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节：中国的出口如此蹊跷(2)

伊莱克斯 /长沙中意
LG/春兰
Mitsubishi/海尔
三洋/科龙，荣事达
Sigma/美菱
丰隆(SG)/新飞
东芝Carrier/美的长岭
格力
来源: 麦肯锡 (2003), 第83页。
Hausmann,Ricardo,and Dani Rodrik,“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elf?Discovery”,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December 1993.
诺迪克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一国出口了多少数量的商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出口了什么。这是因为，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要比传统的经济学所说的更加微妙。在一个欠发达的国家，当企业家决定投资进入一个新行业时，会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哪个企业家最早进入，哪个企业家要承担的风险最大：如果他们成功，后进入的企业家会模仿他们，并以更快的速度进入这一行业；如果他们失败，则要独自承担项目的全部损失。这种外部性意味着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所能吸引到的对新产业的投资将会少之又少；用诺迪克和他的同事豪斯曼的话来说，市场只能诱发很小规模的“自我探索”。
但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政府的政策主导提供了最早的创新活动所必需的支持，而外资企业的到来加速了本土企业学习和模仿的速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有少数的成功，就会带动全盘的发展，因为一旦高生产率的产业被探索到，他们就会成为经济收敛的“杠杆”，使经济资源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这种由不同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及结构调整引发的经济增长正是中国经济得到飞快发展的根源。

第25节：制造业的困境(1)

制造业的困境
尽管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但是，尤其是到了最近几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着多重挑战：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可能逐渐消失；进口价格持续高涨而出口价格难以提价；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环境保护成本不断提高；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等等。这些挑战将影响到中国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和升级换代。 
韩长赋，《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劳动力供求的拐点是否已经出现？
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由于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政策，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生活在两个天壤之别的世界。在建国之初，公民的迁徙自由是得到明确保障的，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户籍制度便开始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尤其是农村向城市的流动。195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更是严格限制农村人口的流动。农民向城市流动被称为“盲流”即源于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对外开放和城市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外资企业大量进入带来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才引发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跨地区流动。据估计，改革开放20多年来，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民进城务工，已经转移了大约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很大程度上依靠廉价劳动力供给降低生产成本。农民工的实际工资远远低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更低于发达国家的工人。考虑到城市职工在住房、医疗等方面的福利，其收入水平是农民工的两倍还多。
然而，从2004年春天开始，“缺工”或者“民工荒”这样一些词汇频繁见诸报端，也成为沿海地区用工企业、劳动力市场中介和政府的热门话题。
往日的“好时光”可能一去不复返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的研究，在过去的 20多年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制造业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其对人均 GDP增长的贡献超过 1／4。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总人口结构“中间大、两头小”，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带来劳动力、储蓄的增加等，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但是，这一贡献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逐渐减弱。由于家庭生育孩子成本的不断提高，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太愿意生孩子。同时，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发挥了作用。目前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低于 6%，而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7.6%，跨过了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门槛。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6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将逐步减少。
当然，导致“民工荒”的原因也可能是结构性和制度性的。从结构上看，熟练劳动力的供给严重不足，而非熟练劳动力的供给可能过剩。对沿海经济圈20多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和5 000多位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三大沿海制造业基地都面临着普通农民工供过于求，有专业职业技能的农民工严重短缺的供求矛盾。调查显示，三大制造业基地重点城市2006年一季度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的各类最紧缺人员约为52万人，而通过劳动力市场应聘这些紧缺岗位的求职者约为18万人，用人缺口高达34万。其中各行业中最为紧缺的是缝纫工,其次是餐厅服务员、推销展销人员和纺织工、业务员、营业员、收银员、治安保安人员等；此外,设备操作工、汽车维修工、冲压工等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工种虽然需求总数不大，但是企业开出的用工价格很高。目前我国农民工总人数已经超过2.5亿,占产业工人总数的2/3,但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就业前没有参加任何职业技能培训,这严重影响了农民工向职业上游发展,同时伤及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另外，由于一系列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障碍导致了劳动力流动不畅，也是出现民工荒的一个原因。国家扶持“三农”政策如取消农业税和给予种粮补贴等措施，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提高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如果外出打工收益不能补偿外出机会成本上升的部分，那么，农村劳动力的意愿供给数量就会出现下降。
贸易条件的恶化
从2002年开始，能源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就开始逐渐走高；2006年之后，能源和初级产品的价格节节攀升。石油、镍、锡、谷类和小麦的价格均已经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这给中国的出口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中国的贸易条件正在逐渐恶化。所谓贸易条件，即一国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它衡量的是一个国家必须要出口多少商品，才能换回它想要进口的东西。
随着中国的自主生产能力提高，需要进口的产品主要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或者是国内匮乏的能源和资源类产品。但中国出口的主要是一般的制成品。中国出口产品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国外市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的增长速度，但中国进口产品的增长速度，又超过了国外供给的增长速度，因此中国的出口价格很难提高，但进口价格却不断飞涨。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进口价格年增长约为20%，但出口价格增长仅有10%左右。
初级产品价格上涨，背后有中国的因素。2001至2007年，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对石油的需求占到石油消费增长的56%。这是由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提高了对能源、电力的需求。国际能源机构预测新兴经济的石油消费增长将持续超过发达国家，在2007到2012年间，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每年大约会增长3.5%，而发达国家将增长1%。中国的高速增长也刺激着对金属的需求。2000年至2006年，中国对铜的需求占全球铜需求增长的90%。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带来中国饮食结构和对粮食需求的变化。2006年，中国对小麦、大米和大豆等需求占全球消费的1/5。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大约消耗了全球大豆出口量的40%。
然而，最近初级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也有投机的因素在内。由于美联储多年来采取低息政策，尤其是在次级贷款危机之后，美联储中止了升息的步伐，开始降息，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这就使得全球市场上的流动性日益泛滥。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吸引了大量的投机资金入市。美元的贬值、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产以及美国股市的不景气减少了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的吸引力，使得初级产品成了一种诱人的“替代资产”。
人民币升值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保持了持续升值的趋势。2006年5月15日人民币汇率兑美元首次破“8”，在“8”左右振荡调整两月之后，于2006年7月19日进入“7”的轨道并开始加速升值，2008年5月人民币破“7”进入“6”的轨道。到了2008年6月1日，100美元兑换692.27元人民币，相对于2006年初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升值了14.24%。