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在哪里防守，向哪里进攻(2)

苹果公司的 iPod可能是年轻一代最喜欢的电子产品之一。在地铁上、大街上、学校里，到处可以看到年轻人随身携带着自己的iPod。对于这些年轻的玩家来说，iPod应该无所不能。为什么不把iPod转化为多功能的、可佩带的电脑，可以做PDA，可以玩游戏，也可以下载小说或维基百科（Wikipedia）呢？事实上，正是iPod的玩家，而非苹果公司的研发部在推动着iPod的革新。他们或是改装其外观，或是扩大其内存，或是开发专门适用于iPod的程序。有一种叫做“Podzilla”的程序，其实就是Linux的简写本，但其可以在iPod的小屏幕上运行。
有了互联网和iPod，年轻人开始尝试编写自己的音乐，这被称为“混音文化”（Remix Culture）。他们从网上下载各种音乐元素，并随心所欲地混合起来。学院里的音乐家对这种“恶搞”痛心疾首，但是年轻人却非常喜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的Hip?hop，不就是把各种来源的音乐节拍拼凑起来的吗？
这给传统的音乐行业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很多音乐家和唱片公司认为，Hip?hop音乐家侵犯了他们的版权。前一阶段，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个诉讼。《敖包相会》的词作者之一玛拉沁夫声称，流行歌曲《月亮之上》中的六个小节曲段和《敖包相会》雷同，因此构成了侵权。但实际上，《敖包相会》本身就改编自蒙古民歌《韩秀英》。无论是《敖包相会》，还是《月亮之上》，都使用了《韩秀英》中的曲段，无论是起音、落音、骨干音都基本相同，节拍、主旋律和调性都相同。这个案例反映出来了不同的主张和要求。当民间艺人创作《韩秀英》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版权的概念。但到了音乐家需要销售唱片赚钱的时候，版权便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新一代的艺术家却要求能够更加自由和平等地使用各种资源。
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新的“艺术创作”？背离传统？是的。非法盗版吗？也许吧。有创新精神并令人愉快？那是最最肯定的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音乐爱好者都深信这就是具有参与特征的音乐的未来所在。随着这一现象逐渐被大众接受，大的混合应用音乐制作者社区也都从幕后走出来。他们汇聚网上，规模越来越大。如果唱片公司意识到这是一个机遇，他们就应该为激励创造性的整合创造一些平台。但是，唱片公司和律师们仍然不断地声讨着混合应用艺术家。“民主化”对那些习惯了对音乐的创作和分销渠道进行一成不变的控制的人来说是个可怕的字眼。
没有碉堡了，也没有护城河。我们该在哪里防守，又该向哪里进攻？在不平坦的商场上，我们只能看到企业的战车，消费者只是被企业摆布的棋子。但在数字化的经济时代，消费者的主权最终将得以实现。音乐产业，以及所有其他的产业，都应该抗拒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消费者身上的企图，不论这一企图是为方便起见，还是因为缺乏独创性和灵活性。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所说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费者。他们通过购买或者拒绝购买决定着谁应当拥有资本和管理工厂。他们决定着应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产品的质量。他们的态度决定这企业家的盈亏。他们使穷人变富，使富人变穷。他们不是好说话的老板。他们既有智慧，也有幻想，变化不定，难以预测。他们根本不考虑过去的功绩。只要提供给他们的东西更好或者更便宜，他们立刻就会抛开老厨子。他们的满足比什么都重要。他们既不在乎资本家的既得利益，也不在乎丢掉工作的工人的命运。”

第20节：鞋子可能是高科技，但电脑绝对不是(1)

鞋子可能是高科技，但电脑绝对不是
政府对产业政策一向有着浓厚的兴趣。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一直认为，经济发展的阶段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有规律可循的。尤其是在20世纪中期，经济学家们曾经非常热衷于讨论产业结构的话题。大致来说，经济学家们相信，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有章可循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应该逐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而当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后，服务业将成为主导性的部门。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兹（Simon Kuznets）认为：①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部门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均处于不断下降之中。②工业部门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体上是上升的，但是，工业部门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则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③服务部门的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基本上都是上升的。然而，它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不一定与劳动力的比重一样同步上升，综合地看，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在1931年曾经提出过“霍夫曼比例”，即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之比。按照霍夫曼的说法，在工业化过程中，消费资料工业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小，而资本资料工业的比例将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工业化必然要经历重工业的阶段。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分析更加缜密。他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发展的阶段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如表2?2所示。随着人均收入增长，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将经历初级产品生产、工业化和发达经济三个阶段，工业化又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
表:钱纳里人均经济总量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
1970年  人均GDP（美元）  1980年人均GDP（美元）时期  经济发展阶段
140～280                 300～6001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280～560                 600～12002                初级阶段
560～1120                1200～24003               中级阶段
1120～2100               2400～45004               高级阶段
工业化阶段
2100～3300               4500～72005              初级阶段
3300～5040               7200～108006             高级阶段
5040～                   10800～                  发达经济阶段
资料来源：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1989年版）
遗憾的是，这些理论并没有坚实的逻辑基础，无非是对过去的概括和对未来的猜测。在这之后，经济学家便逐渐失去了对产业结构的兴趣。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继承了经济学家的衣钵，他们的故事讲得比经济学家更绘声绘色。
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贝尔谈到：“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是本书的主题，它是有关西方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社会预测。”他认为，以技术为中轴，可以将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在他看来，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是当今世界上并存的三种社会形态。前工业社会主要分布在亚、非、拉等国，这些国家基本上依赖第一类经济部门：农业、矿业、渔业和林业。这些经济部门完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它们的生产率低，并且由于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而使其收益大幅度摇摆。工业社会主要分布在西欧、北欧、日本和前苏联，其劳动力的大部分从事工业或产品制造业。美国将是第一个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广泛地说，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那么后工业社会就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包括：①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②从职业分布来看，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③从社会治理来看，理论知识以及理论知识的代表者，如大学和学者变得更加重要，他们成为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④从发展的方向来看，技术的竞争至关重要，政策需要鼓励创造新的“智能技术”。
但是，在平坦的世界里，产业的边界正在模糊。产业的形态和我们传统的印象往往大相径庭。农业在我们的想象中是落后的、小规模的，但是，我的朋友周立教授游历美国之后却发现，美国的农业早已被少数几个集团公司控制。它们牢牢地占据了从生物基因到超市货架的整个食品体系！工业在我们的印象中是大工厂式的，但处于竞争前沿的跨国公司都正在放弃过去那种科层制的体系，而改用更为灵活的生产组织方式。于是，宝马不再生产汽车，波音也不再组装飞机，耐克卖的鞋子没有一只是它自己生产的。传统的产业概念已经不再适用，传统的产业政策也可能出现误导。

