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博士期间研究方向是数据库，但是对毕业之后做什么，是去学校做研究呢，还是去公司做产品还不是很清楚。1998年底，在毕业前夕我在宿舍闲着看报纸，突然看到在《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介绍刚刚成立的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文章。我记得的内容是对李开复、凌小宁、沈向洋这三位研究院创始人所做的集体访谈。文中介绍了微软公司在中国刚刚成立了一个做计算机基础研究的机构——微软中国研究院。说实话，那个时期微软在中国的企业形象不是很受欢迎，当时很多人都不喜欢微软觉得他给人的印象是商业手段霸道，技术创新很少。而且，对于当时的毕业生来说在外企工作也已经没有上世纪90年代初那么受人青睐，特别对于学计算机的学生来说，IT外企公司已经并非最佳选择。可是，当我看到了他们三位的介绍之后，我对微软研究院的兴趣就像决堤的河一泻而出：“就是这个地方了！”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从小就觉得做科学家是最崇高的追求，因此读书做学问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在我们那代人的教育中做科学研究是内心深处很向往的事业，而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做一些创新性的东西。当时就觉得微软中国研究院是一个能帮助我追求并实现这些梦想的地方。于是一拍报纸：去定这个地方了！
　　后来，我就给研究院投递去了毕业的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简历。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研究院人力资源部的郑薇小姐就通知我去希格玛笔试。我记得打车去笔试的路上，问了好几个司机都不知道希格玛大厦在哪里，即便是我当时是从离它不远的中国人民大学出发的。所有笔试的学生都安排在六层的一个大会议室，我到的时候已经满满坐着一屋子人。我记得当时还遇见了童欣，还和他打招呼来着。
　　笔试很快就开始了，内容就是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完成一张多题型的卷子，有智力题、数学题、编程题。因为已经很久没考过试了，考完之后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郑薇通知我去面试。那天，我和其他几名参加面试的学生被安排到五层休息室等候面试。那个时候感觉楼层里空荡荡的，没有多少人走动，研究院当时一共才八个研究员。我那天面试的时候，安排见了其中的六个人。
　　郑薇给我看了一张面试日程名单，第一个面试我的是张亚勤，我其实那个时候还没听说过亚勤。他看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办公室上班，你是我在这里见到的第一个人。”他那还没完全布置好，而且略显宽敞的办公室也印证了他的话。印象中感觉亚勤面试还是蛮明快的，他先让我花五分钟时间把我博士论文的课题大致介绍一下，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处于论文写作过程中，对课题的内容还是很熟悉的，于是我在白板上画了些辅助图形，大概用五分钟左右时间便较清晰地把论文提要讲述了一遍。然后，亚勤点点头，就跟我闲聊了起来。后来，我听一个同事谈起亚勤的轶事，说亚勤在面试的时候一般仅用五分钟便能判断出是不是要录用这个人。
　　跟亚勤面试完了之后，第二个见到的是李开复。那个时候已经通过对研究院一系列成立的报道中听说过开复了。一进他的办公室，他噔地一下从一叠试卷中抽出了一张我的笔试卷子，马上对我做了一场试卷点评。他颇有耐心地与我一道道缕了一下试题，对做错的题目他会跟我一起分析一下解题方法；对我答出来的难题，也会适当提出来特别表扬我一下，感觉很像以前在中学里老师和你一起耐心地分析问题的感觉。我记得当时卷子上有一道称小球的逻辑推理题，由于时间紧张，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题目，虽然我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但是却不是最佳答案。于是，开复就特地问我现在是否知道最佳答案了。我跟他说我知道自己没做出最佳答案，所以笔试结束回去后又好好琢磨了一下最终想出来了。接着他又问我大概是花多少时间想出最佳解法的，我说大概半个小时。他说自己也差不多花了半个小时想出来的，听得我心中暗自窃喜。总体感觉，开复问的问题还是挺细的，比如他知道我是做数据库的，还问我知不知道Jim Gray[1],看过他什么书等等。还有一个问题比较经典，我后来在早期面试别人的时候也经常借用的问题，他说如果我现在打电话给你的老师，他会觉得你最大的优点或者缺点是什么。
