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承办的《社会蓝皮书：201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发布会在京举行。

本报告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构建现代橄榄形社会”为主题，分析了2017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指出在总体形势稳中向好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报告认为，当前全社会最终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跳跃性上升至71%，是以资本形成增长速度尤其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急剧下降为代价的，需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民间投资增长创造条件和空间。报告认为，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要全面考虑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人力资源大国的现实国情，坚持就业优先思维，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同时，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全面创新发展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报告强调，要高度重视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速双双下滑的形势，做好稳定居民收入增长、扩大居民消费工作，要继续致力于缩小全体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报告特别关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进展，社会秩序、食品药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的形势，以及社会舆情和公众社会心态状况，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加强社会治理、做好舆情和社会心态引导工作。

本书各篇分报告，以翔实的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为依据，分别讨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分析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生产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研究了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新形势，分析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面临的挑战和难题；以老年人、青年人、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以及一般社会公众为对象，调查研究了他们的工作、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状况，特别探讨了公众对转基因产品的认知和态度以及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研究了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发展的新进展和新方向，探讨了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新挑战；分析了社会治安、网络舆情以及食品药品安全和环境质量的总体态势和需要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各篇分报告都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
蓝皮书指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出现新的态势。总的来说，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但同比增速明显下降。2016年1~9月，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17735元，同比名义增长8.4%，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后实际增长6.3%。分常住地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337元，同比名义增长7.8%，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后实际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998元，同比名义增长8.4%，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后实际增长6.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82倍，比上年同期缩小0.01倍。

应当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并不仅仅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个维度上，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以及社会成员差距都对总体的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总的来说，这些方面的收入差距近年来也不断缩小，加上国家对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逐年加大，并且努力缩小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间的转移性收入的差距，中国社会的总体收入差距2009年以来不断缩小，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15年的0.462。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从社会阶层结构来说，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

如何界定中等收入群体，在国际上都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把家庭人均收入在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75%以下、75%~125%、125%~200%和200%以上，分别作为界定低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标准，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5年开展的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数据来测算，结果显示，在所有被调查户中，不包括未提供家庭收入信息的被调查户，2014年低收入群体占39.9%，中低收入群体占18.9%，中高收入群体占18.5%，高收入群体占22.8%，若把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合并成中等收入群体，则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为37.4%。

2016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继续提高，农村增速快于城镇
蓝皮书指出，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9308元，是2000年的5.2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实际增长8.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27088元，是2000年的3.9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实际增长6.6%；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9630元，是2000年的5.0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实际增长7.7%。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增长快于城镇居民，特别是自2011年以来，较为明显。

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247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实际增长6.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797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实际增长5.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017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实际增长8.2%。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也快于城镇居民。

2016年前三季度，居民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增长较快，居民消费升级换代趋势明显
蓝皮书指出，2016年前三季度，在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中，居民人均用于购买化妆品等个人用品的支出增长16.7%，家政服务支出增长27.3%；在交通通信支出中，居民人均用于购买汽车、移动电话的支出分别增长15.2%和10.5%，上网费和邮费分别增长15.7%和14.4%；在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中，居民人均用于景点门票、健身活动和电影演出票等支出分别增长16.0%、13.9%和10.5%。此外，旅馆住宿和美容美发洗浴的支出分别增长10.3%和11.1%。

从一些实物指标看也能说明消费正在升级换代，比如居民家庭人均管道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抽油烟机购买量分别增长11.3%、19.3%和14.9%，说明居民使用能源更加清洁、烹饪方式更加环保；人均汽油购买量增长19.9%，说明居民以车代步出行增多；人均空调购买量增长19.4%，说明居民日常生活更加舒适。

消费环境存在隐患，影响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信心
蓝皮书指出，近年来，随着各地市场监管和整治力度加大，市场秩序有所改善。但相关管理体制不健全、监管机制不完善，使得消费环境还存在许多隐患，市场上消费不安全的事件时有发生，“消费潜规则”层出不穷。尤其是互联网销售业务迅猛发展，活跃了消费品市场，同时也给市场秩序维护带来猝不及防的挑战。利用互联网或网络电商平台进行制假售假，由于其形式多样且比较隐蔽，不仅增大了相关部门查处的难度，也加大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难度。频发的消费安全事件，特别是食品消费安全事件使得城乡居民对消费安全的信心受到打击，严重影响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使消费者不敢消费、不放心消费，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2011~2015年，建筑业、教育业、金融业、媒体信息及通信业四个行业吸纳1/3的毕业生就业
蓝皮书指出，从2011~2015届毕业生就业的行业分布看，就业的前十大行业基本保持不变，其中建筑业、教育业、金融业、媒体信息及通信业始终保持在前四位，累计约占毕业生就业总量的1/3。这四大行业又各有特点，建筑业的毕业生就业量2011~2014年一直呈上升趋势，但2015届有一定程度下降；教育业自2012年起呈持续上升趋势，2015届相比2012届增长了3.9个百分点，涨幅较大；金融业和媒体信息及通信业2011~2014年呈持续下降趋势，2015年起又有较大幅度回升。

