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北部一个小乡村。76岁的老人王开田正在给自己做早饭。老伴五年前去世,两个儿子已各自成家。老王参加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每个月能领到100元养老金,两个儿子每人每年给他700元,这就是他全部的进项。一旦生了病,老王就叫苦,自己那点微薄的积蓄能够花多久呢?
北京西城区。79岁的老人郑清元也每天自己做饭吃。尽管他每月退休金有4000元,经济上比王开田宽裕得多,但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独居,仍然很孤单。他学着炒股,不为赚钱,只为不得老年痴呆症。
老王说:“万一不能动了,我就喝药去,谁都不麻烦。”郑清元说:“我不愿意跟儿女同住,太不自在。等我不能动了,就进养老院。”
王开田和郑清元两位老人的生存状态,是中国2.12亿位老人老年生活的缩影。而对于整个中国来说,越来越多的国民正在进入老年队伍,老龄化呈现加速度上升的态势。
老龄化凶猛
中国现在有多老?中国将会有多老?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中国13.67亿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2.1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5.5%;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亿人,占比10.1%。
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个标准看,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的门槛,处于老龄化逐步加深的阶段。
再来看一组体现变化的数据: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为7.1%,2010年为8.9%,2014年为10.1%。从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老龄化正呈加速度上升状态。而根据北京大学人口学者郭志刚的研究,由人口变动调查数据取得的老年人口比例比统计公报还要高,最多高出2个百分点。
最后来看看老龄化的未来,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可按程度做以下划分:65岁以上人口达到7%为进入老龄化;达到14%为深度老龄化;达到20%为超级老龄化。从1990到2035年,短短45年,中国就跨越各阶段,成为超级老龄化社会。
在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看来,中国的老龄化拥有两个世界第一:一是老龄人口数量世界第一;二是老龄化速度世界第一。的确,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老化得像中国这么迅速。
异常在哪里
现在有一种观点,中国的老龄化跟世界各国一样,是人口发展的正常阶段,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人口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老龄化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绝非人口发展的正常状态。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人口数据,1990~2010年世界各国老龄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2.5%,中国为3.3%。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到一百年,比如法国115年,美国60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而中国仅用了18年时间。
中国的老龄化如此凶猛,到底是什么原因所致?根据人口学研究,决定老龄化程度有两个最关键的原因——预期寿命和生育率水平。日本是快速老龄化的一个典型,原因复杂,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长寿。2010年日本人预期寿命83岁,连续20年世界第一。但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只有76岁,长期处于世界的中下游水平,其在老龄化进程中的影响力也相对较低。
再看生育率,答案就不言自明了。自1991年开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24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18。但有关方面认为,数据存在漏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预测专家王广州用北京大学CFPS2010(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的调查数据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复核,确定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1.4是目前大部分人口学者认可的总和生育率水平。部分学者认为,可能实际的总和生育率会低于1.4。按照人口学标准,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就意味着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日本人口学者Yoshikami直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就是独生子女政策所致。的确,尽管城镇化、推迟生育等都压低生育率,但独生子女政策仍是低生育率的重要根源。根据六普,2010年中国0~14岁的青少年占总人口比例仅为16.6%,比十年前下降6.29个百分点,已经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孩子出生少了,预期寿命又在增长,老龄化自然加剧。
相对于2.2的世代更替水平,1.4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每隔一代人(25~30年)出生人数将萎缩36%,两代人就萎缩60%。出生人数如此快速萎缩,中国人口不老才怪。
亡羊补牢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列车已经开动起来,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和中国低生育率的现实,这部列车不会停下来,而是越开越快,直至开到重度老龄化的未来。瑞银证券在其题为《亚洲结构性问题——老龄化的亚洲》的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投资风险最大的国家之一,其中重度老龄化及其对消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一个关键的考量因素。
老龄化会降低一个经济体的活跃度,老龄化与少子化(即0~14岁人口过少)叠加,则意味着巨大的养老风险。养老保险会面临“缴费的人少,领钱的人多”的窘境,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则意味着未来养老服务价格的提升,甚至会出现老人有钱难以买到合适服务的情况。
数字已经清晰地揭示了现实。问题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延缓老化的速度?人口学者何亚福认为,人口老龄化不是阵痛,而是长痛。缓解人口老龄化,主要方法就是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这就需要生育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已经在变化,但是跟人口危机的现实相比,还是滞后。
在众多人口学者看来,现在调整生育政策已经晚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学者李建新1995年就提出,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平稳过渡时间点是2000年左右。现在离2000年已经过去15年,生育政策调整还暂停在单独二孩上。
李建新认为,人口政策需要超前制定,因为它的变化本身是滞后的,而且有一定的惯性和周期性。
确实,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降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但因为人口增长的惯性,人口数量还在继续增长。2012~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续三年出现净减少、老龄化加速,这些预警信号都在提醒我们:中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扭曲,形势已经非常紧迫。
亡羊补牢,到底晚不晚?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到底有几只羊。但无论晚不晚,补总比不补好。对于中国人口来说,老龄化已经汹涌而至,难以逆转。在人口新常态下,必须以新的心态、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行动模式来调整生育政策。当断立断,其利自现。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埋在那春天里”,流行歌曲可以轻松地这样唱,但是,又有谁甘愿在经历一世操劳之后孤苦无依,老无所养呢?谁愿意在春天来到时却独自老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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