤也认为，包容是晋商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晋商能够走出去，包容其他的文化，所以缔造了商海中难得的晋商传奇。他说：“山西在明清的时候，农业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山西人没有局限于此，没有守土，而是走出去。开拓出一个白银帝国，一个新的商业文明，可以说叱咤商海500年。这些成功都需要包容的心态。要知道，离开故土的人要是没有包容的心去适应别人的话，根本就很难生存。”12岁的大学生绝大多数人在智力上的差距是微不足道的，真正重要的是如何用好自己的才智。
　　童年辗转四处的动荡经历使张亚勤很难在同一所学校连贯地读书，但客观上也给从小以自学为主的他创造了跳级的机会。日后12岁上大学的伏笔，就此埋下。每一次转到新地方，学校就根据张亚勤的知识水平决定他上哪一个年级。
　　通常是家人把他带到老师面前。老师随手出几道数学、语文题，哪个年级的问题都有，以他能够解答的难度最大的题目为准分配班级。
　　感谢姥姥和母亲始终坚持不懈的家庭教育，张亚勤的自学反而比体制都被彻底破坏的校园学习效果更好。张亚勤面临的最有难度的一次考试是，一位老师给当时只有9岁的他出了一道五年级的算术方程式。这确实是张亚勤从来没做过的一道题，但母亲曾给他看过五年级的课本。“拍照式记忆”又发挥了作用，沉思之后，他最终还是得出了答案，这也让本来有心试探的老师惊叹不已。
　　就这样，张亚勤频频跳级，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居然才9岁。同一年，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母亲得天天上班。于是，照看妹妹的工作也落到了刚刚9岁的小亚勤的身上。已经完成了小学课程的张亚勤索性休学，留在家里一边照看妹妹一边开始学习初中的课程。
　　“文革”后期，长达数年的混乱令整个社会疲惫厌倦，人们开始反思，砸学校、批老师、焚烧书本这些行为也激起大众的反感，理性求知的愿望从人们心底里迸发出来。渴望知识、尊重知识的风气悄然回归。在那个学业荒废已久的年代，突然出了张亚勤这么一个总是辗转求学，却接连跳级的成绩很好的孩子，马上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
　　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满城皆知，都说太原出了个“神童”。在当时求知若渴的大氛围下，张亚勤成了被推崇的榜样，毋宁说这个9岁的孩子令人们感受了扑面而来的新时代的微风，变革的希望似乎并不遥远，恰恰就在身边。
　　于是，有学校请他去宣传“经验”，教大家如何快速提高成绩。
　　“我的法宝就是‘求知欲’：刨根问底，不明白的问题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比如最容易遇到的数学难题，一下课，我就会拿着不懂的问题去问老师。如果老师已经下班，那就追到老师家里去问。”有一天，张亚勤看到数学老师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北京大学编写的有关三角函数的参考资料，这是当时高中的数学课程。一向喜欢钻研的张亚勤又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他向老师借这本书回家看。
　　尽管知道他聪明，但老师还是很惊讶：“这个是高中课程，你能看懂？”张亚勤小声说：“试着看看。”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张亚勤兴冲冲地来还书了。
　　老师问他：“看了？”“看了，我把里面的习题都做了一遍。”说着张亚勤把自己的习题本交给老师。老师一边翻看习题本，一边暗自称奇。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也都聚拢了过来，有位老师不太相信，当场出了三道难题让张亚勤计算，他真的都做出来了。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一星期内学通了一本高中教材，做完了所有的习题，这让教研室的数学老师们也刮目相看。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说过：“人脑和人心一样，朝着被赞赏的方向走。”张亚勤的天赋随着年龄的增长表现得越加明显。11岁那年，他直接参加了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并且又一次考了所有考生中的最高分。
　　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但知识青年返城政策还没有出台，高考也没有恢复，初、高中毕业生毕业之后何去何从，仍旧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沿袭旧的制度，城市里仍旧使用“留城证”，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留在城里。张亚勤家也面临这个问题，妹妹出生后，母亲曾经和张亚勤开过这样一个玩笑：“我们家只有一个留城名额，你留还是妹妹留？”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似乎太过严峻。但是因为已经上了高中，所以抉择一下子摆在了他的面前，看着牙牙学语的妹妹，张亚勤的潜意识里认为一定是妹妹拿那个名额，他对母亲说：“当然给妹妹。”恰逢此时，1977年山西美术学校招生，尽管这只是一所中专学校，美术天分不错的张亚勤还是想去报考，考上的话，就可以将留城证让给妹妹，而自己也可以继续学习。历经十年断档后初次恢复招生，考察项目比较简单。张亚勤很轻松地就通过了考试。
　　但是，连连跳级的神奇少年选择了美术学校，怎么看都是一种志向屈服于现实的妥协，令周围的人唏嘘不已。考虑再三，张亚勤和母亲还是决定放弃。
　　下一步怎么走？从来都是周围孩子学习榜样的张亚勤毕竟还是个11岁的孩子，他的茫然是实实在在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字跳进了他的视野，彻底改变了张亚勤的学习轨迹，这个名字就是—“宁铂”。
　　1978年，高考恢复，百废待兴。中国第一届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召开，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迎来了科技的春天。同时，“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号，从这片荒芜已久的人才荒漠里迸发出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3岁的少年宁铂参加了第一届高考，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时任副总理的方毅亲自指示中科院下属单位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宁铂。作为天才少年的宁铂成为新时代的符号。
　　“13岁上大学”的消息在张亚勤这里轰然炸响，令他豁然开朗。
　　最先把这件事告诉张亚勤的是他当时的高中班主任老师。这位老师非常关心张亚勤的成长，同样经历过“文革”洗礼的他，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学生中能够出现一个像宁铂一样的少年天才。
　　那天一大早，老师拿着《光明日报》来到张亚勤家里。张亚勤的母亲看完对宁铂的报道后，马上明白了老师的心意。但作为一个母亲，她是有疑虑的：张亚勤年纪小，读高中尚不满一年，去考少年班，实在是太仓促了些。母亲不由得摇摇头。
　　老师和母亲不寻常的神情，吸引了正在和小朋友下军棋的张亚勤，他也好奇地拿起报纸。一排醒目的黑色粗体字标题令他莫名地一震，认真读完报道后，“宁铂”、“中国科技大学”、“少年大学生”这几个词在张亚勤的心里挥之不去。
　　“应该说就是那个时候，宁铂激发了我最大的潜力。这之前，我只是读书、跳级，一门心思学习，除了一直都希望能够飞到更广阔天地的朦胧梦想外，从来就没有对将来要去哪里、要做什么有过明确的定位。那份《光明日报》告诉了我目标在哪里，自己将要去做些什么！以前在文学作品中读到的大学生活—校园里成排的白杨、宽阔的操场、摆满玻璃器皿的实验室和几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这些画面似乎离我并不遥远。”第二天一起床，张亚勤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考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这时候距离高考只有半年时间，而11岁的张亚勤刚上高一不久。要考中国科技大学，意味着他要马上进入高二，用最短的时间完成高中的所有课程。
　　张亚勤要跳级考少年班的事情一传出来，立即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一个高一的孩子6个月后参加高考，这怎么可能？”很多人产生了疑问。按照规定，只有高二应届生才可以参加高考，张亚勤非但不符合条件，还有两年的课程需要补。好在学校支持他，校长说：“只要考试能通过，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先考高二的尖子班，那个班师资力量强，考上了尖子班才有参加高考的希望。”当时距离尖子班的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张亚勤以惊人的学习速度，在短短一个月内完成了高中两年的课程，成功升入高二尖子班。若干年后，谈到那一个月的学习，他说：“当时的功课比较简单，所以一个月学完两年的课程还是有可能的。那一个月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用功的一个月，每天差不多学习接近20个小时。所以，动力很重要，我的动力就是高考，就是中国科技大学。”接下来的高考冲刺阶段的学习是张亚勤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为了顺利考试，张亚勤在老师和母亲的帮助下制订了一套系统完备的学习计划，每天科学地安排时间，系统地学习各科知识。除此之外，在上学的路上、课间活动等点滴时间里，他也要见缝插针地背上几个外语单词，做上一道数学题。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再没有了平日里的逍遥自在，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他都是在埋头苦读。
　　与其心不在焉地学十小时，不如集中精神学一小时。无论学习还是做事，大脑的思维一定要连贯，就好像激光，放射出来之前一直是在集中，集中好了以后一下把它放出去。
　　“我一定要参加高考，一定要上中国科技大学。”明确的目标、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鼓舞着张亚勤。年仅11岁的孩子，如此的懂事和刻苦，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于是，每晚10点之后，她便硬性要求亚勤必须马上睡觉。可“中国科技大学”就是张亚勤心中的火焰。即使躺在床上，他还会闭上眼睛回想一些英语单词、一些解题原理……这种刻苦经历，在张亚勤此后的生活中屡次出现。无论是读研究生时攻克电路板问题、留学时攻克论文，他都会彻底沉下心去，潜心专注于问题。有一次数学课随堂测验，时间是15分钟。发完卷子，老师一声令下，同学们便开始埋头答题，前面的题目轻车熟路，张亚勤答得很顺当，几分钟就做完了，可是最后一道题他从来没见过，一下子卡住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张亚勤心急如焚，他绞尽脑汁，仍旧没有任何思路。最后，他只能空着这道题交卷。下课后，他仍旧念念不忘那道题，直到放学回家路上，他还在想那道题，快到家的时候他还是没想出来，于是，他又转身跑到数学老师家里，把那道题问了个水落石出。
　　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已经拥有多项专利，张亚勤依旧对那道没有解出的数学题心有不甘，挫败感记忆犹新：“做数学题就如同上阵杀敌，一道题没做，就相当于跑了一个敌人，一定要把他抓回来。”然而，就算他如此拼命，在距离考试还有两个月的时候，还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天，正在家里看书的张亚勤突然右上腹部剧烈疼痛，冷汗直流。到医院一查，诊断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急性肝炎，必须进行住院治疗。
　　住院就意味着要放弃当年的高考。母亲安慰他，说他的年纪还小，可以迟一年再考。但张亚勤生平第一次反对母亲说：“不行，不考就等于彻底失败，一定要考。”母亲拗不过他，只好一边照顾他，一边帮他把复习资料拿到病房里来。就这样，在医院的病床上，伴着消毒水的味道，张亚勤一边输液一边学习，准备高考。

　　第一章 少年多磨砺 3
　　有惊无险。1978年7月，12岁的张亚勤和全国的60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那是“文革”后正式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十年上山下乡，无数学子在田间地头、牛棚猪舍旁刻苦学习，只为等待这一时刻的来临。从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考场上考生年龄参差不齐，三四十岁的考生也很常见，甚至有些考生的子女的年龄都比张亚勤大。尽管年纪小，在与成年人同场竞技的考场上，张亚勤的表现丝毫不逊色，他的信心不输给任何一个成年人。
　　一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尽管张亚勤的成绩十分出色，但比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在山西省的录取线还是低了十分。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的时候，三位华裔科学家的一个创举改变了他的命运—1978年3月，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联合倡导在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这时距离少年班考试只有差不多两个星期了，考试报名已经接近尾声。那时候的少年班不像现在是统一报名，而是推荐报名，由老师推荐到学校，到市里，再到省里，一级一级上报。到真正报名时家人才知道报名程序，而这时候老师已经将考生名单上报了。离考试只有几天时间，报不上名，就意味着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功亏一篑了。张亚勤没有放弃，他和母亲直接找到了省招生办。由于时间仓促，他连考试科目都不知道，只能借来一些很老的习题集翻看。
　　张亚勤当时已经闻名山西全省，如果他能成为少年大学生，也将是山西省的一大荣誉，所以当母亲带着他向招生办主任说明情况后，对方马上爽快地答应将张亚勤的名字加进考生名单。
　　“皇天不负苦心人”。7月的一天，张亚勤领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人们争相传颂着这个奇迹—“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比宁铂还小的大学生”……一时间，张亚勤成了整个山西省的骄傲，《太原报》、《山西广播电视报》、《山西教育报》……省内的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了他的“事迹”。
　　太原的一些学校甚至挂起了“向张亚勤同学学习”、“掀起学习张亚勤的新高潮”等标语。张亚勤看到这样的标语，心里难免有了小骄傲，禁不住有些炫耀地指给母亲看。没想到母亲并没有表扬他，而是冷冰冰地说了一句：“你没有什么好让人家学习的，你和别人都一样。”这句话让张亚勤躁动的心一下子就跌落到了冰点。他不明白，一直鼓励他的母亲为什么突然浇他冷水。后来，张亚勤才体悟到母亲的良苦用心：“她是担心我在突如其来的荣誉面前迷失了自己，生怕我小小年纪就背负上盛名的压力，母亲只想让我顺其自然地快乐成长。事实证明，母亲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低调沉稳、踏实内敛是必备的人生态度。”人有很多能力，最重要的是判断力，它比别的能力重要100倍—如果判断失误，那么其他能力也都没有用武之地。如果你的沟通能力很强，那就更糟了，因为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用你的错误判断影响别人。
　　岁月荏苒，转眼30年过去，再回首当年参加高考时的有惊无险，张亚勤颇多感慨，而对最后考试成功，他也解释说：“我的考试成绩在全国范围看并不突出。尽管数学得了高分，最后一道附加题只有我一个人解出来。但那道题是我做过的，我最初见到那道题的时候也解不出来，整整想了两天才解出来，要是让我当场做那道题，我根本不可能做出来。”回忆起30年前的那次考试，张亚勤说：“197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气魄与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而恢复高考则是彻底改变每个普通人以及整个国家未来命运的根本性战略。中国的发展需要人才，高考正是遴选人才、进而创造整个社会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机制。
　　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一个多世纪以前，梁启超写下了《少年中国说》，培养什么样的青少年，如何培育中国的未来，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点，就成为一个关乎民族兴废的话题。也正是因此，记录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中国故事》节目选择了张亚勤、柳传志、郭凤莲等十个标志着新时代印记的名字，记述那段凋敝岁月之后的复兴历程。
　　“我那个时候就是想和特别聪明的孩子在一起。”若干年后，张亚勤这样回忆自己“神童”经历的缘起。在时代提供的宏大背景下，张亚勤创造了自己的传奇。
　　Link榜样的力量如果说，张亚勤能够考上少年班，完全凭的是自己的努力，没有人会有异议。但是，有一种力量在无形中给了他很大的动力，那就是榜样的力量。在那个阶段，这种榜样的力量来自宁铂，他几乎是张亚勤当时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
　　今天张亚勤回忆起来，说道：“有一个目标、一个启示对人的成长很重要，或者说你不同时期的人生确定了不同的目标，对人生方向有很大的影响。在这点上，还要追溯到母亲的教导：那时母亲一直希望我成为一个有理想的人，她从精神层面上给了我激励。她常说：‘不管古今中外，处处都有你学习的榜样。’我上中国科技大学时的榜样就是宁铂，我也切身体会到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亚勤的榜样观也随之变化了。他说：“人的年龄越大，就越不容易产生偶像感了。不过，我后来也佩服过很多人，比如说我很佩服我留学时的导师，还有一些科学家。”天外有天1978年9月，张亚勤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次远行到来了。
　　和往常独自出门一样，这次离家上大学，转移粮食和户口关系、买火车票、托运行李等许多事情都是张亚勤自己去办的。虽然有母亲陪着，但她从不出面，只是在一旁提醒不要把证件丢了。托运行李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叫大人来办，小孩不能办。”坐在远处看管行李的母亲这才上来说：“他能行，让他自己办好了，我不会写字。”工作人员没办法，只能让“小孩”办。当张亚勤填完各种表格交给工作人员时，工作人员一看是去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上学，都惊奇地围着这个“小孩”问长问短，柜台前一下子涌来了一堆人。在一片赞扬声中，张亚勤和母亲颇费了一番力气才离开现场。