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65%左右，本科医学专业相关度达95%
蓝皮书指出，2011~2015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有小幅上升，由64%提高到66%，毕业生工作的专业相关度仍有待提高，要求高校专业设置进行供给侧改革，由供给导向转为市场需求导向。本科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的相关度明显高于专科毕业生。本科毕业生医学专业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最高，2015届达到了95%，在10个主要的本科学科门类中位居榜首；工学与教育学专业毕业生次之，为71%；再次是管理学、文学、经济学和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处于60%~69%的区间，理学、农学和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相对最低。

从2011~2015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的变化来看，医学、教育学、法学和历史学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的相关度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工学、管理学、文学、理学和农学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的相关度比较稳定，变化不大；经济学类专业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的相关度有轻度下降。

专科毕业生医药卫生类专业的工作与专业的相关度最高，2015届达到了89%，在16个主要的专科学科门类中排列第一；材料与能源大类专业毕业生次之，为74%；再次是土建、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生化与药品、艺术设计传媒、资源开发与测绘等大类专业的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处于60%~69%的区间，农林牧渔、财经、制造、环保气象与安全、电子信息、旅游、轻纺食品、公共事业等大类专业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相对最低，均在60%以下。

从2011~2015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的变化来看，医药卫生、生化与药品、艺术设计传媒、文化教育、环保气象与安全、公共事业大类专业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的相关度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制造、旅游、轻纺食品大类专业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的相关度比较稳定，变化不大；土建、材料与能源、交通运输、资源开发与测绘、农林牧渔、财经、电子信息等大类专业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的相关度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土建大类专业的降幅最大，由2011届的85%下降为2015届的69%。

北上广三地新社会阶层家庭总收入呈巨大差异，上海最高，北京次之，广州最少
蓝皮书指出，新社会阶层的高收入、高消费特征明显。从个人收入来看，新社会阶层在过去一年的平均收入达到166403元，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75184元，是其2.21倍；而在家庭收入层面上，新社会阶层过去一年的家庭总收入均值达到288826元，是社会平均收入147573元的1.96倍。

在北京、上海与广州三地，新社会阶层内部的收入也呈现巨大的差异化现象。从家庭总收入来看，居住在上海的新社会阶层的收入达到369131元，为三地最高；北京次之，为259978元；广州最少，为201772元。在工资性收入方面也呈现类似的特征。而在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方面，广州的新社会阶层的收入在三地中排名均为第1，达到38447元，这可能与广州的非公有制经济活力更强、重商氛围浓厚、有更多的人从事经营活动和财产性活动有关。

在消费水平与消费能力方面，数据显示，北上广三地新社会阶层在过去一年家庭总支出的平均数达到131459元，而三地居民的平均家庭总支出为76734元，新社会阶层家庭的支出总额是社会平均水平的1.71倍。在各分项的支出方面，新社会阶层的饮食支出为35433元，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25832元；服装配饰支出为14720元，比社会平均水平高92.8%；医疗支出为6778元，高于平均水平38.9%；教育支出与住房支出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分别是其1.68倍和1.40倍，说明相对于社会其他阶层来说，新社会阶层自身的消费能力更强，也拥有更巨大的消费潜力可发掘。

注：本报告采用广义的“新社会阶层”界定，即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布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指出新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

2016年“小粉红”群体崛起，表现出“90后”强大的自我动员与组织能力
蓝皮书指出，2016年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小粉红”（网络爱国青年的泛称）群体的崛起。在微博平台中，数量庞大的“小粉红”凝聚在一批共青团系统官方微博周围，在“帝吧出征”反台独、表情包大战、赵薇电影《没有别的爱》争议、南海仲裁事件等涉及爱国表达的热点事件中，表现出90后强大的自我动员与组织能力。

研究@共青团中央、@成都共青团、@共青湖南三个位居2016年第三季度团委系统微博排行榜前三的账号，对其2016年新增的29.6万个粉丝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共青团系统微博的粉丝年龄集中分布在18~24岁（占比56.2%），中位数仅为21.0岁。

“小粉红”是富有文化自信的一代，其在成长过程中享有改革开放的红利，目睹国力强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对此前所谓西方范本不以为然，对于国家模式和发展道路认同度更高，为国家几十年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乐于在网上传播正能量。