第21节：鞋子可能是高科技，但电脑绝对不是(2)

已故的商务部前任部长吕福源同志曾经到广东视察。一位企业家向部长汇报的时候说，他原来是做鞋子的，现在生产电子产品。部长非常高兴地说：“你很了不起嘛，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技术密集型产业。”企业家嘿嘿一笑，说：“部长，我原来做的是鞋子的模具，倒是还可以算得上有点科技含量，现在做电子产品，找一些打工妹组装，是地道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这个故事反映出了中国对外贸易正在发生的静悄悄的变化。过去的贸易是典型的产业间的贸易。中国生产鞋子，美国生产飞机。生产鞋子的国家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所以就集中生产和出口鞋子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生产飞机的国家有高科技，所以就集中生产和出口飞机这种科技密集型的产品。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这两个参加国际贸易的国家都能够获得利益。不过，这样的国际分工很容易会让生产鞋子的国家感觉郁闷。正如前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飞机。 
值得庆幸的是，国际贸易的格局正在变化。现在的国际贸易更多的是产业内的贸易。任何一个行业，鞋子也好，飞机也好，都可能会被拆分为许多不同的生产环节，这些生产环节又可能被分配到不同的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多工作流软件，这样就使得生产环节可以被拆分出来，分配给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人们去做，最后又可以非常方便地将之组装起来。一个大家已经熟知的例子是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芯片可以在美国生产，主板可以在台湾生产，键盘有可能是在越南生产，显示器或许是在马来西亚生产，但是最后会在苏州或是福建组装。一件产品在进入市场之前，就已经周游世界一圈。 
我们过去讲外资到中国，都认为老外图的是中国的劳动力便宜。但是这已经是一种过时的看法。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有可能已经出现了从供给过剩到供给不足的拐点，劳动力的成本以后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中国的土地价格也可能会上涨。随着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企业成本也会提高，那么，外资会不会舍弃中国，另寻新欢呢？很难，因为对外资企业来说，投资中国的最大优势是，在沿海一带已经形成了高度成熟和复杂的生产网络。一家较大的外资企业旁边，会有数十家、上百家甚至上千家供货商为它提供零部件。如果外资撤走，它很难一夜之间带走所有的供货商。 
如果外资不会大规模撤出中国，那么中国的对外出口仍然会非常强劲。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贸易顺差不可能急剧减少。中国现在参与产业内贸易的形式表现为加工贸易，即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然后在国内加工、组装。既然是加工贸易，出口的价值肯定要大于进口的价值，否则就没有意义了。而且，随着中国国内配套生产能力的提高，进口和出口之间的价差会越来越大。过去我们进口9元钱，组装之后10元钱卖出去，在国内只赚一块钱，但是现在可能是进口仅仅3元钱，组装之后卖10元钱甚至更多，那么这些价差都会转化为贸易顺差。 
美国越来越热衷于指责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是，在产业内贸易的格局下，这种对贸易数据的统计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现在的国际贸易统计只能按照所谓的原产地原则统计出口，很难区分在某一个国家之内真正实现的价值增加。事实上，中国对美国大量的贸易顺差，是由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从事加工贸易之后出口美国形成的，我们曾经大体做过一个估算，如果扣除这一部分“在中国的美国人对在美国的美国人”的贸易顺差，“中国人对美国人”就没有贸易顺差了，甚至可能是贸易逆差。 
我们过去划分产品和产业的标准也要改变了。过去的产业政策习惯于划分劳动力密集型或是科技密集型产业。但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也有高科技的生产环节，高科技的产业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我们又该如何去区分呢？还是拿鞋子说事。是的，鞋子确实是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但是我们在广东的东莞参观的时候，却发现一家鞋厂还生产带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鞋子！美国的治安环境越来越糟糕，校园暴力层出不穷，所以美国的富人会给他们的孩子定做这样的高科技鞋子，万一孩子被绑架了也好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样的鞋子价格比笔记本电脑还高。你说它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还是科技密集型产品？电脑常常被视为高科技产品，但是在中国，生产电脑的企业所做的事情往往只是把不同的零部件组装起来，你说它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还是科技密集型产品？生产芯片的企业肯定是高科技企业，但是最后要生产电脑的企业，往往是专门做最后一个环节的组装和装配。所以，鞋子有可能是高科技，但电脑绝对不是高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