　　儿子即将远行，母亲当时的心情张亚勤无法完全猜度，但有一点，两个人都十分清楚，从离开的那一刻起，张亚勤就要完全独立生活了。火车站送行的那刻，母亲只是笑着说：“你能行！”这是张亚勤人生的又一次跋涉，他将从这里开始他生命中的黄金旅程，开始他的大学时光。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同乡—14岁的少年班学生郭元林。车厢狭小拥挤，两个本应戴红领巾的孩子，却背着行李远走他乡，这在满是成年人的车厢内显得很是特别。
　　一夜颠簸，两个少年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直属中国科学院，是理工科学生首选的一流名校，在那个年代甚至比清华和北大还吸引人。当张亚勤拖着行李站在学校门口，仰望“中国科技大学”几个大字时，他终于舒了一口气。
　　无巧不成书，当时来接“新生”张亚勤报到的“老生”，就是被他奉为榜样的宁铂。初见偶像、梦想成真—甚至12岁进大学的年龄比起偶像入学时的13岁还要小一岁，都足以成为令张亚勤骄傲的资本。
　　然而，开学上课后张亚勤才知道，被誉为“神童”的他，在少年班一大批明星学生中并不是最优秀的，他突然有一种被淹没的感觉。按照张亚勤的话说：“去了之后才发现别人都比我强。一个宿舍里7个人，一问别人的分数，满分500分，上铺的同学是430分，对面的同学是450分，而那一年我们山西省的状元也才不过410分。走出来了，你才会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种挫败感，让在学习方面一直顺风顺水的张亚勤一下子就懵了，但这似乎并没有对他的心理造成太长时间的影响。毕竟，12岁的张亚勤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在长久的艰苦奋斗之后，第一次完全进入自由状态、痛痛快快干自己想干的事，是无法抗拒的快乐。他后来回忆说：“我那会儿一般早晨睡懒觉，中午起来就吃饭，回来睡个午觉。下午又去踢球了，晚饭后七八点钟才开始学习。”
　　学校对少年班学生的生活格外照顾。这帮平均年龄在十三四岁的孩子，生活自理能力都不强，所以学校安排他们吃条件最好的教授食堂。刚开始，班主任汪惠迪老师还帮张亚勤洗衣服，后来学校又安排专人为这群孩子洗衣服。
　　张亚勤是班里最小的学生，和班里最大的同学被分在了同一间宿舍。老师再三叮咛那位大同学一定要多照顾张亚勤，可那位同样是习惯被父母照顾的少年，独立生活的能力同样不敢恭维。过了半学期之后，反倒是张亚勤在生活起居上照顾起这位大哥哥来。吃饭的时候，他懒得去（张亚勤与科大少年班同学李仁祥、章明在宿舍讨论问题。张亚勤常说科大给了他一种理想主义精神。）食堂，张亚勤就帮着把饭打回来。“亚勤，帮我占个座儿”、“亚勤，帮我把东西拿回寝室”……本来是被指定照顾的对象，却转过头来为大同学服务。
　　张亚勤从小的兴趣爱好就十分广泛，上了大学，自主的空间更大，下棋、看电影、踢球、听音乐会……大学里的宽松环境让张亚勤感觉似乎是提前进入了“自由王国”。有一次他和一个同学去逛动物园，一路玩玩闹闹，看到有意思的就停下来指指画画一番。正好动物园里举行杂技演出，两个还是孩子的小大学生一下子就被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表演吸引住了。演出结束，已是暮色深沉，等他们走出动物园大门的时候，最后一班公交车早已经开走，他们只好一路走回学校。当两人又累又饿地回到学校，已经是深夜11点半，校门早就关了，宿舍也已经熄灯，疯玩了一天的两人实在不敢去叫看门老大爷来开门，只好摸黑翻墙。围墙是用红砖加水泥垒砌的，又高又滑，出于安全考虑，墙头上还拉了一圈铁丝网。好在两人年纪小，身体灵活，没费多大力气就翻过去了。不过，站在围墙内的张亚勤刚松了一口气后，就发现裤子上被刮了一道长口子。大学期间诸如此类的顽皮故事，多得不胜枚举。
　　就在张亚勤将时间慷慨地挥霍在音乐会和运动场上时，第一次期末考试一下子让他傻眼了：成绩一落千丈，曾经是满分入学的数学只得了61分，语文71分，其他科目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成功从来就不是理所当然。来合肥之前，母亲就告诫他，名声，还有报纸上那些褒扬他的话，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孩子，还不能说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
　　老师找张亚勤谈话，并写信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他的母亲。张亚勤一下子从勤奋的好孩子变成了“问题学生”。母亲接到信后非常失望。假期张亚勤回家时，母亲严厉地批评了他，她说：“如果说你努力了没有学好，那我不怪你，你说你睡觉，不努力，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就是那么一瞬间，你会突然发现一切玩的东西都没那么有趣了。”张亚勤重新开始寻求更有味道的东西。他开始看书钻研自己不了解的知识。钻研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事。一个接一个的难题，是永远不会重复的乐趣！直到一次通宵学习后，他居然感到内心异常充实。就这样，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张亚勤的成绩开始稳步上升，到本科毕业考研究生时，他的考试成绩已经名列前茅。
　　谁也没想到，开始时在少年班里默默无闻的张亚勤，后来的经历却是令人瞩目。2005年为第一届少年班同学聚会而篆刻的石碑上，张亚勤的名字被排在了最前面，名字下方详尽地描述了他这些年来取得的令母校骄傲的成绩。2006年5月10日，当张亚勤的高校演讲移师中国科技大学时，更是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而宁铂则本科毕业后在中国科技大学当了25年老师，在一段不幸的婚姻后，于2002年遁入空门，皈依佛教。
　　后来，有人在分析宁铂的际遇时认为，人们加在他身上的荣耀和期望过于沉重，他再早慧也毕竟只是个孩子，无法负荷成人世界里那么复杂的东西。在铺天盖地的赞誉面前，宁铂开始怀疑自己能否达到别人的期望，他开始害怕失败，丧失了“神童”身上最重要的东西—自信和无畏。
　　大学毕业之后，宁铂强烈地希望报考研究生。第一次是在报名之后，他放弃了；第二次是在体检之后，他又放弃了；第三次，他甚至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的前一刻，他又放弃了。
　　张亚勤并不认为遁入空门的宁铂就比那些“功成名就”的同学差劲儿多少，在宁铂的世界里，他追求的未尝不是真正令他心情平复、获得快乐的境界，但对于宁铂数次放弃，张亚勤则异常惋惜：“他如果向前迈一步，走进考场，是一定能够通过考试的，因为他的智商比所有人都高。可惜他没有进考场。这不是一个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而是你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耐人寻味的是，在当时对宁铂的大量报道中，有一篇报告文学这样写道：“他显得比同龄孩子沉静、坐得住，自控能力强，学习更自觉。”也就是说，宁铂之所以成为神童，并非仅因智商高，他当时的情商也是出类拔萃，也许正是“神童”巨大的光环，让他变得裹足不前。没有人能够还原宁铂当时承受的“光荣”之下的重压。他必须无数次与“分数不理想”的现实搏斗，他确实聪明过人，但他的分数一旦与神话不符，有些人就会说“宁铂已经不行了”。
　　相比之下，“默默无闻”的张亚勤则幸福得多了。以“后进生”的身份奋起直追，没有压力，反而一步一个脚印追了上来。后来他深有体会地说：“有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看，对比周围形形色色的人就会发现：有些人比你更聪明、更杰出，那不是因为他们得天独厚，事实上你和他们一样好。如果你今天的处境与他们不一样，只是因为你的精神状态和他们不一样。在同样一件事情面前，你的想法和反应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比你更加自信，更有勇气。仅仅是这一点，就决定了事情的成败，以及完全不同的成长之路。”然而，当有些人提及当年处于焦点位置的宁铂，和张亚勤进行比较时，张亚勤却一再表示：“同学中比我厉害的人有很多，成绩比我好的人也很多。”而且他认为放弃俗世价值观的宁铂绝不是“失败者”—“他只是用另一种方式追寻人生的意义。”就像《庄子·秋水篇》所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张亚勤引用林肯的一句话，说出了他这些年来对名声的理解：“品格如同树木，名声如同树阴。我们常常考虑的是树阴，却不知树木才是根本。”

　　第二章 探索未来世界 1
　　我看了一部电影《未来世界》，电影里机器人控制了人类世界，特别有意思。
　　我就想，实现自动控制只能通过计算机，只有它才有这么大的能量，这个领域充满了未知。现在看来，这个专业当然选得很好，但1979年整个学校也没有几台计算机，这个专业将来做什么我也没概念，但它就是吸引我。
　　张亚勤评价自己不是只会苦读书的类型，他的求学生涯充满了浪漫、幸福、奇遇。学习是他快乐生活的一部分，集中精神攻克一个个难题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无与伦比的快乐。挑战智力的极限、冲破能力的局限，每一次攻关的成果都不啻生活给予他最好的奖赏。
　　人都需要一个理想，需要一个梦。每次回中国科技大学，满怀憧憬的学弟学妹们都会追问张亚勤，中国科技大学教会他最多的是什么？张亚勤的回答是：“最重要就是它给了我一种理想主义精神。让我觉得，这一辈子做事情都要有一种梦想。”最丑的电子线路板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是五年制，正常高考入校的学生都是进校时选一个专业读完五年，而少年班则可以享受特殊待遇，第一年在少年班，第二年再确定自己的专业。到1979年，上了大二的张亚勤选择了无线电电子工程专业。当时的中国，数学、物理、工程专业的研究水平和世界水平相差很远，但中国科技大学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这里的教授已经开始和国外学术界开展交流，能够掌握外界的最新研究动态。无线电系系主任和同学们交谈，提到的都是自己刚刚看到或者读到的国外最新科研进展。
　　“当然不能拿现在的情况和30年前比。今天硅谷刚刚出了一个互联网新模式，几天以后中国马上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出来了。但在当时，我们的信息渠道相当闭塞，听老师们谈到的那些东西，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尤其是我还看了一部电影《未来世界》，电影里机器人控制了人类世界，特别有意思。我就想，实现自动控制只能通过计算机，只有它才有这么大的能量，这个领域充满了未知。现在看来，这个专业当然选得很好，但1979年整个学校也没有几台计算机，这个专业将来做什么我也没概念，但它就是吸引我。”本科三年级开始，张亚勤的考试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老师讲的知识他很容易就能领会。然而，张亚勤在学习上也有自己的软肋，那就是动手操作能力差，而他所在的无线电电子工程专业，动手实践是很重要的一环，仅靠书本上的知识应付考试不行，书上提到的定理、定律都要通过实践一一验证。实验课一直让张亚勤很头痛。
　　实验室在教学楼的一个角落里，里面堆满了电线、线圈、铜片等各种电子元器件，“刚来的时候，感觉就像是进了一家废品收购站”。每次进入实验室，一看到满桌子的实验材料和器械，他的头就轰轰作响。平时耳熟能详的书本知识，一到具体操作，就变成一团苍白的数据，眼前只有这些七零八落的元器件。
　　实验课之外，计算机编程也是张亚勤的一个弱项。上世纪70年代末的电脑编程，需要用打孔机在空白卡片上凿出一些小孔，然后把卡片一张张依次插入卡片阅读机，将程序全部输入到计算机里，运算结果再通过纸带穿孔机输出的纸带展现出来。这种原始的编程工作并非易事，不管张亚勤怎么努力，穿孔机输出的纸带总是显示异常。往往下课了，他还在满头大汗地和穿孔机较劲儿。
　　这些都还算不上最糟糕的。本科毕业设计称得上是张亚勤学业上的“滑铁卢”。
　　1983年，张亚勤本科毕业，他选择的毕业设计是做一块电路板。知道自己动手能力差，张亚勤也很担心这门课程通不过，所以提早就开始进行非常认真的准备。
　　当时实验条件差，除了图纸要自己画，实验材料也要自己去收集。实验需要的铜板，就是他跑到校办工厂里去找工人师傅要的。在调试过程中，即使每根线路、每个节点都一处一处地查遍了，异常状况还是接连不断，这让他常常急得满头大汗，在实验室一折腾就是一天。当他终于调试好“作品”，确保不会“出状况”，满心欢喜地捧给老师时，老师却皱起了眉：“这个线路板，可真不怎么好看啊……”张亚勤的这块电路板确实有些“惨不忍睹”：线路纵横交叉、杂乱无章，面板凸凹不平，上面的焊接点还大小不均，简直丑死了。尽管老师安慰他“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强烈的挫败感还是令他尴尬无比，都不知道是怎么和老师告别的。
　　可正是这块当年令张亚勤无比难堪的电路板，如今成了中国科技大学里的一件藏品。1999年，张亚勤以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回到中国科技大学，给无线电专业的师弟师妹们作演讲。教授打趣地对台下的学生们说：“我们请张亚勤给大家讲一下，这就是他当年本科毕业设计所做的电路板……”
　　1983年，张亚勤本科毕业，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中科大无线电电子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但动手能力差仍是他的一块心病。张亚勤深知学习电子工程专业，自己动手能力不足将会严重影响到以后的发展。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动手能力差，主要就是实践太少，之前一直因为只注重学习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对动手能力的锻炼。于是，他开始重点加强实践能力的训练，并有意选了一个实践比较多的课题，下狠心一定要突破自己在动手能力上的瓶颈。
　　当时学校规定，每个学生选的课题都要在两年时间内完成，否则就不予毕业，拿不到硕士学位。在这种情况下，张亚勤偏偏选择了大家都认为他很难在两年完成的课题，在不到20岁的他看来，选课题就是要挑战极限，作研究没有风险就不会有突破。
　　20多年前，实验需要用的很多材料国内都还没有，张亚勤记得特别清楚，“模数转换芯片”和“稳压源”在合肥根本买不到，只有北京中关村的一些公司能够从国外直接进口，于是他就跑到北京等了整整几个月。
　　做这个课题需要到中国科技大学国家风洞实验室工作。做课题的那段日子，张亚勤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里，把实验室里破旧的计算机线路板，各种芯片全部拆掉，认真研究其中的构造。大到每块存储器的用途，小到每根线的走向……他一件一件反复安装、测试。为了弄清楚计算机的程序语言，张亚勤从最基础的二进制码开始，一遍遍默写计算机的汇编语言，反复画各种脉冲时序表、时序图。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件枯燥无味的工作，张亚勤却不厌其烦。偌大的实验室里，他常常一个人坐在一堆电子零部件中间，拆拆装装，反复研究。
　　由于张亚勤的目的纯粹是要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因此什么难做什么，实践中的问题一个都不放过。翻资料，找老师。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很快在一件事情上深度聚焦，这是作技术研究所需要的。那时候就连吃饭、睡觉的时候，他满脑子都是那些散落的电脑零件。
　　就这样一鼓作气，在爆发式的集中突击后，张亚勤相当于重新制作了一台计算机所需的硬件，然后又做了一套操作系统协调软件，对计算机构造的熟悉程度有了质的飞跃。他说：“那次自我训练一方面为我的课题打下了基础，另外一方面，我知道我可以克服自己的短处。有了这个准备，进了风洞实验室的工作就相对顺畅得多了。前几年我去了一趟风洞实验室，发现他们用的设备还是我那个时候造的。”“大老板”和“二老板”少年班的研究生的年龄都不大，他们对师长的感情就像是对亲人一样：到老师家里去吃饭，讨论问题，一坐就是一下午，老师们也乐于招待这些孩子来家里改善生活，吃顿家常菜。研究生三年，张亚勤跟随自己的“大老板”和“二老板”，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大老板”曾绍统，是当时国内有名的系统工程师，十几岁就从澳大利亚回国，英语非常地道。上世纪80年代初，凡是有诺贝尔奖得主或者其他大师级人物来学校讲学，都是“曾老板”去做翻译工作。而聆听这些学术泰斗的思想是张亚勤最喜欢的。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大学的学术氛围空前热切，学生们都求知若渴。每次他们在屏息听大师们讲完后，再把殷挚的目光转向曾教授。
　　教授总是能流利、清晰、准确地把内容翻译出来，就连大师们随口讲出的笑话也能翻译得惟妙惟肖。作为学生，在这样的场合目睹“老板”的风采，张亚勤比其他同学更多了一份自豪。
　　20世纪80年代中期，霍金首次访华期间到中国科技大学的演讲是张亚勤至今都念念不忘的一次盛会。霍金当时已经获得“黑洞理论之父”的称号，在国际上相当有号召力。这样一位大家，带着纯净的笑容坐在轮椅上，他无法正常说话，只能用手指敲击键盘来发表演讲。由于演讲涉及的知识太过前沿和高深，90%的内容张亚勤都听不懂。尽管理解不了，但和大师面对面、聆听经典的幸福感却是实实在在的。
　　“为什么大学里的讲座那么重要呢？它是你接触最前沿的知识、最多样化的世界和最出色的专家学者的一个渠道。在中国科技大学的一系列讲座至少让我明白，我要想做出些什么，必须把自己的研究和世界联系起来。”“大老板”曾绍统是无线电专业的教授，带张亚勤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为人随和，十分看好张亚勤。在张亚勤读研选课题的关键时刻，曾老甚至不顾天气炎热，顶着火热的太阳，骑着自行车带张亚勤四处调研，连续好几天，跑了很多地方，最终帮张亚勤选定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的一个课题。几个月折腾下来，张亚勤对这位“大老板”的佩服和亲近之心更进了一层。
　　当年的国家风洞实验室设在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和张亚勤住一间宿舍的同学李仁祥毕业后被分配到这里工作。也是在这间实验室，张亚勤遇到了被他称为“二老板”的姚久成老师。姚久成老师无线电专业出身，在力学系教计算机，是位跨界的专家。姚教授很早就从李仁祥那里听说过张亚勤，对这个聪慧的年轻人印象不错。因此，尽管不是张亚勤的导师，但姚教授对张亚勤的指导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张亚勤做实验；对张亚勤的硕士论文，他也一字一句认真地修改批注。白天，师生俩一起工作，晚上，还待在实验室里一起画图，到了周末，姚教授还带张亚勤跟他一起回家吃饭。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张亚勤就读科大少年班时与同学们的合影。
　　即使毕业之后，张亚勤远涉重洋，他和姚教授的师生情谊也一直延续着。
　　2002年，功成名就的张亚勤回中国科技大学演讲，当时正值冬天，礼堂没有暖气，姚教授和夫人担心张亚勤挨冻，特意买了件毛衣让他穿上。距离学生时代过去已经很多年了，如今站在主席台上的张亚勤虽然已经是个闪耀的明星，但在老人眼里，他仍是那个需要他们关心爱护的学生。

　　第二章 探索未来世界 2