从2008年开始，在西藏3·14事件、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南方冰冻雨雪灾害等一系列事件中，强烈的危难意识，让年轻人民族情绪高涨。他们的视野从风花雪月转向了“星辰大海”，把国家的荣誉与自己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主权、领土视为心中的红线，敢于在公开场合表达爱国情感，与质疑批评中国现状的“公知”发生激烈争论。而以90后为主体的“帝吧”网友行动，不仅“翻墙”刷屏反台独，也经常集体抗议外企和明星的某些行为，在短时间内形成大规模的网络群体行动。。

非法集资犯罪高发、社区安全隐患突出、物流寄递安全面临挑战成为新时期社会治安的三大“新困境”
蓝皮书指出，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口频繁流动以及物品流通的飞速发展，给社会大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形成了诸多“新困境”，如互联网金融滋生的“非法集资犯罪问题”、人口大量流动所带来的“社区安全问题”以及物品流通飞速发展导致的“物流安全风险问题”等。

非法集资犯罪高发：互联网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在降低交易成本、激活民间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一些网络借贷平台由于缺乏标准、规范和监管而存在巨大风险，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借贷、网上理财等名义，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大肆进行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带来严重的社会治安隐患。公安部2016年上半年经济犯罪调查数据显示，非法集资犯罪立案数同比出现下降趋势，为近年来首次回落，但涉案金额却创历史新高。2016年，连续发生“大大集团”“中晋系”“望洲集团”等一批大案要案，上海“快鹿”等企业由非法集资导致的资金风险也逐步显现，而且可能引发“骨牌效应”，极易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社会风险的导火索，甚至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给社会秩序和政治安全带来严重隐患。

社区安全隐患突出：“短租房”集中严重威胁社区安全。在房屋租赁领域，大部分地区尚未构建完善的信息登记系统，导致“短租房”成为从事卖淫嫖娼、吸毒贩毒违法犯罪行为和暴恐分子藏身的关键隐匿区域，给社区安全秩序带来严重威胁。“村改居”社区治理困境凸显：“村改居”社区作为一个过渡性社区，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而产生的，面临集体经济发展瓶颈、组织关系不顺、居住人口结构复杂且流动性强、公共服务落后、居民就业和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传统的社区安全治理资源日益瓦解，且新模式又尚未构建形成，造成了社区犯罪和治安侵害频发、社区矛盾纠纷不断的安全困境。“拆围墙”的社区安全争论与质疑。201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意见》的发布引起了学术界、实务界以及社会大众的广泛讨论。依据国际经验，拆除围墙并推行街区制是“打通城市交通毛细血管”的必然形势。但与此同时，这也对社区安全提出了重大挑战，如交通安全、家居安全、老年人与儿童安全以及其他治安威胁等。因此，社区安全议题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内开展《意见》落实工作的重要方面。

物流寄递安全面临挑战：网络信息和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改变了社会大众的交易互动形式，跨越时空场域的流通网络承载了“货币”“科技”“文化”和“情感”等诸多时代意涵。在此背景下，物流寄递产业作为重要的联结纽带在吉登斯所论述的现代性“脱域”中发挥作用，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以快递业务量为例，其从2011年的36.7亿件增长到2015年的206.7亿件，增长了4.6倍，但增幅呈现逐渐下降趋势，2013年增幅为61.6%，2015年增幅下降到48.0%。说明物流寄递业开始从“急剧增长”进入“稳步增长”阶段。2016年上半年，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132.5亿件，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714.6亿元，同比增长43.4%。在物流产业的蓬勃发展过程中，“物流安全”方面也产生了重要隐患，高危化学品的物流安全、寄递枪支刀具和毒品以及用户信息安全等问题开始显现。

微信成为中年人与同事交往的重要工具,中年人的老友记主要集中于“缺场社交”
蓝皮书指出，中年人在使用社交网络时，与同事的联络最为集中。从调查的结果来看，被调查者与同事联系使用微信的比例超过了70%，与配偶联系使用微信的比例大约是50%，与子女联系使用微信的比例是44.52%。只有13.84%的中年人与父母联系时使用微信。
从调查结果来看，与老友的线上交流是主要的方式。54.01%的中年人认为他们与老朋友的线上交流多于线下交流，另外有接近23%的中年人认为线上交流和线下交流差不多。而真正以线下交流为主、线上交流很少的比例只有17.14%。以前人们的社交集中于在场社交，而现在中年人的社交主要集中于“缺场社交”。

