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出生人口同比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约为12‰，同比回落0.52‰，出现了出生人口和人口出生率的“双降”，在很多文章中体现了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如认为：根据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虽比上年小幅减少，但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是2000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特别是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比重继续上升，“全面两孩”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这“两降一增”的背后，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化对未来经济社会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客观看待当前我国人口出生的“增降”

多年来，我国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阶段性特征和资源承载力等匹配状况调整着人口再生产类型和国家的人口政策。总体来说，目前我国人口进入了一个平稳增长阶段。

建国以来，我国曾在上世纪50年代中叶、上世纪60年代和上世纪80年代出现过三次人口生育高峰，这里有当时总的人口基数较低和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波动带来的“婴儿潮”所致。由于当时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政府及时调整人口政策，人口由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进入了有计划、可控制的增长时期。特别是到了改革开放后，国家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到战略高度，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长取得成效。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国人口出生率基本稳定在20‰左右，但每个时期的人口净增数仍是十分可观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至今，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较快回落，近年人口出生率已跌至12‰上下并基本保持平稳。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呈下降态势特别是与其伴生而来的人口结构性变化给我们敲响了警钟。2016年，15至64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约为72%，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超过10.8%。联合国将“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将“比例超过14%的社会”定义为“老龄社会”。从老龄化社会过渡到老龄社会，法国用了126年，瑞典85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一般认为，维持人口的不增不减，平均一个妇女一生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现有人口数量。而我国已经下降到1.6左右。2017年15至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0至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我国育龄妇女人数正呈逐年减少趋势，同时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也在不断推迟。再从性别结构看，2016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4.98(以女性为100)，男女比例失衡会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一个难题。

应认真评估人口变化的经济社会影响

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看，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医疗卫生技术进步和社会福利保障措施的不断完善，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几个重要的人口经济观察指标都呈现一个总体下降态势，但与此同时，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成为许多国家非常棘手的公共政策难题。像现在的欧盟国家、俄罗斯、日本和一些东南亚国家都面临着人口出生率减少和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增加和社会向前发展。

首先，养老保障跟进出现瓶颈。现在包括我国在内，大部分国家养老保障都是采用代际偿付的“现收现付制”，这是以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支付模式。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和社会老龄化的趋势，在职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将会失衡，由于资金积累能力差，从而导致抚养系数增大，现收现付制的收支失衡难以避免。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入不敷出的养老保险负担，不仅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经济效率，还会使政府的财政不堪重负，或将影响财税体系的正常运行，影响就业市场、房地产市场和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

其次，社会人口迁徙伴生出一系列社会冲突。对单个社会来说，伴随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态势，更多的人口会趋向大城市集中，带来城市拥挤和公共资源的短缺，给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形成很大压力。

第三，人口结构的恶化产生社会困境。一方面，年轻人比重下降，老龄人比重上升，社会生产力、消费力、创造力和全社会活力大幅下滑，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消费投资的循环，社会也会趋于保守；另一方面，性别比例的失衡，会造成受过教育的育龄妇女更多地离开家庭投入工作，结婚和生育意愿不断下降。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目前在一些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降低的国家表现得十分明显，我国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在未来或许会重蹈覆辙，不得不未雨绸缪。

加强人口战略规划扎实推进政策落实

应该说，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后，近两年我国出生人口明显增加。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出生率分别为12.95‰和12.43‰，与“十二五”时期相比，分别提高了0.84和0.32个千分点。总的来看，“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二孩出生人数的明显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孩出生数量减少的影响，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总的发展态势是好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就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调整人口再生产类型提供了基本思路，其中包含着人口政策调整、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养老金保障体系改革、就业政策和职业培训计划改革等等。比如，要加大统筹力度、加快步伐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平衡好代际支付关系；在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选择适当时机推出“延迟退休”政策；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实施家庭生育鼓励政策，为育龄妇女延长产假福利、强化卫生保健和鼓励兼职，给两孩子女提供特殊补贴和相关服务免税等；结合社会发展水平，适当时机还可以推出“全面二胎”政策等等。

当下还有一个尤其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要通过灵活的财税金融手段，切实降低城市生活成本负担，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方面增强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让那些有意愿生产二孩的家庭“想生生得起也养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