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节：可持续增长的挑战(2)

以2000年的价格计。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报告（2005）
农业生产率过低的部分原因在于农村人口太多、土地与劳动力的比率太低。推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对减轻这些压力会有较大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解决农业的问题必须在农业之外找答案，解决农村的问题必须在农村之外找答案。
应该通过发展土地租赁市场完善土地市场，特别是应建立有关的政策进一步放开土地市场。比如可以延长租赁期，确保农民的土地不被随意征用，给予迁出者更多的租让土地的权力等。这些将在促进劳动力流动的同时，使得土地资产得到更好的利用，用到最有生产效率的领域。
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加以改善。应为贫困地区设计特殊政策，包括农业研究和推广、灌溉、农村基础设施、通过改善交通和信息条件便利农民进入农业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
农村金融对于农村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在建国初期曾经建立起农村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体系，但后来人民公社取代了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逐渐转变为政策性的垄断机构，信用合作社也就逐渐消失。商业银行改革之后，银行逐渐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聚集，金融不仅没有对农村提供支持，反而将农村的资金吸走，转移到发达地区。应该建立因地制宜的农村金融机构，逐渐引入竞争，包括私人贷款者。然而，各国的经验表明，仅仅依靠市场力量不足以解决贫困人口获取金融服务难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监督有时能发挥很大作用。同时，还要考虑鼓励农民建立专业组织互助。为农民提供综合的农作物保险，可以通过在村庄和村庄之间分散风险，降低投保农民遭遇自然灾害后的损失。
突破金融瓶颈
中国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其效率却不佳。因此，中国的问题不是如何去增加投资率，而是如何去提高投资效率。
事实上，在1999~2003年期间，人口在100万以上，并超过了中国的投资率的国家只有乍得，因为这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正在实施一个大型采矿项目。
金融市场是影响投资效率的核心，因为它决定着储蓄被如何配置和监管。资本市场是由一系列因不同国家而异的无形资产构成的，包括各种私有金融机构（银行、互助基金、投资银行、养老金、保险公司等）、法律及实施机构、公司治理机制问责制及其相应的个人或公共监管机构（如股票交易所）、审计服务、信息披露标准以及组织和发布相关信息的机构、法律咨询服务、会计制度、合同规范、法庭和仲裁机制等。所有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都有赖于熟悉该国的交易实践，同时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
中国正在逐渐建立成熟健全的金融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资金将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储蓄可以在各个部门间转移从而得到经风险调整后的最高收益。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许多投资并没有通过市场，这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过去在经济中的重要性造成的。
投资的低效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国有企业。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产生的利润被重新投资到了同一家企业，或是流到了同行业中的控股公司，而没有被配置到更高收益的活动中。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Kuijs,2005），国有企业投资的50%没有通过市场，而是直接投回了企业内部。此外，尽管规定越来越严格，但是国有企业依然拥有向银行贷款的优先权，而这更加剧了投资的低效率。
当前中国经济体系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过度依赖于银行业，这表现为（广义）货币的累积现在已经高达GDP的180％。这是由于中国过度依赖银行业媒介将家庭的高储蓄转化成企业的资金来源。开发除银行业之外的其他替代性中介渠道，对于解决以上问题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改变现有体系的运行方式也同等重要，信贷管理体系仍然是中国银行融资的中心。目前信贷管理体系在更加间接的信贷控制方法上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这些方法相对较少地依赖于利率——而当前的利率水平依然很低。银行的行为——例如它们对于利率自由化的反应——相对而言是难以预测的。由于汇率政策和资本流入的原因，积极使用利率来遏制过度投资的做法基本上行不通。即使信贷管理体系在最近的将来依然重要,但是对这一体系进行调整，从而使得利率能够在二元系统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第37节：可持续增长的挑战(3)