　　Link如何培养杰出人才？
　　从1978年到1986年，从12岁到20岁，这是张亚勤人生成长中的关键阶段，他回忆说，“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学习了8年的时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也最快乐的时光之一。”谈起学生时代，对于如何培养杰出人才，张亚勤认为有三个方面。
　　第一，需要有教育的理想、科学的理想，这是最根本的。
　　在教育导向方面，很多教师和父母在指导孩子选择自己专业的方向的时候，非常看重这个专业的就业机会和未来薪资的高低，学生很难根据兴趣去选择。“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应该让孩子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兴趣去探索未来。
　　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真正的教育家、大师，而不是娱乐明星般的教授。大学是思想驰骋的乐土，学者要为了真正的学术理想而潜心钻研。现在有一种对大学的评价是“大楼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教授像明星，明星像教授”。我虽然不同意这种说法，但至少反映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
　　我们在设定教育的理想的时候，必须去功利化。教育和销售不同,定义太多的短期量化指标对大学和基础科研并不合适。我们论文的数目、专利申请、SCI/EI索引、标准、获奖都可以做到全球第一，但国家的科技水平可能还是不会有质的飞跃。在科学研究方面，探索真理、为科学献身是一种根本的精神，是一种享受的过程，而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比如高锟教授，他研究光纤时，根本没想过会得诺贝尔奖，也没想过申请专利，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兴趣作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
　　第二，要建立激励创新思维的机制。首先，如同凌志军先生在《成长》一书里所说，现在的教育体制有点像流水线，通过标准化、应试化的机制，消磨了孩子们不同的个性和创造性。这是非常可惜的。而各种名目繁多的竞赛也让孩子们为了获奖而去学习，这种功利色彩深厚的奖项对他们的成长并无太多益处。其次，大学的官本位和行政化。大学讲究级别，如副部级、正厅级，把学校变成了政府部门。其实，学校里应该是学术至上、学生至上、教授至上，其他的行政部门都应该为学术的研究和学生的成长服务。
　　第三，要有开放的视野和长远的心态。
　　首先，由于过去60年间中国的发展非常快，所以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存在着浮躁的心态，这是“成长中的烦恼”。我们需要沉下心来，对未来的发展和战略作深入的思考并踏实地付诸实践，才能真正保证中国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其次，要有开放的心态。现在强调自主创新是非常正确的方向，但自主创新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的、合作的创新，而不是自我封闭的创新。现在我们在创新方面有两个极端化的现象。一个是“山寨文化”，只模仿，不创新；另一种是什么创新都要自己从头做起，不善于利用世界上先进的科研成果。这两种现象是应该避免的。前段时间“龙芯”接受MIPS技术授权引起一些争议。其实我认为这是很正常很聪明的做法。现代科技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有正确的理想和价值观，有好的体系和机制，加上长远的心态和开放的视野，中国科技实力一定会越来越强。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科技实力决定了国家的未来，获奖与否是次要的。
　　恋爱—5分钟决定一生
　　大学时，张亚勤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在图书馆、在寝室里看书，或者刚刚从操场上踢完球回来，就会有年龄大的同学走过来，捅捅他，塞给他一个封好的信封，还带着一脸不好意思的神情说：“哎，亚勤，帮我把这封信送到××系的×××那里吧，改天我陪你下棋！”说完后，这个同学就会表情极不自然地借故匆匆离开，留下一脸茫然的张亚勤。
　　因为年龄小，“大同学”们都愿意找张亚勤做“地下红娘”，而他从来都“不辱使命”，及时将信送到指定的女孩子的手中，唯一的一次意外是，他把东西带“没”了。
　　张亚勤在北京的一位男同学正在追求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女孩。正好当时张亚勤在北京参加活动，活动结束，男同学交给他一包礼物和一封信，让他转交给那个女孩。拿到礼物和信的当天晚上，张亚勤就要赶回安徽。由于路途不算太远，他就没有准备路上吃的东西，不巧火车晚点了很长时间，张亚勤又困又饿。无意中，他看到了那包用牛皮纸裹着的鼓鼓囊囊的礼物，想起来那位同学说过里面是一些吃的。张亚勤在心里小小挣扎了一番，最终饥饿战胜了理智，他拆开包裹，一股浓浓的肉香扑面而来—送到眼前的酱牛肉怎么可能放过？
　　一会儿工夫，一大包东西就被吃得见底了。
　　吃得心满意足了，张亚勤开始琢磨，自己把同学送给心上人的礼物吃没了，怎样转达同学的那份心意呢？总不能光给人家一封信吧。索性，他把所有吃的东西列了一份清单，回学校见到那位女同学，张亚勤把这张手写清单和那封信一并交给她，并一本正经地说：“酱牛肉十分正宗！”回忆自己在中国科技大学的三大成就，张亚勤总结，除了理想主义的熏陶和开阔眼界，第三就是，“认识了女朋友，并且后来‘很不幸’成为我的老婆。
　　我相信命运，当时见面5分钟，就觉得应该是她。”1985年，张亚勤19岁，读研二，也就是这年，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汪健。汪健也是中国科技大学学生，通过正常高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因此尽管与张亚勤同岁，却比他低四个年级，当年正读大三，是个“小师妹”。两人相识于一位老师家。用张亚勤的话说，见到汪健的那一刻，他心里大概就有底了，感觉“就是她了”。
　　确定了目标，接下来就是攻关。
　　当时，张亚勤的论文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所以时间很充裕，他制定了一整套恋爱攻略，第一步就是创造见面机会。为了能常常与汪健“不期而遇”，张亚勤颇花了一番心思，他辗转找到一个认识汪健的同学，又通过这位同学跟汪健的好友联系，搞到了汪健平时在什么地方上自习、去哪个食堂吃饭、上课喜欢走哪条路等重要情报。
　　作好“信息调研”后，接下来就是制造机遇。于是，汪健在上下课、去食堂或图书馆的途中，总能“偶遇”这个带着温和笑容的男孩儿。有时，她刚出宿舍，走在通往图书馆的路上，正好他从旁边的小路过来，也是去图书馆，于是两个人一起走上一段路，顺路聊几句。有时，汪建刚刚下课，正步履匆匆地奔向食堂，张亚勤也“碰巧”从后面赶上来……既然遇上了，两人也随口聊几句，但是每次话都不多。
　　暑假来了，张亚勤得知汪健暑假不回家，留在学校学习，还报名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周的英语班。汪健报名后，张亚勤也紧随其后报了名。上课时，他就坐在汪健后面，随时关注她的一举一动。可是，汪健却是个“冰美人”，始终不为所动，依旧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上课、做笔记，下课也不打声招呼，自己就走了。
　　正好英语班里有一个两人共同的朋友，那个朋友看到张亚勤毫无进展，索性亲自上阵当起了“亲友团”，同时约了他们俩一起去看电影。电影散场，按照朋友的设计，汪健自然要和张亚勤一起坐公交车回学校，两人总可以一路聊聊。
　　到了中国科技大学这一站，两人一前一后下了车往学校走去。看到汪健一言不发，张亚勤不禁有些着急。眼看汪健就要到宿舍了，张亚勤给自己鼓了鼓劲儿说：“我喜欢你，你做我女朋友吧！”没想到汪健还是那么“冷静”，并没有停下脚步，一边往前走一边说：“咱们年龄都还小，我现在就是学习第一，你也要重视学习，不要过早地想这个问题……”张亚勤的第一次表白就这样宣告失败了。
　　暑假结束，张亚勤上了研三，没想到情况却柳暗花明。新学期刚开始没几天，汪健居然自己来找他，跟他探讨学习中的问题。是什么让汪健的态度一下子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呢？原来，又一个“亲友团”成员出马了：张亚勤和汪健有个共同的朋友叫邓静，在北大英语系读研。暑假里，一群年轻人一起去郊外玩，邓静知道了张亚勤和汪健之间的故事，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撮合这两个都很优秀的好朋友。于是，邓静洋洋洒洒地给汪健写了一封信：“（张亚勤）是我碰到的最优秀的男孩子，值得好好珍惜……”汪健非常欣赏邓静，不仅因为邓静的英语口语特别好，她常常跟邓静一起练口语，更因为两人在性格和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惊人地相似。应该说，邓静这个“亲友团”是找对了路。收到邓静写得密密麻麻的两页纸，通篇都是中肯的分析和建议，本来就对张亚勤印象不错的汪健于是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
　　等到回家再问问父母，父亲一听张亚勤是少年班的，马上“放行”：“学同样专业的好，又是少年班出来的，不错！”就这样，暑假过后，汪健主动来找张亚勤“问问题”。学习的事难不住张亚勤，他对汪健做到了有问必答，两个人都是无线电电子工程专业，课业上汪健有什么不懂的地方，经张亚勤轻轻一点拨就豁然开朗。而张亚勤对那段时光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他再也不用一个人跑食堂了。习惯早起的汪健每天都会准时去食堂买早餐，在人满为患的图书馆占好座位等他了。
　　留学美国—一个全新的世界张亚勤最佩服的人就是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却不改其鸿鹄之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教育、科技领域的创举，带来的影响和意义丝毫不亚于经济领域，并且长期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1978年，邓小平在教育部的会议上明确指示，要扩大增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数量，“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在当时的理工科一流名校中国科技大学，80%的毕业生都选择了出国留学，谁要是没出去才是异类！1985年底，张亚勤即将硕士毕业，由于女朋友汪健在国内，更重要的是，考虑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应该分担母亲的负担了，他和母亲商量，自己是否应该先去工作一段时间再考虑深造，但母亲的态度很坚决：“你只要好好念你的书，经济问题不是你考虑的事。”女朋友也主张以学业为重。
　　于是，他正式开始着手准备留学事宜。
　　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自己到底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尽管学的是工科，但张亚勤觉得自己的思维方式学文科比较合适。恰好一所德国院校的管理学院来中国招生，匆忙之中他也没考虑太多，就联系了这所德国院校。可是，申请的时候他发现，要去德国留学，必须要先过德语考试这一关，这就意味着要重新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另一个让张亚勤下不了决心的因素是，管理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自己对管理是不是真的感兴趣，他其实并不明确。
　　再三考虑之后，张亚勤还是取消了申请，着手准备赴美留学。当时已经临近三月份，很多学校的留学申请都已结束，张亚勤去留学事务办公室递交新的申请表，老师对他说：“你来晚了，申请表已经审核完了，只能等下一年了。”虽然再等一年自己依旧有绝对的年龄优势，但是，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一年时光凭白溜走，张亚勤还是有些失落。突然，他想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瑞曼德·比克赫尔茨教授。这位教授是全世界无线通讯领域享有盛誉的科学家，也是美国科学院和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的院士。张亚勤过去在他访华时和他有过简短的交往。教授对这个中国年轻人的聪慧、勤奋、好学留下了深刻印象，表示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帮助张亚勤进一步深造。
　　收到张亚勤的申请，教授很快就回了信，欢迎他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就这样有惊无险，张亚勤拿到了offer，如愿以偿。
　　1986年9月，张亚勤坐上了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飞机。此时已经比正常的开学时间晚了近一个月：先是因为办理签证的繁琐手续耽搁了时间，学校开学都半个月了。学校看张亚勤还没有到，就寄信到中科大，告诉他可以等到下学期开学时再来。但已经离开合肥的张亚勤并未拿到这封信。
　　拿到机票，对华盛顿毫无概念，甚至连到那儿后住宿都没有着落的张亚勤仓促之间来不及准备太多，随便带了几件衣服就上了飞机。飞机在华盛顿机场降落时已是深夜。举目四望，灯火通明的大厅里全是肤色各异的陌生人，任何一张指示牌上都是英文。虽然张亚勤在飞机上对即将开始的美国生活已经有了种种想象，也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一下子就懵了。
　　怎样度过这到达美国的第一夜？出机场后怎样去学校？张亚勤完全没有概念。想了想，他决定先在机场的长椅上对付一夜，等天亮了再说。可刚坐下没一会儿，机场工作人员就过来说，机场不能留宿。黑魆魆的夜色里只有飞机起降的巨大轰鸣和冰冷的灯光。接下来还能去哪里，张亚勤无计可施了。
　　工作人员和张亚勤的谈话引起了旁边一对华人夫妇的注意，他们了解到张亚勤的情况，就爽快地邀请他一起回家。张亚勤在美国的第一夜总算没有露宿街头。
　　在车上一聊，张亚勤得知，这位华侨叫陈冠儒，祖籍江苏，是一位数学家。
　　1949年跟随家人到了台湾，先是在台湾读了研究生，后来又在70年代到美国读博士。从小远离故土，陈冠儒一家对祖国大陆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此后几年间，陈冠儒夫妇对待张亚勤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每逢周末就邀请张亚勤来家里吃顿中餐。
　　第二天一早，张亚勤赶去学校报到，没想到学生公寓已经住满人了。好在中国留学生会里的大陆留学生大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一时找不到房子给张亚勤住，学生会负责人就想办法在自己租的公寓里给张亚勤打了个地铺，让他先落下脚再说。

　　第二章 探索未来世界 3
　　就这样，张亚勤开始了自己的美国一章。
　　“你现在就可以博士毕业了。”华盛顿大学是9月1日开学，张亚勤10月1日赶来报到时已经整整迟了一个月。学校工作人员犹豫，建议张亚勤先学半年英语，等到春季开学再正式上课。
　　否则，即使上课了，张亚勤也很难赶上这一个月的进度，更何况，中国大陆的学生初来美国，语言关都是一道坎。
　　张亚勤费尽心思争取到当学期入学，“先学半年英语”显然不在他的计划中。
　　他和工作人员力争：“我对我的英语、我的学习能力有信心，我能赶上。”工作人员说服未果，就让他自己去找导师，“如果教授同意你插班，你就可以上。”虽然自信，但张亚勤也知道，自己虽然在英文阅读写作方面没问题，但从未受过正规的听力和口语训练，也没有经历过英语环境，美国人说话他多半听不懂，他自己讲的英语人家也听不懂。所以，见导师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于是，他专门把自己要说的话打了个腹稿，反反复复练习了几遍。第二天一早敲开了导师办公室的门。
　　张亚勤是比克赫尔茨教授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在当时，教授对于晚到了一个月的张亚勤并不十分了解，这个充满自信的中国学生推开他的门令他很是诧异。和张亚勤谈了半个小时，导师就同意了他的要求，批准他直接上课了。
　　到了课堂上，张亚勤才见识了什么叫做“国际化”—仅仅几十人的小班完全称得上“风云际会、名流云集”：沙特阿拉伯的公主、卡塔尔的王子、埃及国防部的少将……有一位同学还带着贴身保镖，一到上课时间，教室外就站着几个保镖，出入之间前呼后拥，蔚为壮观。
　　张亚勤的导师瑞曼德·比克赫尔茨教授是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nstituteofElectricalandElectronicsEngineers，IEEE）院士。IEEE是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工程师的国际性协会，在学术界和产业界有着极大的影响。拥有IEEE院士身份则是电子、电讯、计算机领域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当时中国只有3人获得了IEEE院士身份，即使在美国，提到某位教授是IEEE院士，也会令人肃然起敬。
　　比克赫尔茨教授同时也是IEEE通讯协会主席及通讯杂志的主编。能够在这本电子通讯领域最具权威性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是很多科学家都引以为豪的事情。若干年后，张亚勤，这个开学一个月之后才插班进来、背景普通的中国学生，不仅成为IEEE杂志的常客，并担任其视频技术学刊的主编，更以31岁的年龄成为IEEE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无论是比克赫尔茨还是张亚勤自己当时都没有预料到，半个小时的“加试”会有如此出色的成就，这是后话。
　　在张亚勤的印象里，“美国老板”比克赫尔茨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老头儿，治学严谨，爱憎分明，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好恶，当然，还有科学家共有的智慧。
　　开始上课第二周，比克赫尔茨就不动声色地对张亚勤进行了考察，他交给张亚勤一批IEEE杂志收到的投稿论文，要求“两周内读完，给出意见”。敢投稿到IEEE的文章自然出自非等闲之辈之手，无论是论文方向还是研究成果，或者论文作者，都至少有其独到之处。张亚勤手里的这些论文是一些知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通讯领域很多前沿知识。这些专业知识对于刚刚入门的张亚勤来说既陌生又艰涩，同时，论文里的英文专业术语也给他的阅读造成了很大障碍，要在两周内完成这个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
