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分享服务外包的大蛋糕(2)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的研究，中国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已取得多方面成绩。一是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及相关业务达到一定规模。2005年我国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18亿美元，进口16亿美元，顺差2亿美元。海关统计软件出口约7亿美元。承接国际商务流程外包（BPO）估计约为3亿~4亿美元。二是已形成一批初步具备一定规模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能力、在某些特定市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国内企业。三是随着跨国公司在我国业务规模扩大，同时受到我国快速增长国内市场吸引，已在我国建立一批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分公司、基地和研发中心。四是一批城市开始把发展服务外包作为重点发展目标产业，政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业内机构和企业合作展开的服务外包推介、培训和研讨活动日趋活跃。
但是，从软件出口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市场规模看，服务外包仍然不到中国贸易盈余的百分之二，不及印度软件和服务外包出口的十分之一。我们所承接的服务外包，目前主要是软件和IT服务外包方面，但在发展潜力较大的商务流程外包领域还刚刚起步。世纪之交，有一批中国高层官员和业内人士访问印度，他们大都认为与印度存在5~10年差距，也有个别人乐观估计差距只有两年。但印度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从2001~2002年的62亿美元已经增长到2005~2006年的240亿美元， 2010年预计增长到600亿美元。经过十几年开放竞争历练，印度企业已开始在某些细分市场上创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软件产品，并开始在其他国家投资建立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基地。中国虽有明显进步，然而与印度相对差距可能并未缩小。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服务外包方面也咄咄逼人。菲律宾2006年承接国际外包收入已达到36.3亿美元，菲政府正在积极鼓励企业扩大财会、软件、工程与建筑设计、医疗、法律和动画制作等复杂度较高部门外包业务，预计2010年外包业务收入将增长到124亿美元。 巴西也着力发展承接国际商务流程外包，近年承接外包规模增长到5亿美元左右。另外俄国、马来西亚，东欧国家如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也正在调整政策呼应服务全球化浪潮。我们如不能尽快改变相对增长势头不足态势，有可能在新一轮服务全球化浪潮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和其他竞争对手相比，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相对较为优越，但是，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企业通常集中分布在特定聚集区内，因而即便是全国整体基础设施发展较为落后国家，也可能通过在特定区域大力投资较快超越这一因素约束。但就某个园区、某个城市的竞争实力来说，中国至今还很难找到可以和印度的班加罗尔相抗衡的地方。另外，在电信基础条件方面，由于电信体制的落后，中国承接服务外包也存在着诸多不利因素。中国电信网络国际联结和信息传输能力相对不足，国际大容量数据传输速度较慢，企业应对网路意外中断能力脆弱。电信资费在服务外包企业成本结构中占据显著份额，我国电信资费偏高对企业竞争力也有不利影响。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一些重要业务如呼叫中心、IDC等需要利用电信网络信息传输平台开展业务，然而本质上属于外向型现代服务业，不同于主要针对本土市场的电信增值业务。依据我国电信管制政策有关规定，这些业务被看作是电信增值业务并实行许可和审批管理制度，业内人士认为这方面政策调整滞后不利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大规模发展。与此相联系，有关政策不允许已成立合资企业经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外资在我国设立离岸外包企业不仅要申请经营许可，还要有合资比例规定，不利于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在线服务提供中心并进行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印度在人才培养方面不仅扶持印度理工学院（IIT）这样的教育机构培养行业精英和高端人才，还鼓励国家信息技术学院（NIIT）这样的民办教育机构大批量培养国际服务外包所需要的普通人才。在良好政策框架下教育机构与业内组织互动配合，在满足行业发展人才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在出台针对性解决这一行业人才瓶颈政策方面也比较滞后。以这一行业迫切需要具备英语能力和其他技能普通人才而言，虽然不同类型学校在招生和扩充专业方面作出一定程度响应，然而在如何通过有效政策调整推动相关人才培养方面仍有很多工作需要研究开展。
“世界是平的”意味着国际竞争充分性程度空前提升，因而对上述政策调整滞后的影响需要从国际竞争关系的相对意义上理解。对服务外包理论的分析提示，相关制度和政策安排差异会直接或间接进入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广义交易成本，从而对企业相对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给定其他国家大力度鼓励政策，如果我们按兵不动或者反应不力，我国企业相对竞争力以及行业发展客观上就会受到负面影响。个别企业无法通过自身努力降低这类由国家政策决定的相对交易费用，构成服务外包领域发包企业“先选国家，后选企业”的行为方式背景，也说明政策调整是我国发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必要条件。

第35节：可持续增长的挑战(1)

城市化
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城市化。2003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0.5%。按照国际经验，考虑到中国的收入和人口，这一比率应该提高大约20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的农业劳动力约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大约平均仅为工业的1/8，服务业的1/4。因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都会是人均GDP增长的主要来源。
近年来，关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文献大多都强调了城市对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些研究强调了城市里技术市场、投入品和服务市场的不断深化和多样化带来的集聚效应。城市能够实现规模经济。信息成本因此而得到节约，资源配置因此而得到改善，经济增长因此而得到充电。靠近城市的乡村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城市里面的企业也由于互相学习和加强合作而提高了效率。
在整个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地落后于其工业化水平。在一个落后国家人为地推进重工业发展战略，势必要牺牲农村的利益，以便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原材料、资金和劳动力。在1988~2003这15年中，中国城市化率提高了1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城市人口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同一时期，葡萄牙的城市化率提高了25.2%，收入水平和欧洲迅速趋近；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比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快。这表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还能为持续的高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然，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充满着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如果政策失误，城市的发展也可能意味着拥挤、污染和更高的犯罪率。而且，城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关于住房供给、城市交通、公共服务和其他方面的政策。中国经济未来面对的挑战便在于，如何有效地发挥城市化带来的集聚效应和经济结构优化，同时妥当处理高速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
首先，应逐渐取消户籍制度以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这一改革应首先在最贫困地区进行。通过允许进城务工人员更便利地获得工作、住房和社会服务，将提高他们的福利。同时，由于在外务工人员会向家里汇款，而移民迁出后原来的地区土地与劳动力比率也会降低，这一政策也能提高那些没有移出的农民的福利。改革养老金制度，确保养老金在各省之间自由转移，以促进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也能为劳动力流动创造更适宜的条件。
其次，城市化过程中要考虑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尤其是要建立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对于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尤其是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廉租房等，应该更多地由中央财政投资建设。为了鼓励各省消除户籍制度并建立有效和公平的迁徙机制，应该对移民流入地区的原有居民进行适当补偿，因为移民人口给当地服务带来了额外负担。因此，应该设计支持有效迁徙的财政转移政策。特别是应该为地方政府提供解决住房和城市发展的特殊资金，以此作为放松户籍制度的交换。
农业生产率和农村地区贫困问题
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农村发展问题。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得到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直到2000年，中国农业部门平均每个劳动力的增加值为每年490美元，这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相比是最低的，和另外一些具有可比性的国家相比也偏低，如印度尼西亚（547美元）、泰国（620美元）、菲律宾（1 040美元）、马来西亚（4 851美元）、韩国（9 792美元）。这表明增加农业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