微信公众号写手、电子游戏玩家等成为青年网民的职业偏好
蓝皮书指出，“90后”的文化特征和兴趣共同体状况调查结果显示，26岁以下青年对于电子游戏和微信公众号普遍感兴趣，分别有52%和60%的被访者选这两项；其次是明星偶像和平台直播类的内容，分别有25%和26%的被访者选该两项；也有19%的青年对于微公益感兴趣。

26岁以下青年的职业选择更多地来源于兴趣。与兴趣的分布类似，38%的青年愿意选择电子游戏玩家作为职业，27%的愿意选择微信公众号写手作为职业，另有25%的愿意将微公益组织者作为职业，也有近20%的青年愿意选择直播平台主播作为职业。

总体上，“90后”青年能够找到培养和发展兴趣的共同体和平台，58%的青年表示“我拥有一批有共同兴趣的朋友”，41%的青年表示“我能找到培养和发展这些兴趣的平台”。但是，调查也显示了青年发展个人兴趣的社会支持和社会环境不甚完善，只有18%的青年表示“父母很支持我的兴趣爱好”，14%的青年表示“男/女朋友很支持我的兴趣爱好”，并且30%的青年“觉得自己的兴趣爱好很边缘，不太好意思说出口”。“90后”青年的兴趣和文化比较个性化、多元化，社交网络提供了青年展示、交流和发展兴趣的平台，社会层面应当努力构建更为宽容的外界环境，支持青年将兴趣爱好发展成为自身热爱和追求的事业。

通过微信朋友圈的熟人网络购物和销售成为时尚的生意经
蓝皮书指出，微信的联系人大多为熟人或者熟人介绍的联系人，依赖这种较为相互信赖的关系网络，参与消费过程的生产者、销售者以及消费者都有不同于其他平台的体验。26岁以下的青年中大约12%的有过在微信平台做生意的经历，其中46%的人认为“微商”扩大了客户群体，46%的人认为“与客户沟通更便捷”，34%的人认为“与客户沟通更有趣”，但也有33%的人遇到过欺诈事件。

相对于微商，在微信购物的群体占比更高。24%的26岁以下青年和34%的26~35岁青年在微信朋友圈买过东西，购物类型中占优势比例的是熟人卖家。在有过朋友圈购物经历的青年中，分别有73%的26岁以下青年和85%的26~35岁青年在熟人卖家那里购物；另一种主要的购物类型是海外代购，26%的26岁以下青年和23%的26~35岁青年有过这种经历。

消费者在微信朋友圈购物的主要原因包括卖家可靠（44%）、价格实惠（35%）、商品的来源可靠（21%）和商品可靠（22%）。有意思的是，也有33%的青年主要是因为人情压力而在朋友圈购物。与此相关的是，调查中也有一定比例的被访者被朋友圈的广告信息所困扰，社交网络中的朋友、熟人一旦做起了生意，则是朋友圈的“灾难”。

“四则混合运算式”推进医改目标的实现
蓝皮书指出，2016年末，新医改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在经历了七年的地方实践之后，在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的分叉路口，新医改选择了前者。以福建省三明市等地的创新经验为基础，医改的路径更为明确，中央领导层也呈现前所未有的改革决心。

与其他大多数领域一样，中国的医改之路注定是一条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的道路。针对中国新医改争论的核心——“行政化”与“市场化”问题，我们其实应该这样理解：之所以会出现“看病贵”“看病难”，进而启动全面的新医改，并不是因为医疗领域的市场化，而是市场经济环境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行政管控的制度惯性扭曲了医疗机构和药品企业的行为，是一种“行政化＋商品化”的畸形发展。尽管目前评价医改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方向孰优孰劣尚为时过早，但是无论选择哪条道路，都不可避免地既要认可医疗服务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属性，又要面对市场化的外部环境。也就是说，未来更有可能是以某个方向为主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的结合，或者说，在医疗体系的不同领域，需要视医疗服务的具体特征，采取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式。

2015年《社会蓝皮书》曾提出：“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机构改革”两张最基本的“处方”仍有待“重开”。从2016年改革进展看，“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和“三医联动”的结合已经给“看病贵”问题开出了更明确的“处方”，这会改变基药制度等相关制度改革“互不相关”的碎片化状况，有望取得实质性改革效果。然而“基层医疗机构”改革的路径应该更加明晰。 总而言之，“（控制药品费用+提高服务价格+医保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分级诊疗=医改目标的实现”，这个“四则混合运算式”是成立的，无论走哪条道路，“三医联动”是毋庸置疑的。在新的阶段，明确的制度设计将代替原来的各地“试水”，整体的联动改革将代替碎片化的改革，而且将以前所未有的政治推动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