　　去图书馆借来十几本专业书，外加一本大辞典，张亚勤以一天两本的速度迅速消化了论文中涉及的电子通讯知识。“我觉得我是突破型选手，一旦明确了任务，我就能以完全忘我的状态投入到项目里，直到问题解决，有时是一个月，有时是一年，那次是两个星期。那两周，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十几个小时都在看书，看完一本书就演算、验证论文里的推导。吃了两个星期的三明治，我猛然发现自己开窍了！”这就是博士研究的价值。之前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是在积累修建大厦的原料，博士阶段就是通过思维系统和方法论，把这些散落的知识点构架成研究者自己的知识框架，关键还在于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就这样，在规定的时间内，张亚勤把教授给的那堆论文中涉及的所有公式都推导了一遍，甚至还发现了其中的几个纰漏。两周后，他把自己对每篇论文的验算结果交给比克赫尔茨教授，还一一附上了点评。尽管见识过无数天才，但“勤奋的天才”张亚勤还是令教授惊讶。“你现在就可以写博士论文，你已经达到博士水平了。”他说。
　　作为教授，得良材而育之，其快乐不亚于科研上的成功，比克赫尔茨教授在张亚勤的身上倾注了无数心血，为张亚勤学术方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我第一眼见到他就感觉他一定会超过我！”比克赫尔茨教授毫不掩饰对张亚勤的赞赏，“和张相处一个星期，你就会感到他非常特殊，他是世界的财富。”
　　Link异乡的同胞
　　张亚勤是个重情谊的人，在美国时他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好友。
　　大家在一起聊天、聚会，谁有事情招呼一声就去帮忙。对于张亚勤来说，他们都是值得一生珍藏的财富。其中最令张亚勤念念不忘的是自己初到美国时，在机场遇到的陈冠儒夫妇。
　　从那天深夜陈冠儒夫妇将张亚勤接到家后，张亚勤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初到美国，远离亲人和朋友，他们给了张亚勤家人般的温暖。
　　陈冠儒先生家离华盛顿大学不远，因此，每到周末，张亚勤就坐半个小时的地铁到他家去吃饭，跟他们一起过周末。
　　初来美国，语言是最大的问题。尽管张亚勤在中国科技大学是英语佼佼者，但是到了美国才发现，美国人的口音、用法、习惯都不一样。
　　陈冠儒告诉张亚勤，要想学英文最快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电视，电视里都是美国时下最流行的信息。张亚勤按照他的方法，到美国的头半年里拼命地看电视，每天晚上固定两个小时，《成长的烦恼》、《野战排》……不管是肥皂剧、喜剧片、战争片，演什么他就看什么。其实，这是件很无聊的事情，但是，张亚勤就是通过看电视学到当时美国的流行语和一些文化理念，英文口语水平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
　　作为一个过来人，陈冠儒还告诉张亚勤，要想尽快融入美国社会，首先要改变心态。与中国人略显内敛的性格不同，美国人提倡积极主动的参与。在大会上，你要大声宣读你的论点，还要针对别人提出的问题进行解释和争论，这样才能体现你的领导力。美国是个彰显个性的社会，在这里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言论稚拙而被嘲笑，反倒是那些开会从来不说话的人，会给人消极的印象。因此，张亚勤积极地改变自己，主动地去适应美国社会的文化，这也为他在美国学业和事业的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亚勤的话几十年过去，张亚勤一直和陈冠儒一家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现在陈冠儒已经70多岁，每年他都要回一次中国，每次来北京，他都住在张亚勤家里。
　　很多人不能成功并不是因为他能力不够、智商不够，而是败给对失败的恐惧。
　　抢项目—与美国专家角力比克赫尔茨教授对张亚勤的支持是全方位的，很快就为他申请到了一笔奖学金，让张亚勤参与到为美国大型医院构建信息系统的研究项目中。比克赫尔茨教授主持的这个项目叫PACS，由美国卫生总署联合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等5所大学共同研发，聚焦在医疗领域的图像存储和通讯系统，目的是把包括医疗案例、病人档案等各种医疗信息全部统一储存管理。坐落在华盛顿的华盛顿大学医院的医疗设施相当完备，是国会议员等社会名流就医的首选，因此美国卫生总署选定华盛顿大学医院作为试点。
　　张亚勤负责的是“图像压缩”的算法和研究。医学图像信息量大，不压缩编码就无法有效传输和存储，但过度压缩又会影响医疗诊断。而张亚勤从未学过图像压缩知识，他必须尝试各种新算法，编写大量程序，在最好的效果和可操作性之间寻找到均衡点。这次挑战推动张亚勤开始涉足图像处理这一领域，并在该领域屡有斩获，终成大业。
　　由于是联合项目，美国卫生总署经常组织各个参与机构讨论，再根据各家的观点和实际能力决定项目分配方案。每次开会，比克赫尔茨教授都派张亚勤做自己的全权代表。面对台下的知名专家、大师级的人物，刚刚20出头的张亚勤必须清晰有力地表达己方观点，为华盛顿大学争取最优资源，因此，责任和压力可想而知。
　　第一次参会前，张亚勤精心准备了发言稿，一遍遍修改背诵。导师也给他鼓劲儿：“这方面你肯定比他们懂得多。”然而，到了会场，看到西装革履的专家们权威的模样，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张亚勤不免心里有些紧张。不过等到专家们讲完，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就像教授说的那样，自己准备得不比这些人差。事实上，演讲过程中，张亚勤从台下专家们的表情中已经感觉到了他们对于自己报告的认可。
　　医院信息系统项目是张亚勤在美国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无论是专业知识、研究方法，甚或信心建立，都对他未来的发展意义深远。他后来回忆说：“PACS这个项目做了一年后开始有些成果，我开始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听了其他人的报告，再看自己的成果，你就会发现他们很炫的演示背后其实没有说出个所以然，而我自己的一些全新算法确实能解决实际问题。这个项目一方面帮助我确立视频图像这个领域作为自己的方向，另一方面，和这些美国顶尖科学家一起工作，通过对比，认识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中国学生的聪明毋庸置疑，基础知识也非常扎实，但往往缺乏美国学生的自信。在一个国际级的平台上建立自信，使我受益终生。”医院项目之后，在导师的安排下，张亚勤又来到国际卫星组织做实习生。
　　在这里做的项目是通讯卫星的加密。通讯卫星有两个通道，数据通道专门负责转播和发射通讯信息，控制通道则用来控制卫星发射之后在空间轨道上的运行，以保证通讯卫星数据的实时传送。这个控制系统本身有一套加密系统，相当于安全保卫措施，如果加密工作出了纰漏，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控制卫星，整个通讯系统将陷于危险境地，后果不堪设想。
　　曾经有一部讲述黑客狂人的电影，电影中那些顶尖黑客专门寻找各个国际安全机构计算机系统的漏洞并攻击它，张亚勤所做的工作就是模拟黑客，以各种算法设计攻击程序，袭击计算机系统的漏洞。理论上说，随机的攻击是无法破解的，但有预谋的攻击因为有人脑设计在其中，因而总是有迹可循。和国内前一阵子大热的电视剧《暗算》不同的是，破译人员只需要破解密码，而张亚勤不仅需要解密，还需要通过模拟攻击卫星来判断卫星系统究竟是否安全。
　　“就像是你通过分析攻击反馈回来的信息来甄别这个系统是不是完备，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就像我是一个指挥官，派不同的侦查员去，每个侦查员给我一个关于系统漏洞的报告，我再去攻击系统。整个过程需要大胆想象，小心求证，十分刺激！”拒绝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第一学期，尽管晚到了一个月，PACS项目还牵扯了一部分精力，但张亚勤在期末考试中还是门门满分。这个原先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一下子成了系里的名人，无论是国际知名的教授，还是那些身家背景显赫的同学都对张亚勤刮目相看，他们知道中国人聪明勤奋会读书，但没有想到中国人在拿高分的同时还能做好需要表现、需要竞争和创新的研发项目。

　　第二章 探索未来世界 4
　　比克赫尔茨教授作为伯乐自然喜不自胜：“张极其聪明，异常勤奋。他的知识远远超出自己的专业，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我立刻让他参与图像项目，试图将他留住。”果然，第一学年快结束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先后给张亚勤寄来了录取通知书。原来，出国之前，张亚勤也申请了这两所学校，但因为已经错过了当年的申请窗口而未能如愿。但张亚勤的优秀还是给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第二年的申请一开始，两所学校第一时间就发出了录取通知书。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无论哪一所都是理工科学生心中的圣殿，这两个offer的诱惑不言而喻，令张亚勤惊喜交加。
　　就在所有人，包括比克赫尔茨教授，都认为张亚勤有理由作更好的选择的时候，张亚勤却选择留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继续学习。谈到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时他说：“博士学习，导师很重要。尽管乔治·华盛顿大学没有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优秀，但比克赫尔茨教授是我所在研究领域的权威，并且他对我很信任，真的是在给我‘传道、授业、解惑’。并且，当时我还在做图像存储和通讯系统这个项目，如果中途离开，整个项目都会因此停滞，中国人讲一诺千金，我不能因为自己而影响大局。再有，我到美国的第一站就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它的排名虽然不如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但我却得到比克赫尔茨教授的专注指导和重视。”就这样，张亚勤留在了华盛顿。张亚勤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不仅因为比克赫尔茨教授是一位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的杰出科学家，更因为他对一个优秀学生的爱护和培养。他倾其所有，从方方面面为张亚勤的发展设计指导。多年以后，比克赫尔茨教授回忆说：“毫无疑问，亚勤是最好的学生，给他讲课和提供指导，对我来说是一种愉悦。”后来，张亚勤拿到博士学位，在位于波士顿市郊的GTE研究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谢里勃（Sheriber）教授相遇，正是这位教授当年给张亚勤发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信。谈及麻省理工学院与张亚勤失之交臂，谢里勃教授不无遗憾：“这对我和麻省理工学院当然是个损失，但你作了最智慧的决定！”第一次“当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会主席尽管现在管理着3000多颗聪明的头脑，但从上小学到念完研究生，张亚勤从来就没有当过班干部。这也不难理解，无论在哪里，他都是班里年纪最小的。
　　学校有什么活动，他只有被动参加的份，学生干部的头衔是无论如何轮不上他的；另一方面，从小就一个人搭火车和长途汽车奔走于各地之间，张亚勤认为自己骨子里就“崇尚自由、不讲形式”。就连入团，他也是全班最后一个。他说：“我当时也不知道应该主动申请，还是班里团支书不希望我拖后腿影响班集体的荣誉，帮我写申请，我才算正式成了一名团员。”但就是这样一位没有“学官”经历的张亚勤，到美国后不久，当上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会主席。
　　所谓“留学生会主席”，就是负责把在华盛顿的中国留学生联络在一起，互相支援、互相帮助，聚到一起看场电影、吃顿中国饭。放电影是“主席”的重要职责之一，有时候在学校找个咖啡厅放，有时候则到中国使馆放，张亚勤跑前跑后张罗着把大家聚在一起，给大家服务。遇到有领导人从北京来美国访问，张亚勤还要作为学生代表去接受接见。当时做这些只是因为想和国内保持联络，没有料到的是，通过这些工作，张亚勤结识了从使馆官员到各大高校各个院系的中国学生，成为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为什么是张亚勤做了这个留学生会主席呢？
　　其一，学生会主席要经常跑使馆，帮助同学们解决学习、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张亚勤的住处离大使馆步行不过15分钟，使馆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他、信任他。有这个基础在，办事效率能高不少。后来曾担任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的夏颖奇先生，当时刚在加拿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就被派遣到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馆，专门负责科技和学生工作。张亚勤在那个时候就和夏颖奇成了“工作搭档”。十多年后，两个老相识又相聚在北京，这层关系为后来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在中关村建立研发园区奠定了基础。
　　当然，张亚勤常去大使馆也有自己的一点“私心”—“在使馆可以吃到正宗的家乡菜！”使馆的两位师傅，一个是亚勤的山西老乡，另一个是陕西人，也算是他的半个老乡。三个人聚在一起，乡音也差不了太多，说会儿家乡话，吃顿家乡饭，是身在异邦的最大享受，“每次去大使馆吃饭，就跟回家一样，吃完了还要打包，带一些饭菜回去下顿吃。”其二，张亚勤“收入颇丰”，开始是帮导师做项目研究助理（RA），导师每个月会发给张亚勤1500美元的“工资”，不久他又申请到了一份特别的奖学金，所以每个月张亚勤有超过2000美元的收入。在公派留学生占主流的上世纪80年代，张亚勤算是个“大款”，而且很早就成了“有车一族”。
　　张亚勤的车是花了2700美元，从台湾同学手里买的一辆二手别克。驾驶室宽敞气派，坐着舒服，开着痛快，不过也特耗油。那个时候，整个华盛顿的中国学生较少，中国留学生彼此间就像是兄弟姐妹一样。张亚勤总是当免费司机，拉着大家出去郊游野餐；谁家父母来了，他管接管送；晚上时间太晚了，女同学不敢回家，张亚勤二话不说送她们回家。
　　1989年，张亚勤仅用了3年时间，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他博士毕业时与导师的合影。那时，他23岁。
　　满分论文1989年，张亚勤博士毕业。进校伊始，他就一直保持着最优秀的成绩，是比克赫尔茨教授的得意门生。尽管比克赫尔茨教授讲课是一门艺术，而且他的板书特别棒，但是由于课程非常艰深，很多人都听不懂，认为上他的课是一种煎熬。
　　张亚勤却恰恰相反，他一直认为上导师的课是一种享受。每次上课张亚勤都精神高度集中，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别人一头雾水的时候，他却乐在其中。张亚勤说：“我之所以能学起来如此轻松，得益于课程刚开始的一个月内狂看十几本书，那次突击式的恶补之后，我对这门学科就彻底开窍了，脑子里对学科的整个构架比较清晰，觉得什么书都看得懂，做题的时候很少有难倒我的。”比克赫尔茨教授还有个特点就是考试特别难。班里的大多数学生参加他的考试能够及格已实属不易，张亚勤却总是满分。
　　即使如此，张亚勤准备博士毕业论文还是出了个小插曲。他早早就挑选了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选题，按部就班搜集材料，天天钻在里面琢磨，研究得不亦乐乎。直到有一天在IEEE的过刊上查资料的时候，他发现一位日本学者的文章似乎和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相关。再往下细看，越看越熟悉，看到一半他明白了，自己正在研究的选题原来是人家早已经研究过的。
　　“这给了我特别大的一个教训。以前做其他课题都是导师给的活儿，我自然不用担心方向问题。那次做论文从选题开始全得是我一个人做下来，当时就凭着自己的兴趣，懵懵懂懂挑了一个就做。我恰恰忽视了一切工作最根本的一条—方向。选错了方向，方法再正确，只会加剧你的失败。”前功尽弃，尽管时间已经很紧张，张亚勤也只能重新选择课题。那段时间，他经历了读书以来前所未有的煎熬。幸好，之前为美国大型医院构建信息系统的项目他已经做了两年半，积累了不少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他决定根据这个项目来撰写毕业论文。
　　医院信息系统项目集结了张亚勤两年半的心血，也是他自己对专业思考由浅入深的缩影，因此感受和认识也就更加深刻，写来得心应手。结果，就是这篇“临时决定”的论文成就了他人生又一次里程碑式的辉煌—这篇论文获得了满分，也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系唯一一篇满分论文。
　　Link白宫前的小帐篷“美国梦”是一种精神，而绝不仅限于多大的房子、多炫的跑车。
　　张亚勤留学时住的地方到学校只有20分钟左右的路程，中间会经过白宫、国务院、世界银行等大名鼎鼎的建筑。张亚勤去美国的那年，是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那时候冷战正式结束，也是美国反战反核最高潮的时期，白宫前宽阔的大草坪边上，经常都会看到反战的游行队伍。来自各地的反战示威者们身穿统一的服装，手拿标语簇拥在广场上呼喊着反战口号，向政府施压。有一次百万人大游行就是在华盛顿举行的，景象十分壮观。
　　有一次张亚勤看到一位女性反战主义者，在白宫前面搭了帐篷，每天24小时就住在那儿，白天在那里静站或者静坐，晚上累了就在棚子里睡觉。在白宫前整齐宽敞的广场上，这个干干净净的小帐篷异常显眼。张亚勤每次经过的时候都会和这位女士说说话。据说，她是从1981年开始在白宫前搭建帐篷的。2002年，张亚勤再次回到华盛顿的时候看到她还在那儿，就那样静默地对峙着，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
　　2009年张亚勤有一次去华盛顿，她还在。
　　张亚勤说：“每次去华盛顿路过白宫的时候，我都会站在那里静静地看一会儿这个执著得的近乎执拗的女人，没人知道她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会一直坚持做这样的事，但三十年如一日的精神确实非常值得钦佩。”

　　第三章 从科学家到管理者 1
　　从1989年博士毕业到1999年回国，张亚勤在这10年间先后为两家研究院工作过。他从一个20岁刚出头的技术天才逐渐转型为管理研发、战略、市场乃至销售的研究院主任。这个路径也是科研型人才转型的一种典型方式。
　　从1989年博士毕业到1999年回国，张亚勤在这些年间先后为两家研究院工作过，他从一个20岁刚出头的技术天才逐渐转型为管理研发、战略、市场乃至销售的研究院主任。而这个路径也是科研型人才转型的一种典型方式。
　　从中国科技大学硕士毕业的时候，张亚勤一度考虑过转行学习管理，因为那是一块未知的领域。十余年后，经历了研发和若干个项目的历练，即使非管理科班出身，他也已然游刃有余，甚至走得更远—1999年回国创办微软中国研究院时，至少有4位优秀华人科学家随即追随他的足迹，最终加盟。
　　“你能不能慢点呢？”1989年，23岁的张亚勤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博士学位。但这一年美国宏观经济形势比较糟糕，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经济紧缩期，失业率高企，毕业生们也人人自危。
