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公众寄望于它能够成为中国再次释放制度红利的发力点，开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长周期。

习近平此前在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强调，“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很充分，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到2020年的这段时间被认为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英国《每日电讯报》随后报道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掀起飞跃式大发展，带动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科技富裕国家之列。

沿海地区经济放缓

自从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来，它逐渐被中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吸纳，近年来成为中国经济讨论的热点。一个经济学界的术语，已经进入经济决策的语汇中，中国也不能避免。

上述报告说：拉丁美洲如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家，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进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按世界银行2008年分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小于97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976～11906美元之间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超过1190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1960年被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历史显示，许多经济体常常都能够非常迅速地达到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但是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跨越这个阶段，因为要实现这一跨越所必需的那些政策和制度变化在技术、政治和社会方面更复杂、更加具有挑战性”。世界银行2007年对东亚经济在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增长绩效和未来做出研究时如是说。

近来，民间对中国沿海地区所陷入的经济增长衰退做出预计，认为沿海地区率先面临中等收入陷阱。2011年，北京、上海的经济增速分别只有8.1%、8.2%，位于全国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速的最后两名，人均GDP为1.2万美元左右。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国际城市蓝皮书》警告，人均GDP从1万美元进入到2万美元的阶段，可能因为结构转型、驱动创新因素缺乏而难以完成。而“鲍莫尔病”，即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比较慢，导致整体经济放慢的情况，可能会发生。“更多地依赖服务业，而不是重化工业，因此整个经济可能会陷入后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差距扩大”之虞

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49元，中位数则为11938元；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4817元，中位数则为4171元。

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中位数相差1711元，与去年同期的1572元相比有扩大趋势；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与中位数相差646元，与去年同期的613元相比也有小幅上涨。

收入差距扩大是社会风险、社会不稳定的诱因，也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分析说，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是陷入“中产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2001年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上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

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000年城镇20%的高收入户收入是20%低收入户收入的2.1倍，2009年扩大到5.7倍，农村由同期的6.5倍扩大到7.5倍。

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天平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在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将较多资金用于投资。分配失衡制约着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较难扩大。

沿海地区的企业劳动成本在提高，当地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一些产业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空心化现象开始显现，经济学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消失”被越来越多地引用在沿海地区经济上。

随着沿海地区一部分流动人口逐渐被工业发展所完全吸收，劳动力供给进入“有限”阶段，用工成本随之上升，这中间的临界点就是“刘易斯拐点”。

“效率驱动”阶段之机遇

中国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有其特殊性、国情化的一面。相比拉美国家，中国所面临的政策性、阶段性矛盾更加突出。

早在19世纪中后期，拉美国家就陆续踏上了现代化之路。在之后的百余年里，该地区在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走过了一个“之”字形的弯路，即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和两次转型。“拉美陷阱”的重要政治背景是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George J.Gilboy曾在2004年的《中国是否在拉美化》一书中告诫，如在2020年之前中国不能从“拉美陷阱”里逃出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将有可能像一个“方形轮子”，走走停停、断断续续。

中国社科院拉美经济研究所所长郑秉文较为认同中国经济的不平衡性和阶段性，主要诱因有：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关系、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产业结构，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收入分配差距，农业基础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而将以上诸因素归纳便是“制约可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性障碍”。

郑秉文将目前已走过的33年改革开放视为从低收入跨越到下中等收入阶段，而未来就是从下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国家的历程，共四个历史发展阶段。“从成长驱动力的角度，概括为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等四个发展阶段。”

他认为，目前至“十四五”规划前是第三阶段，即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的关键阶段。“一是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为转向依靠消费、投资与出口协调拉动，属于增长方式的转变；二是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型，实为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