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正在强化国际金融安全网建设，以构建由多边机制、区域金融安排以及国家之间签署的双边互换协议等多层次救助机制的安全网络。但真正有效的稳定机制还在于告别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广泛激活微观主体的创新禀赋，真正实现内生性增长。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十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全球金融变迁史而言，2008年作为爆发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标志性年份，其历史印记的深刻度远超以往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甚至，没人敢保证，全球已彻底清除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病毒。如今，十年过去了，真正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国家，究竟有几个，想必各国执政者心知肚明；市场是不说话但最能感知冷暖的交易平台与体系。十年来，所谓环球同此凉热，既准确又不准确。追求“更强劲经济增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关键主题，但无论是拉加德还是施瓦布，以及被誉为“高盛帮”代表人物的马克·卡尼，都无法回答全球究竟能不能避免新一轮金融危机这个命题。
 
而十年前的金融危机早已表明，金融过度深化乃至一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信贷扩张来支撑，在实体经济效益未能得到同步提高的情况下，最终会对经济体系造成难以修复的破坏。事实上，欧美国家私人部门过去十年来整体上在加速去杠杆化，但政府为避免需求过度萎缩却不断加杠杆，全球主要经济体均不同程度出现了大量信贷和货币创造被用于购买存量资产，而非生产性投资。如今，在全球金融市场高度联动、现有稳定机制存在功能性缺位、金融体系担保人不时上演国家层面的败德行为、各种力量体系“合成谬误”现象迭出，没有一个单一行为主体或国际经济组织能独立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失业率上升、不少国家负债累增，主权债务评级不时跳水，一些国家民粹主义势力抬头，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及各种形式的孤立主义盛行，给本就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债务安排既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更是导致新一轮危机的渊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再预警，高债务率不一定引发经济危机，但各国不应再优先考虑以财政刺激提升需求。2016年，全球债务总额达到215万亿美元，债务与GDP之比从2015年的320%升至325%，大大高出金融危机后2009年的历史最高水平；而到了去年底，全球债务达到了237万亿美元，几乎每月平均增长2万亿美元。及至今年一季度，全球债务总额再创历史纪录，达到247万亿美元。无论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在债务增长轨道上疾驶。来自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数据表明，1996年到2006年，新兴经济体的债务增加了9万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9千亿美元。而在2006年至2016年，新兴市场筹集了近40万亿美元的债务，大有赶超发达国家之势。
 
金融危机不断促使世人反思，危机究竟是源于人性的贪婪还是由于无法找到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最优解？而全球金融体系还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担保人抑或最后贷款人？另一方面，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为改善国际金融治理和避免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作了巨大努力，G20作为当今全球重要经济体的联合协调机制，在全球金融稳定方面负有最重要责任，其旗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作为协调跨国金融监管、制定并执行全球金融标准的国际组织，为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而勉力工作。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正在强化国际金融安全网建设，以构建一个由全球多边机制、区域金融安排以及国家之间签署的双边互换协议等多层次救助机制的安全网络。这其中，无论是作为相关金融稳定机制核心力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区域金融稳定机制代表的欧洲稳定机制，以及全球央行之间签署的数十项互换协议，等等，均是提高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有效性，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增长的机制性安排。
 
只是真实世界的经济行为演变向来难以兑现一般的静态假定。诚然，G20作为当今全球重要经济体讨论关乎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的有关重大问题的机制化平台，作用不可或缺，但其并非有严密制度设计与配套执行力的国际组织，其峰会取得的成果能否落实为具体行动，仍有赖于各国的行为自觉。在主要经济体不时祭出“以邻为壑”经济金融政策的大背景下，实现全球金融稳定更多时候仍是一种美好愿望。
 
今年以来，全球金融形势愈加不稳定，股市、汇市以及大宗商品市场均出现大幅动荡，华盛顿全力推行一切以“美国优先”的经济、贸易政策；欧洲则腹背受敌，既要应对英国“脱欧”，又要避免区内经济衰退。而主要经济体如何有效协调各自经济政策的“异步性”，恐怕是摆在包括拉加德在内的国际组织负责人面前的高难度命题。
 
金融危机的重要特点在于其爆发时间的不确定性，传导机制的高度敏感性，以及对经济系统的破坏性。尽管早就有人指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内部监察报告在2006年就准确识别出了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诸多风险因素，但在诸多大牌经济学家均认为美国经济体系是坚固且有足够弹性的背景下，过于自信的SEC并没有运用监管权力引导金融机构降低风险。而所有懂得金融危机发生机理的人都知道，金融危机本质上都与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有密切关联。因此，加强对金融危机的早期预警固然十分重要，但真正有效的稳定机制在于：告别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彻底走出信贷扩张支撑经济信心的怪圈，广泛激活微观主体的创新禀赋，真正实现内生性经济增长。一言以蔽之，通过改革提高资本回报率，强化既有金融稳定机制，才能实现中长期金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