　　然而，优秀的张亚勤似乎与这些绝缘。当时，美国Contel公司在华盛顿新设立了一家研究院，负责人是一位退役的陆军中将，和比克赫尔茨教授是故交。
　　教授对这个刚刚成立一年多就已经达到100多人规模的研究院很看好，认为张亚勤的研究方向恰好契合研究院所在的领域，于是就引荐他去了这家研究院。
　　刻苦学习近20年，终于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可以说，张亚勤是怀着无限的憧憬踏入这所研究院的。在学校搞研究做项目的经历令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辛苦付出、多想多干，总会收获成果—毕竟，论文和产品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刚一上班，他就给自己确立了研究课题，作实验、写报告、发论文、申请专利，忙得不亦乐乎，拼搏精神比在学校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半个月就把研究报告和成果交给老板。
　　三个月之后，张亚勤的研究就有了很大进展，他很兴奋地把自己辛苦做出来的东西都交给了老板。老板拿到手上翻了翻，然后对这个满脸都是期待神情的年轻人笑了笑，让他先回去等消息。
　　有一次，张亚勤被老板请进了办公室。这位印度裔的老板看上去精明能干，说话不紧不慢。他先是客气地问张亚勤在这里工作的感受如何，是否适应工作环境。寒暄完了，老板这才慢悠悠地把张亚勤的研究报告拿出来，称赞说：“亚勤，你的研究相当精彩，报告也做得非常漂亮！”张亚勤欠欠身子，正要谦虚两句，没想到老板话锋一转：“可是，你能不能慢点呢？”张亚勤一愣，没明白老板的意思。
　　老板紧接着解释说：“你现在的工作效率给其他同事太多压力了，已经有人向我反映由于你的原因，自己被分派的工作太多了，有点受不了。”原来，工作投入的张亚勤一点儿也没有留意研究院里的其他人，他不知道大多员工都很闲散，和他的拼命工作形成了强烈反差。在美国的大多数研究院，张亚勤做的这类报告以及提交报告的频率，平均每个人半年出一份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而张亚勤这种一个月交几份的工作效率，大大超出了周围环境可以接受的极限，无形中给别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张亚勤不记得他是怎么从老板办公室出来的，他好半天才回过神来：“还有公司嫌员工干得多？”这么多年的学习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老师告诉自己要慢点儿。张亚勤的心情极其复杂，他把这件事讲给导师听，导师哈哈大笑，说：“这个家伙完全是个失败者！”正是这种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让几十年后的张亚勤回想起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来其实是“不开心的”，还带着一些无奈。那段时间，张亚勤时常对自己说：“反正只是一份工作，不喜欢的话，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山西人的隐忍性格，以及20多年来远比同龄人丰富得多的生活经历，使张亚勤做决策时总是能抓住核心点：“我还是没有因为心理上的不快离开这个研究院。毕竟，这是一家有名望的大公司的研究院，接手的项目都是电子工程领域最前沿的课题。当时我刚毕业，需要在一个大平台上建立高水准的研究、工作规范。而且，我终究对公司还是有所期待的。”选择留下来的张亚勤并没有被同化。他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一如既往快马加鞭地搞研究。公司对自己没有期待，不代表自己对自己没有要求。他索性给自己订立了一个研究计划，圈定了一系列项目课题一个个往下做。只是大大降低交报告的频率。
　　年轻人要更多地学会为自己工作，不要等着别人安排工作给你，也不要老算计自己这么努力，是不是让公司太占便宜、自己太吃亏了。要记得你的一切努力，都会在未来得到公正的回报。
　　从华盛顿到波士顿正当张亚勤在这个“上下一团和气”的研究院“孤军奋战”时，Contel公司被美国著名的GTE公司收购了。GTE公司当时风光无限，有20多万名员工，是一家业务范围广泛的通讯服务提供商。此时，距离张亚勤毕业加入Contel的研究院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场收购，对于自己究竟是遭遇还是机遇呢？初涉职场的张亚勤并不知道。
　　收购案发生之前，研究院让张亚勤做了一个视频压缩研究项目，但是有了一些眉目后，研究院又不想花大力气继续深入研究。而张亚勤最早在华盛顿大学参与医疗项目时一开始接触图像压缩，就被这个领域深深地迷住了。Contel研究院的视频项目浅尝辄止，并非张亚勤所愿。因此，即便公司没有进一步投入，张亚勤还是很看重这个全新领域，于是他自己认真钻研，继续研究。
　　GTE公司派新老板接管了Contel研究院的工作。张亚勤所在研究院的各项资产、各个研究项目，都被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评定。GTE公司正在做的视频压缩项目，张亚勤在视频领域的那些工作正是GTE最急需的一个方向。新老板看到张亚勤的研究项目，就像是意外捡了个大便宜，立刻把张亚勤研发的视频压缩技术列为高度重点项目，并把他调到位于波士顿的GTE公司总部去工作。
　　亚勤的玩具
　　到了GTE总部，张亚勤很快就被这家公司的工作氛围给感染了。新老板是英国人，对视频通信十分重视。作为内行人，他很明白张亚勤的研究之价值所在，最大限度地给张亚勤的研发工作提供支持。作视频压缩研究对视频设备要求很高，老板手一挥，一次性用150万美元购买了一整套的视频设备。当了一年“独立大队”的张亚勤一下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希望。直到今天，谈起那种终于可以心无旁骛专注科研的感觉，他依旧记忆犹新。
　　之后的1990年到1994年这4年间，GTE公司不但给张亚勤提供了充足的财务支持，而且几乎没有对他的研究作任何限制：对于自己课题方向的选择和进度，张亚勤有充分的决定权。尤其令他兴奋的是，研究院里的科研成果很快就会被应用到实际产品中去，这是最能给科学家带来幸福感的事了。
　　这段时间，可以称得上是张亚勤作为一位科学家发挥得最酣畅淋漓的阶段之一。
　　然而，科研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整个数字视频压缩领域的产业化还处于摸索阶段，张亚勤作为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科学家，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在研发一个数字影院的项目，终于做成了一个超高清晰度的投影仪的实验版。可是当插上电源仅半个小时，由于功率太高，散热装备跟不上，投影机急剧发热，整个烧掉了。在研究院的理想环境下制作出来的高清图像，如何在电影院播放？不同场景下研究院的投影技术分别要怎样进行工业化的改进？视频通过什么介质传输？视频信息如何存储？这些在今天看来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在20年前，都是张亚勤需要在研究院里反复论证好几个月的关键性问题。
　　回忆当初在研究院那段苦行僧般的生活，张亚勤却甘之如饴：“那段时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产品最终要面向市场，所以我做项目就不能再像一个纯粹的科学家那样，只追求技术的突破和项目本身的结果，而是要进行市场分析，用户的角度是决定一项技术生命力和价值的最终评判标准。”那段时间，由于视频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张亚勤在该领域连续攻克了众多技术难关，他也成为公司在创新实力方面的象征之一。1992年，张亚勤的视频研究项目被选为“GTE董事长最喜欢的5个项目之一”，每逢重要人物到访GTE，他的视频项目都必定要进行演示。以张亚勤为标志的“GTE视频压缩和宽带传输”成为华尔街最看重的GTE资产和最具增长潜力的创新技术之一。
　　曾在海湾战争中“一战天下闻”的CNN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远不像如今这样辉煌。但CNN创始人泰德·特纳（TedTurner）早在那时就对张亚勤的视频项目一见倾心。特纳到GTE商讨合作。众多项目中，这个对商业和技术有着敏锐感觉的传媒巨人一眼看中了张亚勤的视频项目，反复咨询，整整研究了一个下午才回去。两个星期后，GTE就和CNN达成了一个金额达10亿美元的项目。这个项目让张亚勤在GTE名声大振，大家打趣地把这套吸引来十亿美金的设备命名为“亚勤的玩具”。
　　在GTE研究院的那几年，张亚勤除了进行视频压缩研究之外，也进行无线通讯、宽带传输等研究，成果丰硕。他不仅在全世界最权威的IEEE电子通讯科学的年会和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要知道，能够在顶尖的《IEEETransaction》上发表四五篇学术文章，已经是很多教授学者一生引以为豪的成就了，而张亚勤简直就是在“批量生产”。另外，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塔夫斯（Tufts）大学带博士研究生，通过教书育人培育更多有潜力的未来之星。到1994年、1995年的时候，张亚勤已经成为美国视频领域一颗崭新的明星，学术界都为这个年轻的中国人折服，此时的他还不到30岁。
　　同一时期，大洋彼岸的中国大陆，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掀起国内改革的浪潮：任正非通过售卖交换机赚得了第一桶金，军旅出身的他，痛心于中国通讯设备市场被洋货垄断，立志搞研发，做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讯设备；柳传志正在酝酿联想集团在香港上市，由代理洋品牌电脑开始尝试做自己的品牌；马云厌倦了做大学英语教师，不安分地谋划创业；郭广昌看着托福成绩单发呆了很久，一咬牙，把为出国留学准备的美元兑换成了人民币，一股脑扎进商海，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100万。
　　这一批将在未来十几年里叱咤风云、代表中国民族品牌崛起的企业家们，已经开始从各条不同的路径向“自主创新”的共同目标前进。不久以后，这股本土蕴育的力量和以张亚勤为代表的海归派力量汇集在一起，开创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创新活力的新阶段。
　　Link没有任何经验就谈创业，是胡闹有两种创业，一种创业是生存式的创业，比如说找不到工作，出去卖包子了，这是自救式创业；另一种创业是赶时髦式创业，很盲目，看到别人创业成功了，也去跟风。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
　　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很多人会找不到工作，这是一个现实。这个时候就要作各种就业准备，未必一定要去创业，没有任何经验就谈创业，就是胡闹。
　　处在这一特殊阶段的人可以作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备：一、可以再去学校深造。
　　二、不一定要选择本专业的工作。大学本科学的知识，实际上是基本素质的训练。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不要认为专业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喜欢它，对你的发展前景有没有好处？
　　三、不要在乎薪水。第一份工作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一个人一辈子可能会换很多份工作，到最后大家都只能选择一个工作方向，当你在这个方向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成为领导者。
　　四、正确认识名企。名企当然有好处，名企有完整的制度和文化，可是大学毕业生也可以到一些新创立的公司参与实践，在那里你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真正的高手尽管在GTE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这还远不是张亚勤科研道路上的巅峰。
　　在GTE工作到第五个年头的时候，另一个机遇悄悄来临。1994年，张亚勤进入了桑纳福研究院。
　　说起科技公司，大家更多提到的是微软、谷歌、苹果、IBM等大红大紫的明星公司，而“桑纳福”这个名字让很多人都比较陌生。桑纳福公司的创始人戴维·桑纳福（DavidSarnoff）是美国商业广播和电视产业的先驱，一手创办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更终其一生领导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纵横通讯传播领域。RCA在美国家喻户晓，与洛克菲勒石油公司、福特汽车、通用电气等公司齐名，是美国的国家名片。由于戴维·桑纳福在通讯领域的杰出贡献，“二战”期间他被授予“将军”头衔。
　　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桑纳福公司，原名RCA研究院，是世界顶尖电子科技的圣殿。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调幅无线电、彩色电视机、CCD照相机、LCD显示器、录像机等电子通讯产品，几乎都是桑纳福研究院研发出来的，由此可见它对美国乃至世界的贡献。
　　张亚勤曾经在普林斯顿一次同学聚会之后路过桑纳福，当时他指着对面桑纳福研究院的大楼，对妻子汪健说：“美国有四大研究院—IBM研究院、施乐帕克研究中心、贝尔研究院和桑纳福研究院。桑纳福是世界电子科学的摇篮。”说这话的时候，张亚勤还怀揣着对桑纳福的景仰，而他和妻子都没有想到，短短几年之后，他也会成为桑纳福研究院的一员。桑纳福研究院的老板吉姆·卡恩斯（JimCarnes）慧眼识英才，力邀张亚勤加盟。张亚勤评价，卡恩斯是除自己的博士生导师瑞曼德·比克赫尔茨教授外，另一位使他终生受益的大师。“吉姆·卡恩斯的长远眼光和宏观视野相当出色，他的思维与众不同。

　　第三章 从科学家到管理者 2
　　常常着眼于别人想不到的领域，譬如人类将来会怎么样，新技术将要朝什么方向走，科学研究大方向走势如何。吉姆·卡恩斯帮我打开了更广阔的门，改变了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每次和他谈话，都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感觉。跟他聊短短几分钟，就可以改变你的整个思路。”张亚勤对这位大师由衷钦佩，“他是真正的高手。”和这样的高手在一起，会让人觉得世界越来越大。张亚勤不再把自己局限在纯粹的科学报告里，新的兴奋点层出不穷，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在吉姆·卡恩斯面前，你会觉得自己心里那些琐碎的烦恼都不值一提，因为有那么多关乎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在前方等着你。到桑纳福是我特别好的选择。”遭遇韦尔奇—艰难转型张亚勤进入桑纳福之后，所面对的工作不再是单纯的科研工作，他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考虑市场问题。之前他所在的GTE研究院相当于科学院性质，科研经费都是由公司供给，张亚勤在那里是一个单纯的科研人员，即使作市场分析，也并不需要真正冲到第一线。
　　而在桑纳福研究院，一切都要面向市场。1987年，RCA被通用电气公司（GE）合并。GE公司的传奇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以他一贯雷厉风行的风格，分拆了RCA业务部门，留下国防部门和NBC电视台，把电视制造业务出售给法国汤姆逊公司，把桑纳福研究院与SRI斯坦福研究院合并，韦尔奇仍然兼任桑纳福董事长。
　　之后桑纳福得到了4亿美元，作为换取研究院所有专利的筹码。从那之后这家研究院就拿着这4亿美元，开始自谋生路了。当时桑纳福研究院一共有1200多人，70%以上的人拥有博士学位。一家单纯从事基础和应用研究的研究院，一夜之间突然没有了靠山，需要自己解决科研经费。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要争取项目，创造利润。创造利润意味着大家研究出来的技术一定要面向市场，不但要实用而且要领先。
　　对于一直作研究的张亚勤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转型。他必须把自己从一名研究人员转型为一个拥有市场意识的研发人员和管理者，因为加入桑纳福的时候，张亚勤开始管理一个不到10人的小团队—10个科学家按每人每年30万美元的经费来算，他需要找到至少300万美元的项目，才能支付整个团队的开支。
　　尽管只是一个不到10人的微型团队，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研究、技术、市场等等都要兼顾，无异于自主创业。张亚勤所面对的，是并不确定的未来。那段时间，他内心的声音是：“既然以我的能力随时可以去找一份研发的工作，那么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作新的尝试呢？”从此他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的战役。
　　1997年在庆祝桑纳福重组10周年的晚会上，张亚勤第一次见到韦尔奇，公司CEO卡恩斯介绍张亚勤时说：“这个小伙子是我们公司最年轻、最聪明的研究院主任。”并安排他们坐在一起。多少年后，已是微软全球副总裁的张亚勤与韦尔奇在盖茨家里见面时，韦尔奇说，“我清楚地记得你。”跑市场—形形色色的国际买家作为项目主管，张亚勤整天为资金和市场绞尽脑汁，他戏称自己这时候是“科学家+商人”的双重角色，“每天80%的时间都花在了做业务、‘跑市场’上，而且越到后来时间越多。”那时他脑袋里想得最多的问题是：“怎么样让别人买我的技术？”“三五年后技术、市场是什么样子？”最好的产品背后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技术，做产品首先要聚焦在客户身上，产品的价值就是实用。“有些技术相当杰出，但在某个阶段，这项技术产品化的价格过高，不足以支撑与之对应的功能带来的效用。好的技术一定要把握进入产品期的最佳时期，超前和实用相结合的无非是那个最佳时点，这样别人才能付给你钱……”这些就是他当年“跑市场”的时候逐渐总结的心得。
　　“跑市场”也意味着东奔西跑的操劳。那段时间，张亚勤是满世界飞，今天还在圣保罗，明天就要飞到德国、日本、韩国……去桑纳福之前，张亚勤接触的人多以学术界的科学家为主，开学术会议讨论的也只是学术议题，如今面对客户就完全不同了。最开始和客户谈判的时候，张亚勤的“科学家思维”还没转过弯来，思考的都是专利和整个商务模式的问题。
　　用张亚勤的话说：“刚开始和人家谈项目，我首先考虑的是技术有没有意义，项目做出来之后，对科学、对产业影响多大，很少去考虑这个项目本身有多大的既得利益，这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导向的思维方式。而对方则从企业的角度谈判，是首先看市场，然后制定战略，最后才看技术，作研究。”一边是技术导向，一边是市场导向，思维方式不同，因此谈判初期，往往是双方自说自话，完全没有共同语言，根本就谈不拢。碰了几次壁后，张亚勤开始反思，总结经验，并特意去哈佛商学院进修，给自己彻底“洗脑”，用全新的管理知识来武装自己。
　　随着接触客户越来越多，张亚勤也慢慢总结出自己的经验：“美国人性格爽利，很容易作决定，项目谈成快终止也快，谈成之后哪天觉得不行哪天就喊停。
