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甥卫烨是中美混血儿，一个很阳光的大男孩。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在美国一家公司里做电脑数据工作，但很快就发现这种办公室工作很不适合自己。卫烨从小喜欢户外运动，酷爱健身，经过一番挑选，他选择了自认为很适合自己的职业：救生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救火队员。为此他专门报考了培训救生员的学校，经过严格的专门训练，终于如愿以偿。

    最近，卫烨寄来他在毕业典礼上演示训练成果的照片——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威风凛凛地操纵者高压水龙和破拆机，满面笑容，充满自豪与自信。

    卫烨的父亲是位很有成就的激光物理科学家、大学终身教授，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胞妹，是一家跨国生物医药公司的科研骨干。如果是在中国，肯定会有人为卫烨的职业选择遗憾——高级知识分子的孩子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既危险社会地位又不高的工作。但在美国，这是稀松平常的事——职业好不好，完全取决于个人内心的选择，而不是他人的眼光。况且在他们那里，似乎也没人认为教授的儿子就不该去当救生员。

    反观我们的社会，反观我国年轻人的职场选择，不能不遗憾地说：我们还达不到这样一个按照个人的才能和兴趣选择职业的境界。

    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学毕业生似乎只有在机关的办公室里，才能找到自己的尊严和价值；等而次之也得进入事业单位、大企业，混个一官半职，否则似乎就白活了。这就是我们社会的现状：人生价值过分依附于权力。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等级观念、“官本位”的余续。权钱结合正腐蚀着我们社会的价值取向，左右着年轻人的人生规划和职业理想。

    而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80年代，社会风气似乎并非如此。我1982年大学毕业，当时大学毕业生还是由国家“包分配”，我被分配到北京市成人教育局（那时叫工农教育办公室），在秘书处当了一名文字秘书。老人们说：你真幸运，这下端上了“铁饭碗”。而我，渴望自己学的文学专业能有用武之地，不愿像那些老公务员一样，在机关里科员、科长、处长……一级一级往上熬，觉得那样的人生真是乏味极了。于是，我找领导软磨硬泡，终于调到电视大学办刊物，10年后又自动放弃“处级”岗位，调到出版社当编辑，编书生涯一直延续至今。

    不仅是我，当年和我一起从人大、北师大、首师大等院校分到那个市属机关的毕业生，一个个都选择了调离——或去文化事业单位，或下海经商，或出国深造。几年后盘点，那一年进机关的大学生几乎都走掉了。

    想想看，每个年轻人都有不同的个性、才能和兴趣，职业理想也不可能那么单一。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最大限度地为年轻人提供丰富多彩的职场选择——适合当公务员的，在这个位置上服务于社会当然好；而那些长于在其他行业施展才能的，却要因为现实的考量，牺牲本来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在机关里混，就不能不是一种悲哀了。

    据说在发达国家，当公务员并不是年轻人的最佳选择。在美国，只有3%的大学生愿意报考公务员；在法国，这个比例是5.3%；在新加坡，只有2%；在日本，公务员排在就业倾向榜单第53位；在英国，公务员甚至进入20大厌恶职业榜；而在我们中国，却有超过76.5%的大学生一心想当公务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曾说：“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轻人，都挤着想去做公务员，这是一种严重的浪费”，他还说：“政府机构不是给年轻人的，这低估了他们的能力，是大材小用，也浪费了社会花在他们身上的教育成本。”

    在许多国家，公务员多是由学历不高者，或者退伍军人担任。高学历者或者到科研机构，或者到企业管理岗位，或者自己创业，这才更能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而这样的情况才是一个国家的正常现象。

    俄国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说，一个国家的青年，争着去当公务员，这说明这个国家的腐败已严重透了。

    我尽管不赞成，但还是很理解目前年轻人的职场选择。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当“公务员”确实能比其他行业提供更多的公共资源和安全感，说白了就是有更多更轻易获得的好处时，谁又能不动心呢？当“官”的权力足够大，没有制衡和监督，可以为所欲为时，有怎能不成为许多人趋之若鹜的对象呢？

    现在新一届的领导人大力反腐，要把管理型政府变成服务型政府，将公职人员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接受民众的监督。这样就能使“公务员”和其他掌权者感受到强大压力，不敢滥用权力。也许只有这样，年轻人的职场选择才能回归到正常的、丰富多彩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