　　从开复办公室出来之后，第三个面试我的是凌小宁，他当时是研究院总工程师，一上来就考我编程题，因为我当时天天都在写程序，所以对他的面试我也一点也不怵。我记得他当时出了两道面试题，当我在白板上写好了之后，他便跟我探讨了一下题目，除了一些边界问题没有做到完美之外，对其他的都还挺满意的。晓宁那边基本上是挺技术的，就是做了这两道题。上午阶段的面试基本上就这样结束了，我和其他的几位下午继续奋战的学生安排在一起吃了一顿Pizza。
　　下午第一个见的是徐迎庆老师，聊起来才知道他是我计算所的师兄，比我早两届。我记得老徐出了几道智力题，其实这类题目我还是蛮擅长的，之前做过不少。跟老徐交流的过程非常亲切而轻松，整个面试到目前为止都感觉很好。
　　接着见的是李江，他问了我一些研究、编程类的问题。倒不是因为他的问题有多难，李江是一个略显严肃的人，做事很认真，所以当时谈话的时候我就觉得紧张，心里不住地嘀咕他这样不苟言笑的态度是不是因为我的表现不够好，所以从他办公室走出来之后就觉得比较忐忑。
　　最后安排面试我的是Harry（沈向洋博士的英文名），当时看到名单上的这个英文名字，心里还咯噔了一下，莫非我要用英语来跟一个老外面试么。虽然学了这么多年英语，基本的交流没啥问题，但是还是不能像中文这么流利，所以想到用英语还是比较慌乱的。当进入Harry办公室之后，发现是个特别年轻的中国小伙子坐在那里，就马上松了一口气。Harry一看上去就很有活力，交谈中不时地爆发出爽朗的笑声，而且语速也比较快。我至今印象比较深的是他问的一个问题，如果我把你招到我的组，让你从数据库改行做图形学，你看你最少需要多少时间。我当时想了想，咬了咬牙说三个月吧。我瞬即就觉得他对这个回答肯定不是很满意，应该很快打消了把我招入他组的念头。三个月对于正处于创业阶段的他来说实在是一个不能接受的期限，或许他要的答案是十天半个月，应该是能够马上上手做研究的。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慢热型的人，做事比较讲求稳重，按照我自己的个性的话，可能要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样的转型，所以当时真的是咬了咬牙才说了只需要三个月的。
　　面试结束之后，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员还报销了我从学校到希格玛的往返的士车费。一个星期之后，我又接到郑薇打来的电话，她问我是否有时间再去希格玛面试一趟，因为八个人中还有另外两个人没有见过我。我心里虽然嘀咕了一下这个面试怎么没完没了了，但是还是如约来到了希格玛。
　　第一个面试我的是刘文印，他在以色列获得了博士学位，来研究院之前是清华大学的老师，后来又到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总体感觉与文印的面试很轻松，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放马。第二个面我的是当时负责高校关系与人力资源事务的陈宏刚博士。因为是四川老乡，所以先扯了点家常。陈宏刚是学数学出身的，于是就给我出了一道颇有难度的极限数学题以及若干智力题。我还记得他当时出的一道智力题是关于烧绳子的问题，我灵机一动把这道题给做出来了。这个题目虽然在现在堪称经典，但是当时能做出来的人并不多。约过了两三天左右，陈宏刚亲自给我打来电话，通知我微软亚洲研究院给了我offer。
　　两天八人的面试就像打了一场仗一样，在与这些大人物的过招中，我时而匍匐深思，时而积极进攻，时而沉着退守，但最终还是赢得了这场战役。在整个面试过程中，亚勤的明快、Harry的爽朗、迎庆的亲切、开复的循循善导、凌小宁的平和，甚至是李江的严肃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研究院的人无论是面对陌生人或者学生，都非常亲切友好，这也影响到我后来在研究院工作时的为人处世。在与这些人的交谈中能感觉到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人，就觉得将来跟他们在一起做事业肯定是没有错的。经过这次面试，让我对自己向往的研究院有了个直观的认识和近距离的接触，我回去之后对进入研究院工作很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