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父亲深感做企业很累，就把法人代表转给了我。我开始从局部接班到全面接班。”董铭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必须去承担更多的责任。据悉，在接班之前，看到父亲多年来在传统行业的辛苦创业，董铭一直没有接班的打算，而是努力学习考上了重点大学，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

　　在董铭全面接班后，公司原来的团队由于与他理念不同，纷纷出走。他不得不重新组建一个团队。看到父亲做得那么辛苦，他想到应提高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

　　“其实，像董铭这样，有了父辈创造的那么多财富，自己找一个喜欢的工作，应该能过上很轻松的生活。他现在选择传承家业，肯定更加辛苦。”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说，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30年的蓬勃发展，民营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关口——接班。能否顺利接班，直接决定着中国的民营经济能否顺利发展，这也是今天“富二代”能够引发众多社会关注的原因。

　　“父辈交到我们手上的不仅是沉甸甸的家业，更是他们‘四千四万’的勤奋精神，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吃苦精神，是他们‘守正出奇、破难创新’的创业精神。财富可以有增减，父辈精神不能丢。”古今建设集团执行董事长李美赞宣读的“民企二代倡议书”更反映了与会二代的想法。

　　传承也是转型的机会

　　“其实家族企业传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昨天，专程从德国飞来的西门子家族成员纳塔利·冯·西门子成了此次论坛的一大亮点。她以及她们家族企业的心得成了很多浙江家族企业关注的焦点。

　　西门子诞生于1847年的德国，从创业之初的10个人到今天全球近40万员工，从6840塔勒(约1万欧元)创业资本到今天760亿欧元的总收益，西门子走过了充满传奇的162年。他们的业务也从最开始的电报机，成了目前全球最大的电器、电子公司之一。

　　纳塔利·冯·西门子现在就职于西门子公司。虽然身为维也纳·冯·西门子的后人，但她已经不再担当重要职务。她告诉记者，西门子始于家族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脱胎为制度完备、股权明晰、责任明确、文化严谨的现代企业。

　　纳塔利·冯·西门子说：“西门子目前已经有5代的传承，其实每一代的传承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转型升级。这样才发展到了目前规模和地位。与此同时，企业的意义不再是为了家族成员谋取局部的福利，而是为了给更多人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现在正是中国民营企业交接班的高峰，而去年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也从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家族企业在传承的同时必须转型升级。”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认为西门子的传承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而这次金融危机让更多的浙江民企对这一经验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茅理翔介绍说，去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很多从事制造业的浙江民企意识到了传统的低端制造业已经没有出路，他们当然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再继续走自己的老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父辈都主动找二代商量家族企业的未来定位和出路。“这对于家族的传承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给“家族企业”正名

　　在论坛期间，此次论坛活动的组织人员向记者透露，组委会遭遇的最为重大的挑战是：很多中国的民营企业都拒绝承认自己“家族企业”的身份。在接到组委会的邀请之后，一些知名民营企业都以“我们不是家族企业”拒绝到场参会。

　　通过和一些企业家的沟通，记者了解到：因为现在不少学者把家族制企业视为一种落后的产业组织形式，把这种组织形式当作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且中国现在的舆论导向认为：家族企业就是和现代企业、先进商业模式相对应的反面。家族企业就意味着传统、落后，没有想象空间。

　　不过，一度被众多管理学家，民营企业家视为“过时”的“家族企业经营理念”在这次盛会得到“正名”。经济学家王忠明表示，此次金融危机更凸显出家族企业在战略制定和制度执行方面的长远性和可持续性。相对而言，此次危机中，众多家族企业，因为自身对银行的依赖程度比较小，在求发展的时候更倾向于公司的稳健，以企业能够持续发展为核心，相对来说，受到的冲击没有非家族企业那么大。

　　而且，现代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已发展完善，成熟的家族企业不仅拥有良好的家族沟通机制，也有很好的执行层和管理层、经营层，公司治理结构清晰。“此次来访的李锦记还有占全球500强近1/4的家族企业都给我们这些家族企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与会企业家纷纷表示，“对于家族企业的未来更有信心了。”

　　相对于“家族企业”的概念而言，“接班”的概念也并不狭隘！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教授告诉记者：接班可以指父辈把企业交接给孩子来打理，也可以给孩子一笔钱，让他另外创造自己的企业或者进行投资，也可以实现股权传承，把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交给有能力有人品的职业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