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官员认为，现行的劳动合同法存在问题，对企业的保护严重不足；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工资刚性上涨，涨幅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
 
    最近10多年，工资增长的确非常快。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看，自2000年以来，基本上是5年翻一番，年均增幅在15%左右。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也很快，2000年前后月收入还只有六七百元，2015年达到3072元。这么快的工资增长，对制造业企业和一些服务业企业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一些企业出现亏损，制造业投资意愿下滑。另外，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还出现了部分产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情况。
 
    但是，这些年工资过快增长，并不完全是劳动合同法导致的。根据质疑者的理论，劳动合同法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主要是为满足法律的要求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会造成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但实际情况是，这些年我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较快，这是推动工资上涨的直接原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以前经常出现“民工荒”。随着经济增速下滑，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将减慢，工资增长也会随之放缓。劳动合同法是2008年开始实施的，在实施之前的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了106%；而在实施之后的5年，涨幅为78%，实际上已经开始减速。我们从数据也可以看到，劳动合同法不是工资过快增长的主要原因。
 
    那么，劳动合同法是否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呢？质疑者认为，劳动合同法使企业解雇员工受到更多约束，企业就不能“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在行情不好时也不能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地解雇员工，利润被削薄。这对于某个企业来说，确实是效率的损失。但是，如果企业可以不需要理由就“灵活”地解雇员工，那员工就会遭受“效率损失”。我们不能只计算企业的成本和效率，还要兼顾劳动者的成本和效率。不只有灵活能带来效率增长，规范也能带来效率提升。劳动合同法规范了企业用工，能使劳动者更加安心工作，接受更多的培训，这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有大有助益的。
 
    在经济减速的形势下，一些人希望劳动者承受更多损失，以减少企业的损失。不断有为企业减负的措施出台，而劳动者的福利却有减少的可能，例如，退休人员可能要缴纳医保。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人口红利”不断释放，其分配是向企业倾斜的。在我国的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的占比长期低于50%，这几年有所上升，2013年达到了51%。现在，地面以上的“人口红利”已经基本搬完，一些人开始筹划挖掘地面以下的“人口红利”——通过抑制劳动者工资和福利的增长，维持资本利润的增长。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收入分配应该更加公平，用共享理念作指导，发展才能可持续。否则，会造成国民经济多方面的失衡，例如，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衡。因此，在为企业减负的同时，也应该维持劳动者工资和福利的适度增长。
 
    我们经历过收入分配失衡、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拉大，这其实正是工资过快增长的根本原因。收入和财富差距拉大是与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伴生的。一部分人收入增长远远快于其他人，拉动了房价和物价上涨。而在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之后，劳动者需要更高的工资才能维持生活水平的提升。因此，要抑制工资过快增长，为企业减负，需要做的不是修改劳动合同法，而是切实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同时控制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