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一大早，小陈在杭州市区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往10多公里外的企业上班。“这个春节过得一点都不爽快，老板正月初六就不断打电话催我从湖北黄石老家回来上班。往年都是过了元宵节才回来，今年提前了5天。”面对老板开出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小陈似乎也无法拒绝。

    高经理在杭州经营一家承接集装箱国际运输业务的公司，他说目前自己最大的压力之一就是如何提高职员的薪资水平。公司90%的职员有大专以上学历，在他看来，现在每个月不开给他们三四千元钱根本留不住这些大学生。

    进入龙年以来，不少浙江中小企业的老板一方面担心国际市场消费需求总量变少，生产的货物出不去，另一方面则忧虑低工资水平留不住员工“迁徙”的脚步，不得不开始走上求新图变的转型之路。一些从事国际贸易的公司过去一心争取向海外多输出装有纺织、服装的集装箱货柜，现在则开始从国际市场进口红酒、橄榄油甚至大宗货物等；一些从事纺织、织造的中小企业纷纷改造办公楼，增加体育、娱乐设施，建起咖啡吧，营造外企般的工作环境与模式。

    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部门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种趋势：有55.4%的企业改善福利待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有46.8%的企业加强人员培训，提高劳动效率；有33.8%的企业加强技改和转型升级，减少普通用工量；28.6%的企业采取加强人力资源环节投入，加大招聘力度；还有9.5%的企业则加强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开展校企合作、劳务合作，企业通过多种措施来吸引和稳定员工。

    在国家级萧山经济开发区，一家集团的总经理介绍，去年元宵节前，企业员工到岗的情况不到70%；今年元宵节前90%的员工已经正式上班。他觉得，闹了多年的“用工荒”现象，今年春节后有所缓解。这在建筑业尤为明显。绍兴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大股东也告诉本报记者，随着一些房地产工程建设速度放缓，以往闹得最厉害的建筑“用工荒”现象得到缓和。

    不过，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眼里，温州今春“用工荒”的现象较往年并没有缓和，反而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一方面是去年以来，温州中小企业发展形势不是很景气，求生存、保运转的压力大，不可能有更多的钱用于提高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是温州的商务成本与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挤走了不少从事低端制造业的产业工人，但新兴产业的工人群体尚未出现，便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用工缺口。

    实际上，“用工荒”现象在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企业的裁剪、缝纫等岗位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是工作地点比较偏远、环境欠佳。其次是岗位薪酬待遇缺乏吸引力。安徽那边纺织工厂的工人每月能拿到3000元工资，绍兴纺织企业月工资水平只有4000元，两地1000元左右的工资差很难吸引已经返乡的“候鸟”。还有，一些企业对于加快转型升级、加大人员技能培训等治本的措施，投入力度偏小甚至顾虑重重。

    中国纺织服装博览城的一位董事说，在杭州、宁波、温州、绍兴等市工业用地价格突破每亩百万元之后，一部分中小企业纷纷转移至工业用地价格相对便宜的浙北、苏北地区，以及安徽省。仅中国纺织产业大镇——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投资建设的工业用地规模就达到1000多亩。这些项目建成投产以后，必然吸引与转移部分产业工人。

    今年春天，促使浙江用工需求发生逆转的原因自然还离不开中小企业金融生态环境的变化。浙江一家集团的董事长坦言，浙江的中小企业往往是相互担保融资，大胆地追求“跨越式”发展，一家企业倒闭了往往影响一片企业或一个产业集群。“如果还不重视中小企业金融生态环境重建工作，再过两年连依靠高利贷维持运转的资金链都要断裂了。”这名董事长说，6%点多的银行贷款利率与30%的高利贷利率存在一个巨大的获利空间，各种利益群体纷纷涉足，败坏了当地金融环境。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草根经济顺势崛起。30多年过去了，不少浙江中小企业老板仍然沿用过去的发展模式与经验，显然是不适应了。对于草根经济的觉醒与图变，浙江省正在用“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助推浙江经济结构的转型。过去，央企在浙江投资少，所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小。去年底以来，浙江省政府明确表达了与中央企业、世界500强企业合作的决心。

    在继续鼓励成千上万名浙商“走出去”、“闯四方”的同时，浙江积极引进“海归”高层次人才，发展海洋蓝色经济，以改善浙商群体的知识结构与浙江经济的质量。“虽然浙商身上一些地域文化已经根深蒂固，但我们对这种嬗变还是充满信心与希望的。”这位董事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