　　而日本客户和韩国客户，尽管谈判的时候有些‘拖拖拉拉’，作决定也很谨慎，但一旦谈定，就会把你当成朋友，一直把项目做下去。”日本人做事严谨，讲究细节，所以谈判的时间也是最长的。很多时候张亚勤跟日本客户都是整天整夜地谈，一耗就是十几个小时。他说“日本客户最讲细节，决策过程很慢。最极端的一个项目谈了一年之久。”张亚勤也记不清自己在一年内跑了多少次日本，谈到最后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新内容了，一贯不急不躁的张亚勤以为没什么希望，准备放弃了，突然有一天日方却发话说“签字吧！”让筋疲力尽的他哭笑不得。
　　有些客户则需要张亚勤调动自己的“储备”。和韩国LG谈的时候，来回反复了好几个回合，谈判陷入胶着状态，百无聊赖之下，张亚勤想起来围棋在韩国的地位，估计谈判对手也有这个爱好，就提议一起下围棋。于是，双方撇下生意，执子而弈。韩国人觉得下得不过瘾，后来等张亚勤再去韩国的时候，一定要请他喝烧酒，带他参观韩国风光，视他为真正的朋友。
　　后来成为朋友后交流更加自然，项目谈判也比较顺利了。不久就签了一个几百万美元的视频电话/会议的合同。在桑纳福和各种合作伙伴打交道，与许多世界一流的大企业一起合作，经过了这5年的历练，张亚勤适应了各种谈判对象和合作关系，实现了从研究员到技术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完美转型。
　　Link从《孙子兵法》说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张亚勤在管理上的一个特点是善于总结，善于从自己和他人的经验中吸取精华。被列为西点军校和哈佛商学院参考教材的《孙子兵法》，也被张亚勤用在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管理实践中。
　　“道、天、地、将、法”，这是《孙子兵法》提出战略规划的五大要素，张亚勤认为这也正是企业生存发展必须关注的五大要素。
　　道，是战略、使命和目标。他把微软公司所从事的软件产业认为是适应产业发展的趋势。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战略、使命和目标都是跟这个时代的发展相契合的。
　　天和地，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生态系统和地缘优势。在中国，拥有鼓励创新的产业发展氛围和环境，有大批的科技人才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也逐渐规范起来,而中国更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这些都给一个软件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天时地利的难得机遇。
　　将，指统帅、领导者，也就是公司的人才。这是张亚勤认为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感悟也颇深，人的因素，特别是领袖、领军人物更是至为关键。
　　对于将帅之才的标准，孙子提出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者，涵盖了远见、智慧、谋略、判断力。信，是诚信、威信。
　　仁，指关爱下属、关心员工。勇，意味着魄力、行动力、冒风险的胆识。
　　严，是纪律和规矩、责任心、有担当。这与微软的人才观与价值观是如此契合。作为行业领先企业的领导者，对公司的发展要有长远的眼光，根据变化作出应对，在辉煌时不浮躁，在逆境中保持信心，才能带领团队在变动不居的时代潮流中前进。
　　法，是规范、制度和凝聚人心的企业文化。在微软，员工有很多自由，包括上班时间、科研选题等等。但是一个企业的成长发展，必须有一种完善的制度，才能保证企业运转的顺畅，而这就是微软与众不同的规范和制度，也就是法。在微软，团队的凝聚力不是靠张亚勤的个人魅力，虽然他有强大的魄力，但是真正让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是公司的理念和约束力，这才是一个成熟而且成功的公司所应具备的。
　　在张亚勤看来，只有这些关键的因素能够协调配合，一个企业的上上下下才能在经济困难时期做到共克时艰，在现代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有所作为。
　　张亚勤喜欢《孙子兵法》，但他不喜欢与人争，诚如“不战而屈人之兵”一样，简单的竞争绝非最高境界。在张亚勤的词典里，对双赢的注释比竞争要多得多。他认为竞争的最高境界是合作，是共赢。
　　桑纳福最年轻的多媒体研究院主任张亚勤的杰出表现令他在桑纳福的职位也一升再升，从刚开始一个10人小组的项目经理升任部门经理。1997年，进入桑纳福的第三个年头，31岁的他被提升为位于普林斯顿的桑纳福多媒体研究院的主任，无论就这个研究领域还是桑纳福内部来说，这都是中国人获得的最高职位。
　　与此同时，高清多媒体市场进入了新一轮群雄逐鹿的竞争中。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传统彩电产业已基本上被日本人所控制。彩电技术的发明者美国希望研发出一种高清晰度的电视，通过占领技术制高点来打翻身仗。而当时日本人其实已经在这方面实现了科研突破，他们开发出模拟制式的高清晰度电视技术，并很快将之确立为标准，加上索尼和松下两家公司巨大的产业化能力，日本标准有望进一步控制全球市场。
　　于是，美国跳过模拟，直接瞄准数字化高清晰度电视展开研究。为了达到制定全球标准，且在与日本企业的竞争中取胜的目的，1993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通用仪器公司、荷兰飞利浦公司、汤姆逊公司、麻省理工学院、桑纳福研究院等欧美这一领域的领先企业和研究机构形成高清晰度数字电视的大联盟，开始制订新的工业标准。接着就是在该标准下开发新技术、做出新产品，而其中最重要的核心技术就是解决图像视频信号的压缩处理和高速传输，具体来说就是压缩、编码、处理及传输。
　　尽管，维持研究院正常运转的“合作项目”占据了张亚勤的主要精力，但正如桑纳福研究院的老板给张亚勤的启示，只有高瞻远瞩才能抢占市场先机。
　　在为日常事务忙碌的同时，张亚勤从未离开过这个领域的前沿研究。
　　在高压力的环境下，张亚勤的创造热情被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他充分发挥自己在速率控制技术、数字多媒体技术、视频通信技术方面的深厚功底，在包括声音、图像、视频等多种数据处理中，完成了一系列技术创新。
　　同时，在张亚勤领导桑纳福多媒体研究院的几年时间里，这家研究院也创造了数百项新技术，申请了数百项专利。其中五项最重要的技术和专利，都是由张亚勤独立研发完成的。也使得桑纳福在数字电视、网络媒体、多媒体领域成为全球领先的研究院。
　　IEEE百年史上最年轻的院士1997年，张亚勤又获得一项殊荣：当选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IEEEFellow）。这是电气电子研究领域全世界最高的学术荣誉，时年31岁的他也是IEEE100年历史中最年轻的院士。
　　这份荣誉，体现了张亚勤在专业领域的成就。视频压缩和数字视频的传输，在互联网和电视传播中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计算机、电视、手机等数据源要想走向融合，有一些关键的技术难关需要攻克，其中很核心的一个就是视频压缩技术。如果视频信息量很大，存储和传输都将是问题。如果把互联网比做高速公路，没有压缩的视频信息就好比装甲坦克，会造成极大的交通阻塞，而压缩后的视频文件，就像小巧的甲壳虫汽车，跑再多也能行驶畅通。
　　张亚勤和他的团队一直在为攻克视频压缩和数字视频的传输难题而努力，并最终获得成功。这个技术关节打通之后，后面的VCD、DVD、数字电视、视频电话等发明才陆续出现。虽然张亚勤一再强调，视频压缩的成功是继承了很多人在不同公司、不同学术机构多年的积累，但毫无疑问他和他的团队对此作出了突出贡献，而这一点，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是最有发言权的。
　　1989年博士毕业进入GTE做研究员之后，张亚勤正式进入视频图像压缩的研发领域。自1989年到1997年，张亚勤在这个领域一共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0篇论文在世界最权威的《IEEETransaction》杂志上发表，他还先后出版了11本专著，在视频压缩、交互式电视、多媒体通讯、桌上可视电话等方面取得了几十项专利，其中有些专利已形成产品。他的关于“小波图像及纹理编码”和“全区域运动检测和补偿算法”等50多项技术对国际标准的建立也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克林顿的贺信自从1997年获得IEEE院士奖之后，张亚勤几乎成了得奖专业户，各种荣誉纷至沓来，包括“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就连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也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是美国工程界的权威性大奖。该奖项已有近70年的历史，每年授予一位在电子工程学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35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集成电路的发明者J·基尔比（J.Kilby）、DEC公司的创始人兼前任主席K·奥尔森（K.Olsen）、液晶显示（LCD）的发明者和Bellcore的前任主席乔治·海尔迈耶（GeorgeHeilmeier）、SPICE的发明者J·皮尔斯（J.Pierce）等人均获得过该项荣誉。
　　年轻的张亚勤因为在数字影像和视频技术、多媒体通讯和互联网等领域的卓越表现和突出贡献而被授予该奖。他再次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个获得这一奖项的中国人。
　　颁奖典礼举行的时候，张亚勤正在国内忙碌，无缘亲临现场。之后不久，他居然收到了克林顿总统的贺信。克林顿在信中高度赞扬了张亚勤在多媒体领域所作的贡献，信中写道：祝贺你获得1998年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你领会了勤奋和承诺的真正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任何成功都离不开辛勤的工作，我对你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你的成就对大家无疑也是一种巨大鼓舞。
　　这真是莫大鼓舞，张亚勤认真地回信说：“我很高兴获此殊荣，这是对我以往工作的肯定和鼓励。它同时也是一种鞭策，督促我今后要更努力地工作，取得更多更新的成果。”
　　亚勤的话
　　人一辈子最重要的是要在你最关心的圈子里产生正面的影响，小到家庭圈、朋友圈、同事圈，大到城市圈、国家圈、世界圈，圈子可大可小，但是影响一定要是正面的。
　　Link电梯演讲
　　电梯演讲在美国有一些历史渊源，是训练沟通技巧的一种方式。张亚勤进入桑纳福之后，需要经常和客户接触，所以这种训练显得尤为重要。
　　电梯演讲是指在乘坐电梯的两到三分钟的时间内，面对你碰到的最希望碰到的人，你能够利用这短短的两三分钟，说服他认可你所讲的事。
　　那时候在美国推销界，电梯演讲广泛流行。这种强化训练，可以锻炼一个人简化问题和归纳问题的能力。张亚勤这样举例:“比如说你忽然哪一天在电梯里碰到比尔·盖茨，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在两三分钟内达到你期望的目的。”实际上两个陌生人在电梯里相遇，两三分钟内，我们唯一能传达的有效信息就是用简单的几句话讲明白你的公司是做什么的。这看似简单，实则不易。
　　当时，在桑纳福，从首席执行官到普通员工，都会定期选择一些题目进行培训，旨在对员工进行专业教育。也是从那时起，张亚勤开始注重沟通。

　　第四章 回国创业 1
　　李开复从中国打来的那个越洋电话，带来了他一直在等待的机会。通话时间仅仅5分钟，张亚勤决定回国。
　　张亚勤劝勉年轻人说：“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判断力。一旦判断错误，一切努力都变得白费。”真正优秀的人，其出众之处不是有多少个选择，而是面对众多的机会，选出最正确的那一个。
　　1998年，张亚勤在美国的科学研究成果丰硕，好几家跨国名企的绣球纷纷抛向了他。面对这些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张亚勤并没有心动，因为对于他来说，这些工作机会都只是重复。他在等待，等待一个能够实现更大价值的机会。
　　李开复那个从中国打来的越洋电话，带来了他一直在等待的机会。通话时间仅仅5分钟，张亚勤决定—回国。
　　盖茨、中国和创业1998年9月底，普林斯顿的天气开始慢慢转凉。张亚勤在桑纳福多媒体研究院的工作已经驾轻就熟，当时他管理着一个拥有近百名研究精英的团队，业务从研究、产品化、市场甚至延伸到了创业公司上市。张亚勤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师弟李世鹏也在毕业后被他招至麾下，两人还说起：国庆节将至，远在家乡的同胞们应该都准备过节放假了。
　　张亚勤清晰地记得那是个凉爽的下午，下班时间已到，同事们陆续离开了研究院，他像往常一样，并不着急回家，开始处理一天的电子邮件。在近百封电子邮件里，有一封很不起眼的邮件引起了他的注意。邮件来自一家猎头公司，刚开始他以为是垃圾邮件，就随手删掉了，但又一想，还是看看究竟是什么内容再说。
　　这封邮件说微软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础研究机构，计划招募几位世界级科学家一起去中国创业。邮件最后说，如果张亚勤有兴趣，研究院的李开复院长想和他谈谈。
　　张亚勤那时候并没有听说过李开复，而且作为猎头公司名单上最抢手的人，他对offer已经不太敏感了。不过，邮件中的“中国”二字，还是照亮了他心中模糊的想法。
　　于是，他回邮件说愿意和李开复聊聊，并同时在网上搜索“李开复”这个名字。一搜才知道，原来李开复也是一位享誉全球的科学家，尤其在语音识别技术方面卓有成就，早在1988年，李开复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发了“奥赛罗”人机对弈系统，击败了人类的黑白棋世界冠军，后来他又开创性地运用统计学原理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不特定语者连续语音识别”系统，引起业界的轰动。
　　张亚勤产生了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第二天，李开复的电话就打来了。听得出，他也很想跟亚勤聊聊。
　　张亚勤一直潜心自己的工作，他并不知道就在两个月前，李开复刚刚接受了微软公司“改变世界”的邀请，正式加入微软。此前，李开复是世界著名的SGI公司的副总裁，而在进入SGI之前，他曾经是大名鼎鼎的苹果公司副总裁。
　　正打算结束SGI生涯的李开复，从好友黄学东那里了解到，比尔·盖茨决定把微软剑桥研究院的模式复制到中国，在中国设立研究机构，延揽当地优秀人才。而当时令盖茨头疼的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负责人。
　　微软剑桥研究院是比尔·盖茨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大手笔，6年共计投资8000万美元。这所研究院集中了欧洲一批最天才的科学家从事多项前瞻性的研究工作。而这一切即将在自己的祖国复制，令李开复热血沸腾。于是，李开复加入微软，领衔筹备中的微软中国研究院。这位“光杆院长”当时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寻找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
　　李开复当时也不认识张亚勤。当他为研究院列名单时征询身边同是作研究的人，“我现在最应该找谁？”好几个人同时推荐了张亚勤，这已经令他感到惊讶。而当他仔细研究张亚勤的履历时，更是大吃一惊。
　　12岁进入科大少年班、23岁拿到博士、31岁成为IEEE院士……李开复被“镇住了”,“这个年轻人真的不简单呢，这么厉害的人，我以前居然不认识。”他说。
　　随即，李开复就向张亚勤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在中国创办研究院是一个挑战，前人从没有做过，你可以创造历史！”李开复强调的“中国+创业”真正打动了张亚勤，电话里只讲了5分钟，张亚勤就允诺：“开复，我愿意回国去看一看。”向着祖国的方向接受回国的邀请后，张亚勤在窗前伫立了很久，心情复杂。
　　回国，到底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张亚勤难免会权衡这个选择的对与错。在国外学习、生活十几年的场景从脑海中一一闪过。工作顺风顺水，成绩越来越突出，这样的生活安逸舒适，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几十年后的自己，这令张亚勤不寒而栗。更重要的是，随着事业的成功，自己对中国的牵挂却越来越强烈。在内心深处，他期待着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
　　博士毕业那年，他曾经希望能够学成归国，但没能如愿。留在美国作研究的这十年里，张亚勤一直跟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保持着联系。当时国内的资讯比较落后，研究人员甚至还看不到IEEE杂志等国际研究前沿的成果。于是，张亚勤经常给国内的老师朋友发邮件，传递IEEE杂志中的论文。
　　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那时候国内收发邮件是按字数来付费，张亚勤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他给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回邮件时常常把老师发的内容也一起返回，这样老师在收邮件时要多付发件原文的钱，张亚勤知道后很是内疚了一段时间。
　　1993年，张亚勤代表GTE研究室到拉斯韦加斯参加国际计算机领域的年度盛会COMDEX。当时中国国内计算机科研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COMDEX展会上根本没有设中国的展位。但张亚勤却意外地遇到了来自国内中软公司的几位代表。张亚勤跟他们一见如故，邀请他们到自己住的酒店小叙，畅谈国内外计算机发展的前沿趋势。
　　让张亚勤兴奋的是，几位代表对他讲的多媒体发展动向十分感兴趣，追问了很多问题，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这次偶遇让张亚勤看到了中国对前沿科技的执著追求，他深知，这种追求正预示着国内计算机领域未来的希望。果然，没过几年，中软公司、联想公司等中国企业就开始在这类国际级展会上有了自己的展位，展位上展示的也都是自主品牌的产品。这种变化，让张亚勤隐隐感觉到国内的机会越来越多。
　　自1990年起，张亚勤就成为国际标准组织ISO（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forStandards）中专门负责数字音视频编码的MPEG委员会（全称MovingPictureExpertsGroup）的核心成员。他回顾说：“那个时候，中国还不是这个标准的成员国，也没有中国的科学家参与这个重要的标准组织。但是，国内的学术同行们也逐渐开始关注国际前沿的学术动态。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高文教授给我写了封信，希望中国能够加入MPEG委员会。这封信中提到他们在国内也做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很难得到国际认可。所以希望能够加入MPEG委员会了解和影响国际标准，增加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学术科研中的话语权”。