银行系统的其他方面，例如银行间货币市场，正处于更快的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种发展将变得和资本管制及汇率管理越来越不一致。而相应的解决方法依然是实施一种二元方法，即在维持管理这一体系的能力的同时，使得汇率回归到市场的基本面和市场预期上来（从而减轻汇率压力）。
替代性融资渠道
发展替代性融资渠道的需要早在10年前就已经被中国政府所认识到，但是这些渠道一直发展得非常缓慢。银行融资的低成本阻碍了这些渠道的发展。同时，公司债券市场只对那些实力最强的借款者开放，因为债券发行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而发行者也在事实上获得了政府的担保。股票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其发展已经受到以下因素的拖累：糟糕的公司治理、模糊的产权、证券公司的违规操作以及投资人对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大规模减持的顾虑。
随着资本外流的增加，资产组合的多样化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对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一种担忧是，海外的资产组合多样化可能会失去控制。发展替代性中介渠道的主要风险在于，这可能会弱化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但是这也正是支持我们转向间接调控方式的一种论据，因为这些间接调控工具是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发挥作用，而不是仅仅在银行业体系中发挥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和监管性框架来降低潜在风险，而不是因噎废食地在金融改革中停滞不前。
国内贸易一体化
中国从融入世界经济中大为受益，但这个过程使沿海省份受惠多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多于农村。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它也是农业进步、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因为出口主要集中于国际运输成本最小的沿海地区。但是，在中国，这也反映了决策者出于慎重只向国外直接投资开放了部分地区的事实。这些决策固然非常成功，但是也加剧了两类地区（开放试点和非开放地区）的不平等。一视同仁的投资政策能帮助降低原有政策导致的不平衡，而提高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质量能够减少由于运输成本导致的不平等。
国内市场一体化能够产生巨大的潜在收益。目前存在着许多阻隔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地区和部门间的障碍，这就限制了资源转移到最具生产效率的用途，也限制了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创新的竞争压力的产生。正如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从融入世界经济中获益匪浅一样，在接下来的10年中，通过国内市场一体化我们会拥有提高效率产出和经济增长的更多机会。
事实上，国内市场的分割和基础设施障碍可能是导致出口活动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一个原因。尤其是对于那些进口中间产品并出口最终产品的部门而言，很少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成本就会对国内价值增量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如果进口的中间产品占总成本的50％，生产的产品全部出口，假设贸易成本的上升相当于装船货物价值的1％，就会导致国内增加值降低3％（增加值被更高的进口成本和更低的出口收价所挤轧）。如果一半的增加值分配给可流动要素（比如可以在不同地区有同一价格的资本要素），则不可流动的要素（譬如非熟练劳动）的收入就会减少6％。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出口活动如此集中于沿海地区，以及为什么从沿海到内地工资水平的落差如此之大。减少国内壁垒会带来巨大的乘数效应，促进内地参加出口贸易，从而提高其工资水平。然而，尽管降低内部壁垒会使得更多的省份参与向世界市场的出口，仍然会有一些省份由于天然的贸易成本过高而不能有效地参与进来。
国内一体化也会促使企业将位置选取在远离海岸线但毗邻广阔的国内市场的地区，从而缩小地区间的不平衡。减少壁垒也有助于最有效率的国内公司和部门的扩张，这是因为如下原因：①中国传统的工业布局并不符合地区比较优势的原则；②无论是从部门还是从总体而言，中国没有完全获得集聚效应的潜在效率收益（Chan, Henderson and Tsui,2005）；③企业的生产力水平还存在巨大差异。

第38节：可持续增长的挑战(4)

促进地区竞争，鼓励各地经济专业化能够得到的收益是巨大的。如果能出现动态的规模经济（例如学习和知识能够外溢），这种专业化会促进地区中心的增长。如果能够提高国内效率，国内需求的增长就可能由国内供给而非进口来满足。
贸易自由化会导致贸易转移，并因此导致潜在的总量损失，但这不是中国应首要考虑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贸易转移，是因为一个地区从内部的其他地区购买产品，而不是购买更为廉价的外国产品。由于中国已经加入了WTO,进口体制相当开放，因此中国完全可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由专业化带来的效率增进会使得效率高的部门和企业增长更快，但效率低的部门和企业却要关门。这会涉及到就业转移。标准的贸易利得（gains?from?trade）研究证明，所有省份都能从自由化中获利，但是前提是必须可以进行价格和数量的调整。这些转化有可能使某些地区的某些要素收益降低。例如，在没有相对工资调整的情况下，一个省份的扩张性部门可能并不能自动雇佣从因进口竞争而收缩的产业部门中转移出来的所有工人。
由于各地面临的出口机会和进口竞争不同，这些问题的表现也会各异。有的省份在国内市场统一的过程中会经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张，这就会提高工资。在那些制造业受到保护的省份，密集地用于制造业的要素的需求会下降，同时用于农业的要素会获益。为了让失业者再就业，要么需要降低工资，要么需要将劳动力向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转移。如果这些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或劳动力转移成本太高），要素就不能被合理利用，并将伴随着实际收入的损失。
人力资本投资
中国是全球实物资本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尽管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已经有了重大的发展，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率却远逊于实物资本投资率。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投资比例相当低。
教育投资无论对于经济增长，还是对于社会公平都相当重要。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它对于保持生产率增长和提升中国出口结构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社会公平而言，高等教育可以防止在大学毕业生和其他阶层之间出现过大的工资差距。这种差距在社会不公平的国家中是很大的，巴西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巴西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和中等教育入学率的比值与中国很接近（17%），同时巴西也是世界上工资差距和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此部分基于哈佛公共健康学院的William Hsiao教授的贡献以及世界银行的系列报告“Briefing Notes on Health in China”.
医疗保健又是中国亟待改进的一个领域。在改革和开放时期，医疗保健受到了不利的冲击。这个问题在农村地区最为严峻。在20世纪70年代，集体健康保险覆盖了90%的农村人口，而到2003年这一比率下降到20%。风险分担机制的缺失和高昂的医疗费用造成了医疗保健消费的严重不足。根据最近的调查，在城市和农村分别有34%和44%的人口由于无力支付费用，在生病的时候也不会到医院看病。医疗支出是导致贫穷的主要原因。在中国西部地区，每年有大约4%的人口因为医疗支出陷入贫困。缺乏足够的健康卫生服务已经引起人口健康状况的恶化。最近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最贫穷的25%人口的健康状况在过去10年轻度恶化。
改善当前现状的几点建议：①在低收入地区，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支持公共卫生设施和基本疾病预防项目的建设；②为贫困人群提供营养计划；③扩大强制性社会健康保险的范围，使之能够覆盖受雇于小企业和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尤其是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④在农村人口中重建以集体为基础的医疗保险计划。
实物资本的积累率非常高但边际收益却很低，人力资本投资并未令人满意但边际收益却很高，这种不平衡性意味着，对公共部门的投资进行重大的调整——从实物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将是中国新增长战略的组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