　　高文教授在信中提到的困境也是当时国内学术界一个尴尬的现实—由于长期的闭塞，中国科学家很难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国内的研究在国际上基本发不出声音，这反过来又阻碍了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承认。同是科学家，张亚勤太了解做出了东西却无法传播的苦闷，他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1997年，ISO/MPEG委员会召开非常重要的年度会议，张亚勤被推举担任这次会议的轮值主席。于是，就在这次会议上，张亚勤邀请高文教授参加，中国正式加入了ISO/MPEG委员会，从此中国的学者和企业积极活跃在世界视频标准的舞台上。
　　作为海外华人科学家中的佼佼者，张亚勤在国内的影响也逐渐扩大。后来，国防科工委的汪成伟院士还以清华大学教授的身份，带了一个代表团到张亚勤所在的研究院去作访问。每次有这样的考察团来访，张亚勤总是不遗余力，尽可能多地安排参观、座谈和演示。从国内这些学术同行们的身上，张亚勤也感觉到了国内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
　　1997年，香港回归。对于每个华夏儿女来说，都是件值得庆祝的大事，这也是中国综合实力提升的一个象征。与所有的海外游子一样，张亚勤也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他终于忍不住要回国看一看。
　　此时，张亚勤所在的桑纳福公司也接到了来自中国国防科工委的合作邀请，于是，他作为美方代表回国洽谈合作事宜—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出国读书之后，张亚勤第一次回国。
　　1997年的北京，跟当年张亚勤在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来买实验器材时看到的北京完全是两个世界。当时他跟桑纳福的老板一起住在王府饭店，张亚勤说：“我发现很多中国人也在一掷千金地消费，比如价格动辄成千上万元的洋酒，销量很大，这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感受，中国真的开始进入商业化社会了。我心里想，这次回来正是时候，谈合作应该没问题。”然而，在所有合作项目的洽谈中，都存在同一个问题：国内公司对先进技术确实需求很大，可双方在价钱问题上的差异也很大。当时国内公司做一个项目一年能拿出几百万人民币就算是很多了，而这些钱对于国际高科技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项目的零头。最终，张亚勤跟科工委和中国联通等几家公司谈的几个项目都没有成功。
　　合作没有谈成，张亚勤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本来还希望桑纳福能在国内开分公司，他就可以回国主持分公司，但从这次谈判的结果来看，走这条路回国暂时还是行不通的。这也让张亚勤内心有些沉重：国内与国外的差距，并不是仅凭一己之力可以改变的。要回国，必须尝试其他途径。
　　仅仅一年之后，李开复的邀请、微软的平台，再次点燃了张亚勤的希望。
　　张亚勤说：“我的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召唤我回来。尽管国内的条件相对落后，但这也是我回来的价值—用自己的努力为改变局面做些什么。”“你会被边缘化的。”当天晚上，细心的妻子汪健看出张亚勤有心事，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张亚勤将回国的计划如实说了。
　　汪健深知国内科研条件不好，回国能否有好的发展，都是未知。对不确定的前景，汪健有些犹豫，毕竟孩子还小，自己也在美国工作，回国意味着整个家都要连根拔起。为了家庭的安稳，她从内心不希望张亚勤去“折腾”，她用征询的口气说：“等国内研发条件再好些，再考虑这个问题不行吗？”“我先回去看看。”张亚勤安慰她说。

　　第四章 回国创业 2
　　11月初，张亚勤先到微软公司去了一趟，这是李开复跟微软公司总部协调后安排的一次见面会。张亚勤在微软公司位于雷德蒙的总部拜访了主管微软研发的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和微软研究院的院长凌大任，对微软公司的研发环境有了直观的感受。此外，李开复还找了几个在总部微软研究院工作的“说客”，包括沈向洋、黄学东、刘自成和洪小文，大家都把微软中国吹得天花乱坠，恨不得让张亚勤马上就答应。
　　几天之后，在北京香江花园的大堂，张亚勤第一次见到了李开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两个主要奠基人的第一次会面。
　　两人一见如故，李开复回忆道：“他冲我微笑，满脸诚恳，像老朋友那样跟我打招呼：‘嗨，开复。’”他们聊了各自对科技领域的看法和对中国的看法，发现彼此在很多方面的观点都不谋而合，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同属性情中人，内心深处都为要开创一番事业而无比兴奋。
　　周到的李开复知道，要想让张亚勤长期稳定下来，必须先解决好家庭问题。
　　于是，他带张亚勤去看了北京的国际学校，在中国工作的国际背景人士的子女在这里可以得到和在美国学校相同质量的教育。接着，他们又去逛了北京的购物中心，张亚勤发现，在美国能买到的生活用品，在国内的购物中心都可以买到。
　　当天晚上，李开复安排张亚勤跟微软中国公司的同事见面，包括研发中心总经理张湘辉和法律总顾问刘凤鸣，晚上和另外已经加盟研究院的元老陈宏刚、凌小宁一起吃饭。陈宏刚和张亚勤在美国时就认识，10年后再度见面格外亲热。
　　席间，大家都激情万丈，对即将成立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充满信心。吃完饭道别时，陈宏刚热情地拥抱张亚勤，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一定要回来啊！”那一刻，张亚勤至今记忆犹新。从那一刻起，他回国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十几年后，李开复在自传中写道：“张亚勤的到来，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力量。”在李开复看来，张亚勤的加入不仅代表着他个人—由于张亚勤在美国华人科学家圈子的影响力很大，他的到来意味着微软中国研究院树起了一块金字招牌，可以更好地吸引顶尖科学家的加入。
　　决心已定，张亚勤只能向桑纳福的老板吉姆·卡恩斯“摊牌”了。吉姆·卡恩斯对张亚勤很器重，是张亚勤参选IEEE院士的重要提名人。不过为了回国开创新局面，张亚勤只能选择离开。
　　吉姆·卡恩斯对此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他竭尽全力想挽留住张亚勤，恳切地说：“亚勤，我一直没有把你当做雇员和下属，你是我的知心朋友。我过几年也要退休了，你是公司CEO最有希望的人选之一。”但是张亚勤很明确地表示，他的离去不是普通的跳槽，是回国，是一份情结，还一份心愿。吉姆·卡恩斯也明白，任何情感都抵不过张亚勤心中对祖国的情结。遗憾和祝福的同时，作为长者，他不免也为这位年轻的朋友担心，他推心置腹地对张亚勤说：“你在这儿工作已5年了，想换一个环境，我能明白这一点。
　　你如果去别的公司发展，我都没有意见，但是回中国，我必须提醒你，那里科研环境不好，你没有足够的平台去交流，更难得到最尖端的信息，也不容易获得一流的设备。更重要的是，主流学界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即使你加倍努力，做出同样优秀的成绩，由于你的成果来自中国大陆，也很可能被忽视。你在那边是孤军奋战，也许能够成功，但也可能被遗忘。你会被边缘化的。”吉姆·卡恩斯的话一针见血，每一个字都扎在张亚勤的心上，而这，又何尝不是张亚勤最担心的呢？
　　但是，他已经停不下回国的脚步。让他作出回国选择的不是他的头脑，而是他的心。
　　迟到的首席科学家1999年1月15日，张亚勤只身一人从美国新泽西转道日本东京回国。这是他第3次登上回国的飞机，心里充满了兴奋和使命感。
　　与此同时，沈向洋满怀着同样的期待登上了另一架从美国飞往东京的航班。
　　他也是一个曾被誉为“神童”的天才，13岁就考入了南京工学院（现更名为东南大学），毕业后进入香港大学研究生院主攻电气与电子工程学，此后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拉杰·瑞迪（RajReddy）教授。瑞迪教授是计算机图像与机器人技术领域的另一位先驱，指导沈向洋在这一领域打下了扎实的功底。1995年毕业后，沈向洋婉拒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工作，加盟硅谷一个名叫“真实空间”（RealSpace）的创业公司。第二年沈向洋签约微软雷德蒙总部时，他已经在视觉图形学领域崭露头角。
　　沈向洋其实和张亚勤一样，早就筹划回国，但还有些犹豫。而张亚勤回国的决定加快了沈向洋回国的脚步，并跟张亚勤约好在东京一起转机。后来，沈向洋成为继李开复和张亚勤之后，从微软中国研究院诞生的第三位微软全球副总裁。
　　在东京，张亚勤和沈向洋并没有停留多久，他们在机场找了家餐馆，痛饮几杯，相互勉励，然后就直接转机飞往北京。从东京到北京三个小时的航程里，两人谈起即将开始的事业都很兴奋，又因为喝了酒，无意识间声音提高了很多，几乎整个机舱都能听见。“我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很大，直到旁边有个人生气地喊‘shutup’，我们才放低了声音，但讲着讲着声音又变大了，旁边那个人实在忍不住了，又吼了一声‘shutup’。但我们俩还是压抑不住兴奋，就想大声说话。”张亚勤提起当时的情景依然忍不住发笑。
　　到北京的第二天，张亚勤就开始了研究院的工作。在他回国之前，研究院的各项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在两个月前，也就是1998年11月5日宣布成立的，宣布成立时张亚勤还在美国桑纳福研究院进行交接工作。张亚勤是个有始有终的人，他说：“特别是要对客户有个交代，有一些项目是因为客户很看重我才签下来的，我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离开项目就被中断。”因此，在研究院成立两个月后，张亚勤才到任。虽然没能参加成立仪式，但这位“首席科学家”和“副院长”在中国早已声名赫赫。微软研究院甚至为张亚勤和沈向洋的到张亚勤的微软员工证。来特意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记者会上，张亚勤代表研究院向媒体记者介绍了研究院的情况、团队以及这个团队的雄心壮志。
　　张亚勤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消息一经公开，就极大地提升了微软中国研究院在国内外的声誉。他本人就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很多来自海外的华人学者。
　　张亚勤研究的多媒体领域，也很快成为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项核心研究。在微软公司将多媒体应用于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的技术研究方面，张亚勤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技术很快就成为微软公司重要的发展领域。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李张二人通过媒体宣传研究院的发展规划和理念，加速组建团队。由于研发与高校天然的密切联系，研究院还特别成立了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里面有当时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迟惠生、清华大学张拨院士等。顾问委员会主要负责参与研究院的发展战略规划，让研究院拉近与国内科研同行们的距离，增进合作。
　　随着各路人才的加入和研发工作的推进，李开复和张亚勤开始给研究院定方向，把研究院的人员分成不同的研究小组。李开复负责两个组、张亚勤负责两个组、沈向洋负责一个组，一共五个组，此外，陈宏刚负责高校关系，凌小宁负责技术转化。
　　方向明确之后，研究院最初的研究架构很快搭建起来，一切井然有序。
　　Link微软研究院的三个重要职能职能一研究院是公司技术战略的智囊团.洞悉态势（Understandwhat’sgoingon）研究院的学者、研究员们应当在技术研究的基础上，对技术的发展趋势、产品和市场的演变规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作研究不能只注重算法或理论，必须时刻关注产业的发展规律，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市场和产品的演变进行总结和归纳。
　　.预测未来（Predictwhatwillhappen）对未来的预测是公司制定技术发展规划、确定研究方向的重要依据。尽管IT世界日新月异，发展迅猛，但还是要设法推测三五年以后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以便能提早储备技术资源，为未来的市场竞争积蓄力量。
　　.指明方向（Defineourresearchdirections）研究院应根据自己对产业规律的总结和对市场前景的预测，为公司的技术发展设计蓝图，确定具体的研究方向。研究院所确定的研究方向应当是那些最能提高公司技术实力，最有利于公司技术积累的方向。
　　.出谋划策（Advisethecompany）作为公司技术领域里最重要的智囊团，研究院通常以咨询的方式为公司决策层出谋划策。例如，向公司提供有关技术发展趋势的报告，帮助公司总结用户需求，分析市场上的竞争态势，为公司的战略和政策制定提出指导性意见，从而直接影响公司决策层的思想，影响公司的技术战略。研究院只有真正变成了公司技术思想上的领导者，才能充分发挥研究院的知识优势，为公司技术战略的制定与公司的长远发展作出贡献。
　　.联络公众（Communicatetothepublic）和其他研究机构一样，研究院要时刻维护与公众的关系，注意通过各种渠道与政府、媒体、学术界、教育机构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将公司在技术战略上的想法及时地公之于众。良好的公共关系不但可以帮助研究院顺利地开展工作，也可以在战略层面上帮助公司赢得最广泛的支持。
　　职能二研究院是研究成果的诞生地.基础研究的性质基础研究实质上是一种长期投资，其目的绝不是为了短期的市场收益。公司应当从战略角度看待基础研究工作，应当为了未来的市场、未来的客户而开展基础研究。在这一点上，微软亚洲研究院管理层已经达成了高度的共识，认定所从事的基础研究必须要有最新的构思和最新的理念，是世界一流的；必须要符合技术发展潮流和市场规律，是主流的；必须对用户、对企业、对IT产业的发展起到真正的推动作用，是有用的；必须立足于公司的业务情况，结合公司战略发展来设计研究方向和项目，并在不远的将来为公司创造价值，是相关的。
　　.科学的方法基础研究工作必须有科学的工作方法。微软研究院开展基础研究时使用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可以总结为：·研究院的基础研究是想着做事情，不是坐着想事情。
　　·研究院的基础研究是借助科学的手段，依靠大量的数据进行的可重复的深入研究，不是肤浅的、无用的、无法复制的简单结果。
　　·研究院的基础研究是研究、理解、借用前人的成果，不是闭门造车式的研究，也不是只顾抄袭别人的研究。
　　·研究院的基础研究需要亲自设计工程原型，用实践证明对用户有用，不是只关心理论的纸上谈兵。
　　·研究院的基础研究承认失败，可以从头开始，不是那种不承认失败、永无止境的研究。
　　.基础研究的环境和文化方面：·研究要有长远的眼光。
　　·研究要有冒险的精神。
　　·研究要有开放的环境。
　　·研究要有充足的经费。
　　·研究要有一流的人才。
　　对研究院本身来讲，第一步是吸引和留住人才，其次是为人才创造出施展才能的环境，更进一步就是要培养自己的科研明星，打造自己的明星队伍。只有培养出一大批在科研领域星光璀璨的明星科学家、明星研究员，研究院才有可能真正跻身世界先进科研机构的行列，才能为企业创造出最持久的价值。
　　职能三研究院是核心技术的孵化器.发展公司的核心技术研究院在核心技术发展方面的职能可以从4个方面来理解：1.研究院应当帮助公司在相关领域建立一个专利库，拥有一大批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专利成果。
　　2.通过高水平的研究工作影响国际技术标准。研究院不仅仅要理解和跟踪国际标准，还要参与标准的制定过程，并对其施加影响。如果国际技术标准采用了你的专利，沿着你所定义的方向向前发展，你的产品和技术就能真正保持在业界的领先地位。因此，技术标准是研究院必须给予充分重视的一件事。
　　3.研究院所做的研究要能切实改进现有产品的特性和功能，要用研究院发展的最先进的技术武装公司现有的商业化产品，以长期保持产品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4.更为重要的是，研究院要努力成为公司新产品的孵化器，要结合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为公司设计出技术领先的新产品。
　　.发挥核心技术的影响力掌握了核心技术之后，还需要充分发挥核心技术的影响力，为公司创造价值。这实际上需要通过核心技术的研发对公司的战略部署和产品规划施加影响，主要的做法包括：1.必须理解公司的业务以及技术方面的规划，研究院的核心人员最好能够参与公司发展规划的制定，这样，研究院和公司之间沟通起来就会比较容易。
　　2.研究院要善于与人交流自己的观点和战略构思，想办法把研究院的设想告诉老板、同事或是组员。要尽量争取公司内各部门的支持，包括人员、时间、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3.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应当时刻关注自己的研究工作是否实用，是否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成功地转化为产品。
　　4.研究院应当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能够将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产品的机制。其间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通过各种沟通方式，争取公司其他部门对自己研究方向的认可。如果公司其他部门不熟悉或不认同研究院你需要这项你能帮助技术我们吗？
　　有个好想法……开发出示例代码产品组的承诺研究人员施加影和反馈现在你可以测试整个组件了，我们响，早期产品过程会根据你的测试结果修正错误棒极了，就是它！
　　技术交流金字塔亚勤的话的研究方向，那么，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就很难转化为实用的技术和产品。

　　第四章 回国创业 3
　　技术交流金字塔为了将核心技术转化为产品，研究人员必须保持与产品部门的交流，必须随时将最新的技术发展通知产品部门；而产品部门则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和产品的发展规划，考虑是否要在产品中引入研究机构的新技术。这一技术交流的过程可以简化为一个金字塔式的模型：在这一交流过程里，研究人员通常会使用展示或演示的方式来介绍新技术，而产品部门则会从需求和产品特性出发，对研究人员提出要求或反馈意见。这一过程从提出设想开始，到开发出示例代码，到完成测试用的样品，再到研究人员和产品部门对该产品的可用性达成共识，这基本上构成了早期的产品过程。
　　我看人不单纯看他的成绩好坏，主要是看他的悟性高低，看他有没有好奇心和激情。
　　为亚勤而来张亚勤回国一个星期后又马不停蹄地折返美国。这次回去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完成他在桑纳福的交接工作，另一个非常关键的任务是回美国“招兵买马”，因为刚刚成立的微软中国研究院需要一批国际人才来实现它的宏图大略，招兵买马的最好途径就是现身说法，张亚勤选择了一年一度在旧金山的一个视频领域国际会议。
　　会上，来自全球的顶尖专家聚集一堂，当主持人介绍张亚勤的所属公司由桑纳福变成微软公司的时候，在场的每一位嘉宾都感到诧异，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位年轻的科学家一直都在桑纳福多媒体研究院作研究，成绩斐然，是桑纳福的一面旗帜，怎么突然就到了从未听说过的微软中国研究院。
　　参会的还有很多华人专家，包括当时在惠普研究院的张宏江、贝尔研究院的朱文武、南加州大学（USC）作综合媒体与数学方面研究的李劲、同在桑纳福研究院的李世鹏等等。嘉宾的这种反应正是张亚勤希望看到的，这正是他所期待的宣传机会。
　　果然，演讲一结束，大家都围过来问张亚勤有关微软中国研究院以及他加盟微软的事，尤其是华人工程师们都对微软中国研究院充满好奇。张亚勤如实讲了自己作决定的过程，其实不需要多说，他本身的选择就足以拨动大家的心弦。
　　在副院长和首席科学家之外，张亚勤又为微软中国研究院承担起了新的职责：宣传大使和“猎头”—实际上，研究院成立之初加入的顶级研究员，很多都是为张亚勤而来的。
　　首先是张宏江。张宏江在信息处理领域也是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是多媒体搜索的鼻祖级人物。他先后在丹麦、新加坡和美国学习和工作过，后来到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惠普研究院工作。除了出色的研究外，在将先进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方面，张宏江也是驾轻就熟。
　　张亚勤跟张宏江认识已久，在桑纳福时就曾想邀请张宏江到桑纳福做部门经理，但因为考虑到“他身价太高了”，一直没提出来。张亚勤回国之前，也和张宏江探讨过他加入微软公司并回到中国的可能性，当时张宏江并没有明确表态。之前微软公司还曾邀请他到雷德蒙总部的微软研究院工作，被他拒绝了，因为他在惠普做得相当出色，实在没有必要为“跳槽”而“跳槽”。
　　但这次不同了，跟张亚勤一样，打动张宏江的也是“中国”这两个字。张亚勤已经选择了回到中国，张宏江又何尝不想回去，一方面这是自己的祖国，另一方面，年迈多病的母亲一直生活在国内，他也想在母亲身边尽孝。于是，张宏江也答应张亚勤说自己愿意回国看看。
　　说起来，张宏江最终的加盟多少有些“逼上梁山”的意味。就在他飞赴北京与研究院的管理团队碰面的飞机上，巧遇一位惠普的同事。不料，一下飞机，两人就发现接机大厅有位司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微软公司：张宏江”。就这样，张宏江有些尴尬地确定了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1999年4月，他正式开始了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工作，负责多媒体领域。后来张宏江一直是张亚勤最信任的左右手，挑起微软在中国的半壁江山，和张亚勤一起创立微软亚洲工程院和微软亚太研发集团，那是后话。
　　另一位受张亚勤感召加入研究院的是清华学子李劲。李劲也曾是一位“童星”，因为“邓爷爷摸过他的脑袋”。那是1984年，邓小平参观上海科学汇展，适逢李劲所在学校的计算机娱乐部在此参展，那时虽然他还只是名学生，但已经是位电脑天才了。邓小平高兴地摸着李劲的头，感慨这些聪慧的孩子就是祖国的未来，说“计算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一位摄影师抓拍到了这一幕，这幅照片后被印成海报在全国进行宣传，迎接科学技术的春天。上亿中国人都看到了这份海报，认识了李劲这个“邓摸头”。
　　李劲在清华大学一口气念完学士、硕士、博士，1996年毕业时也才23岁。
　　更巧的是，他和张亚勤是同一天生日。随后，他申请到南加州大学作综合媒体与数学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张亚勤对这位才子非常熟悉，因为李劲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正是张亚勤开创的一个课题。张亚勤还是李劲的博士论文评委会委员之一。
　　张亚勤对这位天才青年“知根知底”，以至于他邀请李劲到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的时候，没有进行任何正式的面试程序。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张亚勤的中国科技大学师弟李世鹏。李世鹏以两次获得中国科技大学最高奖“郭沫若奖学金”成就了自己在中国科技大学的“辉煌历史”。在中国科技大学这样天才云集的地方，大学期间能拿一次“郭沫若奖”就很不容易了，李世鹏无疑是中国科技大学那一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在李世鹏还没到美国之前，有朋友拜托张亚勤关照李世鹏。李世鹏到美国后，张亚勤推荐他跟随李维平教授（李维平是美国在视频领域的杰出华人科学家，和张亚勤有长期合作）作研究。李世鹏博士毕业后，也加入了张亚勤所在的桑纳福研究院。
　　正是由于两个人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张亚勤选择了回国，李世鹏自然也就跟着回来了。桑纳福的老板也对李世鹏极力挽留，但终究难敌中国和张亚勤的魅力。
　　看到张宏江、李劲、李世鹏等顶尖学者纷纷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身在贝尔研究院的朱文武也开始心动了。大名鼎鼎的贝尔研究院曾培养出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此工作的科学家的实力可见一斑。来自齐齐哈尔的朱文武是个瘦高个，在贝尔研究院做研究员时就跟张亚勤合作多年。多年来形成的默契令他们在回国这件事上很快达成了一致。
　　就像李世鹏所说的：“不需要去说服，张亚勤本身就是一面旗帜。他到哪里，就是对这个地方最有力的证明。”1999年前后回来的这批学者中，至少有十位都在美国做到了杰出的研究员、科学家的位置，这些领军人物的加盟，使得微软中国研究院刚刚成立就能够很快投入实质性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张亚勤曾在一次会议上这样对大家说。
　　“大家都说创新，创新究竟需要做什么？其实做好两样就行：一是吸引人才，二是尊重人才。也就是说，人才是重中之重，保护人才的劳动成果，保护知识产权，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尊重。”张亚勤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这样强调。从研究院成立伊始，李开复和张亚勤就把招聘到最优秀的人才当成最重要的工作。从研究院成立到1999年1月份，研究院共收到了几千份求职简历，这也使研究院本来就忙碌的工作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张亚勤回来后正好赶上了第一次招聘高峰期，他和李开复专门为招聘成立了一个面试委员会，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方案。他们亲自查阅简历，从几千个人选中选出100个人组织笔试，最后进行面试。
　　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面试也确实比“过五关，斩六将”还要夸张，首先应聘者要过的就是10～15个面试评委的关。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张黔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还这样感叹：“简直是筋疲力尽。”当时的面试有这样一套正式程序。每位面试官组织完一次面试后，都要向下一个面试官发一封电子邮件，说明自己的看法和决定，这些决定包括：一定雇用、应该雇用、可以雇用、雇用与否皆可，或不能雇用。同时还要说明自己已经问过哪些方面的问题，并建议下一位面试官要了解的方向。而且每位面试官都有一票否决的权力，李开复和张亚勤最后把关。
　　对于人才的把握，张亚勤跟李开复之间有一种天然的默契。例如，在面试张黔时，前面差不多十个面试官给的分都很低，最低的甚至给出了零分。最后发现有两个人给了4分（最高分），一个是李开复，一个是张亚勤，不过他们俩在打分的时候彼此之间并没有商量。而按照微软公司的招聘制度，这个人应该不能雇用，因为只要有一位面试官否决，应聘者就不再有被录取的机会。但是李开复和张亚勤都坚持认为应该把张黔留下来。
　　张亚勤在面试这位武汉大学的博士时，发现她的基础不太好，在武汉大学做的毕业课题、博士论文水准确实不太够，做的数据库也没有理论性。但是她的反应很快，叙述问题的逻辑性很强，悟性也很高，跟她沟通很有默契。在张亚勤看来，这种人才是很适合作研究的，不是死读书的类型，比较有创意，是最理想的研究人员。张亚勤的判断没有错，后来张黔在张亚勤的带领下成为研究院最优秀的员工之一，还获得了包括麻省理工学院颁发的“100位年轻科学家奖”在内的多个国际奖项。现在，张黔已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了。
　　在1999年初获得面试资格的100人中，微软中国研究院向其中的20人发出了聘函。每个人都接受了聘请，并于当年6月份毕业后立刻到研究院开始工作。
　　这批面试者中后来诞生了好几位研究明星。
　　亚勤的话中国人需要创新，但创新首先得观念创新，在学术面前没有权术。
　　3米长的大白板
　　张亚勤把自己在桑纳福的所有工作都交接完后，已经是1999年的2月。很快就到了中国的农历新年，虽然他很想和在美国的妻子女儿多待一段时间，但远在北京的研究院的事业更让他牵挂，他迫不及待地赶回来了。
　　研究院所在地—北京海淀区知春路上的希格玛大厦五层已经装修一新。李开复陪着张亚勤来到为他特意装修的办公室里。
　　张亚勤的办公室很大，里面却没有太多的陈设，除了办公所需的设备，最为与众不同的就是一块3米长的大白板。张亚勤看到这块大白板不禁会心地笑了。外人并不知道，这块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其实并不普通。从张亚勤第一次接到李开复的电话，到他1月15日第一次以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回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与李开复互发了很多邮件讨论问题。当时李开复问张亚勤回来后有什么要求，张亚勤唯一的要求就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装上一块大白板，“办公室的大小没关系，但是白板一定要大。”李开复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这块白板足够大。张亚勤半开玩笑地对李开复说：“我保证白板上写满各种各样的创意：不论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这块白板就是张亚勤指挥战斗的战场。白板后来发展成为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种文化，在整个研究院，类似的大白板处处可见，它代表着一种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探讨问题的文化，一种鼓励创新思维的文化，一种雷厉风行的文化。这种文化有别于当时国内的学术氛围。
　　然而，这里中西之间的文化冲突才刚刚开始。
　　李开复和张亚勤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国际“海归”研究员与国内精英研究员之间的文化冲突。“海归”研究员能够独立地从事创新研究，而且也不怕出错。而国内新招来的研究员，虽然个个才华满腹，可缺乏自主创新的意识，他们总是在想如何按照研究主管的意图来工作，并且煞费苦心、仔细推敲研究院主管们话语中的“内在含义”，以领会其“真正”意图，而从不敢与主管们开诚布公地交流想法。研究院作为一个基础研究中心，需要的是研究员大胆想象、独立创新的精神，而他们担心出错、不愿沟通的态度也严重影响了研究院的研究进程。
　　于是，李开复和张亚勤常常把大家召集到白板前，鼓励大家轻松自由地发表意见，积极平等地讨论。在研究院成立初期，白板其实是他们锻炼、扭转本土研究员思维，建立研究院文化的土壤。
　　“HeisfromChina!”
　　研究人员招聘到了，研究方向也确定了。当时研究院定有两个大的方向—智能人机界面和下一代多媒体技术，另外，张亚勤还将继续在数据压缩、视频、高清晰度电视和互联网等领域作研究。研究院的工作很快就步入了正轨。
　　在美国的时候，张亚勤全面负责桑纳福研究院多媒体组的工作，所有决定几乎都由他来做，他是绝对主角。现在，作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他变成了一个配角，职责是协助李开复制定并不断修正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和选题，健全研究院的组织机构，并在研究小组之间进行协调。
　　张亚勤时刻没有忘记他在美国时的老板对他说过的话，“你回去，有可能成功，也很有可能被边缘化。”张亚勤当时随口回答了一句：“我还年轻，才30来岁，可以去试试，不成我再回来。”不过张亚勤从没有打算“做不成了就回去”，那不是他的风格。对于他来说，既然选择了，就没有退路。
　　创立之初，对于研究院的人来说，这个新生的机构必须拿出点儿什么东西证明自己在世界科研版图上的存在，才可能谈下一步的事。那时候，张亚勤的家人都还没有回国，他真正成了一个“公司人”：白天面试、定方向、讨论课题，晚上和大家一起吃饭，然后接着关在办公室里搞自己的课题，神经实在绷得紧了就去打保龄球。每天晚上都差不多11点钟才离开办公室。周末偶尔会稍微休息一下。也就是在那段住香格里拉酒店公寓的时间里，张亚勤系统地复读了很多武侠小说。就这样，一周七天都沉浸在激情里：“完全就像搞一家新公司一样。
　　一心想着一定要做出成绩，让大家看到我们在中国会比在美国更成功。”1999年5月，盖茨派微软首席技术官克雷格·蒙迪来北京考察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进展情况。这是克雷格·蒙迪第一次来中国。张亚勤跟这位CTO是老相识，两人在竞争美国高清电视标准时就是对手。张亚勤评价这位曾经的对手“相当厉害”。正所谓“不打不相识”，现在成了同事，聊得更投机了。
　　克雷格·蒙迪此行是为考察而来，给这些新员工打打气。当然他最想看到这个新团队在这几个月里做出了什么新成果。在研究院里里外外转了一圈后，克雷格·蒙迪大开眼界，回到总部，他这样向比尔·盖茨汇报：“中国研究院的那些人真是厉害，没想到在中国的这个平台，居然吸引了这么一批优秀的人才。”总部的肯定让研究员们信心大增。但张亚勤他们很清楚，真正立足的资本不是鼓励，而是战果。研究院上下全力以赴，几个月之后就有了成效。
　　1999年11月5日，微软中国研究院在北京庆祝成立一周年。在短短一年中，不仅研究机构初具规模，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研究人员由最初的两人发展到60人，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28篇，并出版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第一本论文集。
　　2000年，张亚勤回国刚好一年的时候，IEEE视频杂志最佳论文奖获得者揭晓，张亚勤再次折桂。这个专业大奖每年只有一位获奖者，这项殊荣对于当时的研究院意义重大。颁奖典礼上，主持人介绍获奖者张亚勤时说，“HeisfromChina!（他来自中国！）”台下听众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而站在领奖台上的张亚勤也不像以往领奖时那样一脸淡定，此时的他正努力压抑着自己的喜悦。他双手接过奖杯，然后高高举起，向台下的嘉宾致意，此时，泪水在张亚勤眼里打着转。
　　张亚勤并不是第一次得到这样的奖项，他也不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但当他听到那句“fromChina”的时候，心中一下子就涌起一股暖流，鼻子发酸。他的心中意识到：“这句‘来自中国’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我第一次真正代表着中国；再就是证明了我并没有被边缘化，我打破了其他人对回国做科研、对我的悲观论调。”张亚勤有资本自豪。这一年多来，研究院取得了丰硕成果，本土研究员和实习生成长迅速。仅他领导的多媒体小组就在全球最优秀的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了80多篇论文，在网络协议领域申请注册了40项专利，做出了60项新发明，并已有8项成熟技术转让给微软公司的相关产品部门。
　　盖茨考评1999年5月，微软CTO克雷格·蒙迪访问微软中国研究院后回到总部，向盖茨描述了自己在希格玛大厦看到的一切，而这一切对于两年前决定把微软在亚洲的研究院从印度改到中国的盖茨来说，绝对是最好的回报。于是，原定一年之后再听汇报的盖茨索性邀请李开复和张亚勤立刻到雷德蒙，“检阅你们的成果”。自此，微软中国研究院形成了直接向盖茨汇报的制度。
　　2000年7月，包括李开复、张亚勤在内的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六位核心骨干就多媒体领域向比尔·盖茨作了第一次汇报。在向盖茨进行演示时，张亚勤讲到小波及信号分解，盖茨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径直向演示屏幕走来，说：“很好。
　　小波分解，这些是频率……可你是怎么压缩的呢？”让张亚勤惊讶的是，盖茨问的问题都相当深入。一个变换的编码，他马上问是怎么分层的、频率的分布是什么样的。当张亚勤讲到纠错的时候，盖茨甚至能用很简练的语言作出精准到位的分析总结。
　　正式的汇报会议结束后，盖茨意犹未尽，虽然助理等在会议室门外，催他去参加下一个会议，他还是继续留下来跟张亚勤等人讨论。“Youdidafantasticjob（干得非常漂亮）”，盖茨对中国团队取得的成绩非常满意。盖茨听汇报的习惯是，无论好坏他都或多或少地作出评论，给一些重要的反馈。中国研究院的这次汇报显然让他很感兴趣，他不仅追问了很多技术细节，还给出了自己的评论。后来，研究院干脆就把每次给盖茨汇报工作当做是一次“BillGReview”(盖茨考评)。“的确令我受益匪浅。”张亚勤如是评价，“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对问题有很深入的了解。不过在我的领域，他肯定没有我懂得多，所以向他汇报工作，我相当有信心。”其实，早在1992年，在亚特兰大召开的COMDEX（计算机经销商博览会）上，张亚勤就第一次和盖茨面对面接触了。在张亚勤眼中，盖茨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如果他对你讲的东西确实感兴趣，他就会一直问问题并和你探讨。
　　如果没有兴趣，你汇报的时候他就会坐在椅子上一边摇来摇去，一边喝他的可乐，非常率真、务实。
　　向盖茨作完汇报后，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代表们兴冲冲地走出了微软总部大楼。当晚，李开复带大家去聚餐庆功，带来“走私”来的古巴雪茄。并且第一时间发邮件给在中国的同事们，迫不及待地把好消息传达给研究院的所有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